钱钟书文艺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

钱钟书文艺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罗新河（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8）摘要：钱钟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在中西对话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深宏广博、中西贯通、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

他的文艺思想是思想开放时代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把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合起来的历史要求，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钱钟书；文艺思想；对话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31X （2011）01-0087-04收稿日期：2010－11－18作者简介：罗新河（1973-），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钱钟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

钱钟书曾说：“我的原始兴趣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1］204因此他广泛深入地研读了中西方大量文化文学典籍，在一种中西古今对话与沟通的宏阔视野下，充分挖掘和探究人类“莫逆冥契”的诗心文心，并结合自己独特的审美和创作体验，做出了许多精彩透辟的理论阐述，最终形成了自己深宏广博、中西贯通、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从而为中国文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钱钟书独特的文艺理论和思想，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思想背景。

一二十世纪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反映在文学理论上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现代性、和创新性的时代品格，它一方面从纵向上内在承继着中国古老文艺的精神血脉，另一方面，又在横向上，吸吮着西方的文化养料，从而在一种中外文化及文学的交流和碰撞的历史语境中不断生发和变迁。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体现了文化观念和心态的转换和更新，体现了中国文艺美学从传统向现代、从中外隔绝向中外融合的、开放性的形态的转变。

这一点由王国维、梁启超等学术大师们建构其学术大厦，创立其文学理论的过程首肇其端。

王国维是接受、借鉴和消纳西方文艺理论方面的前驱者和典型人物。

他几乎是中国最早自觉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实践和理念在古老中国封闭保守的学术语境中带有一种学术启蒙的意味，他对于中外文化相互借鉴、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艺美学的世界性人类性性质和意义的意识，无疑深刻启发了后来者。

他提出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观念，是其学术实践的一大特色。

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方法做过如是评价：“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是也。

”此种评价无疑是对王国维贯通新旧中西的学术实践的最恰如其分的说明。

《〈红楼梦〉评论》以西方古典（亚里士多德）和现代（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解析中国传统经典文学著作《红楼梦》的美2011年2月第11卷第1期Fe b.2011Vo l.11，No .1湖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University学和伦理价值，《宋元戏曲考》在分析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品格时也同样运用了西方悲剧理论，王国维中西会通的学术尝试，别开生面，颇有创获，堪称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举。

尽管《〈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理论来讨论和解读《红楼梦》的人生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初步尝试，现在看来不无牵强偏颇、生搬硬套之处，如钱钟书先生就认为：“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

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掘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之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

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轭”，但这种尝试却为中西文学的交汇融通奠定了基础，使人们极大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2］，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做学问再也不能拘于一孔之见，一隅之得了。

另一个在近代学术现代转向上开风气的重要人物是梁启超。

梁启超曾对中外文化交融创新之现象，有一段颇为形象而贴切的比拟：“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结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

此例殆推诸各种事物而皆同也……今则全球若比邻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国，其文明皆已灭，故虽与欧人交，而不能产新现象，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3］从后来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说“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其对文明之间的交融和结合的特别强调，在当时顽固保守、思想闭塞的时代却是一种革命的举动。

梁启超此种理念是站在历史时代以及世界文化融合的高度俯瞰文明的走势而发出的一种希冀和要求，它也是后来中国新文化发展的一种准确预言。

当新文学在欧风美雨滋养下，结出它的第一批果实时，无怪乎它的研究者，即呼之为时代的宁馨儿。

而且梁启超也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了此种学术实践，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屡屡首开风气。

张荫麟曾对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进行过认真总结，认为，“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

”［4］在这一时期，“先生所贡献国人者，除应时之政论、及激发国民之爱国心之宣传外，尚有三焉：一则介绍西方学问。

国人得闻之亚里士多德、倍根、笛卡尔、斯宾挪莎、康德、卢梭、霍布士、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

……其于形上之学激发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兴趣，实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之伏线矣。

二则以新观点批评学术，换言之，即我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其论管子、墨翟，其论商鞅，其论王安石、论孔教、佛教，皆一扫传统观念，而为今日吾人大多数对于此诸家之观念之根基。

……三则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

……后有作中国近代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由此看出，梁启超对现代学术的转型所起的开拓之功是很大的。

然而，梁启超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应时之政论、及激发国民之爱国心之宣传”，学术实践非常有限，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其学术实绩作为学者相比王国维也较为逊色。

但在当时对于学术风气的改变，其功却是丝毫不亚于王国维的。

在前辈学人的倡导下，到了五四时代，此种中西交融和创新的现象，更加自觉和普遍，蔚为一时风气。

新文学的开拓者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茅盾等人，都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拿来者”。

新文学的文学理论从对文学的本质认识、美学价值，以及文学的接受等理论范畴都带有鲜明的西方的痕迹和色彩。

在新文学作家中提倡西学最力和最早的人是鲁迅。

早在1908年，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的题引就采用了尼采的话语：“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

蹉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这段引言透露出鲁迅后来的文化走向，以及中国新文化的趋势，那就是在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同时，积极探求和“拿来”西方的精神之泉，以浇灌中国的文艺之花。

这里的“新泉”与法国学者阿兰·李维比所说的“新的模式”如出一辙，依阿兰·李维比看来，在“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模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

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再次发现”［5］。

“新泉”也好，“新的模式”也罢，都是指称一种异质的话语系统，其功用就在于对原初文化语境世界的“再次发现”，这种发现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融与沟通。

这在后来新文学的发展中得到充分实践和印证。

与五四新文学相对立的学衡派，创办《学衡》第1期2011年湖南学院学报杂志，从一开始就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其成员吴宓在1915年的日记中谈到要编辑一种杂志以“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中西事理”。

虽然学衡派因为反对新文学运动，一直倍受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其理论的内涵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清理和重视，但在现在看来，他们沟通中外的理论主张在本质上却与当时新文学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随着新文学以及现代学术交融创生的气候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孕育诞生了一位集大成者：钱钟书。

美国学者胡志德说：“他（指钱钟书———引者注）的文学批评显示了对传统文学全部遗产的真知，显示了他对欧洲文学的灼见，这些真知灼见足以令许多西方学者汗颜。

”［6］这种概括无疑是非常确实的，但这种修养在王国维以来的现代中国学者中却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要求，只不过钱钟书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而已。

傅斯年先生就曾指出：“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日。

”［7］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钱钟书说出下面的话，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为了充实我们的审美经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我们的另一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回归自身。

文学研究中的妄自菲薄固然不可取，拒接接受外国文明的爱国主义就更不可取。

”［8］“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些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

”［1］186应该说，两者意思几乎是一致的，但就研究的境界来说，作为后学的钱钟书无疑更开阔，他不单单讲外国文学的知识及审美经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这在近代海通以还的中国成为一种共识，甚至都不自觉渗染了一层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以致谈中国文学而不谈外国文学，就给人一种严重缺失之感；钱钟书强调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和文论话语的重要参考价值，在那样一个言必称希腊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放到现在来说，也不为过时。

在乐黛云先生看来，“今天，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这种交流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

”［9］5可以说，钱钟书沟通中西的学术实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文化成果，正是那个思想开放的时代的必然产物。

二王瑶先生曾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内涵及历程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以王国维发其端，而承之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等，而以钱钟书作为终结（指作为中西贯通的标志性的大学者而言），构成一条近代学术发展的线索和链条，他说：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

……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

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