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

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作者：白杨陈冬生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09期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海峡两岸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都进行了土地改革。

通过比较两岸土地改革，发现存在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调整政策。

关键词：大陆；台湾；土地改革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21-03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新解放区生活的三亿多农村人口一无所有，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而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名曰：“耕者有其田运动。

”这两次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两岸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比较两次改革过程当中的异同，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一、两岸土地改革之同（一）社会背景两岸土地改革都是在农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旧中国，仍然维持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和富农仅为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却拥有五分之四的土地，他们利用所占土地无情地盘剥和压迫农民[1]。

而剩下十分之九的农村人口是贫农、雇农和中农，可想而知，其所占土地寥寥无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其一生也满足不了自身温饱，这样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当时台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之前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就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是横征暴敛。

致使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破败，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三分之一。

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着数百万人，导致物价暴涨，物资紧缺，经济本来就不振的台湾顿时压力倍增，雪上加霜。

到1950年，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农户总数的64.9%。

陈诚在主政台湾后极其恐惧，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国民党政权为了能在台湾立足，同时，稳定台湾社会以巩固政权，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因此，土地制度不得不改。

随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二）计划翔实、按部就班大陆的土地改革在计划阶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通过制定法律来总体规划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进行清匪反霸，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安稳；其次，通过减租退押的办法降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之后走访农村，了解实况；接着进行试点试改[2]。

经过如此翔实的准备，大陆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全面开展，顺利进行。

台湾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前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计划准备。

陈诚在推行“三七五减租”之前，首先，通过演讲来宣传减租政策；其次，为表明政府减租的决心，巡回访问台湾各地的地主；再次，命令地方机构积极筹备减租事宜，“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规定减租政策及实施办法；最后，全面推行“三七五减租”。

第二步“公地放领”推行之前，在地方成立了负责放领公地的机构，接着查实公地放领数量，之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第三步在推行“耕者有其田”之前，通过“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所有地籍进行归户，把同一所有权的土地统一归到一户，明确记载从乡到县，乃至全省每一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同时把1952年4月1日地籍名册上的土地作为实行政策的征收范围[3]。

随后即设立各级机构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以上的准备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

大陆的土地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

又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

要区别对待恶霸和非恶霸以及大、中、小地主。

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

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以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实现民主主义之急务”为指导，由陈诚负责开始推行，把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七五减租”，根据“台湾省政府”于1949年4月出台的《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在台湾强制实行减租政策，规定佃农交租金额不得超过37.5%。

这样一来，不仅缓和了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双方利益。

第二阶段——“公地放领”，是政府向农民出售所占公地，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付清，并且不负担利息，从而扶植自耕农。

公地放领早在1948年即开始推行，因为其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曾一度暂停，当减租初见成效之后，1951年，公地放领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

在此期间，由于农民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土地，因此，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1953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土地债券发行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扩大实施扶植自耕农政策，规定地主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农户手中，实现“耕者有其田，有其田者耕”。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台湾当局乱中求稳。

（三）分工协作的各级领导机构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各级领导机构是两岸土地改革的又一相同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机关：第28条规定“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大会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第29条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机关。

”①依据规定，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具体指导，在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

成立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各大区除东北和华北区外，亦先后经中央批准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归大区军政委员会领导。

接着，各省、专区到县在土改前都建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4]。

通过成立各级土改领导机构，防止了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大的失误，使得土地改革工作得以井然有序地开展。

台湾地区也成立了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以指导土地改革工作。

在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时，主管机构在省为民政厅地政局，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并且成立了其他机构来协同政府工作[5]。

自上而下、明确分工、相互合作，共同推进。

二、两岸土地改革之异（一）不同的政治目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国民党在1930年6月通过《土地法》，之后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在一些地区尝试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同地主阶级联系甚密，以至于无法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还对封建地主多方面妥协。

当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其在台湾横征暴敛，导致1947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二·二八”事件。

这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反抗[6]。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租佃制度严重恶化，社会动荡不安。

对于共产党给国民党的沉重打击，陈诚又恨又怕，他说：“共产党借土地改革，引起农民叛乱，终使大陆变色。

”[5]他认为，土地改革不仅能促进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在台湾人民心中地位，更是对付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渗透”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台湾进行“和平渐进”的土地改革。

由此可见，两岸进行土地改革，有不同的政治目的。

大陆土地改革是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广大农民，恢复农村生产，以发展社会生产。

台湾土地改革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维护其统治地位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攻击。

（二）不同的经济条件大陆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经济已经崩溃，国民党不仅带走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恶意毁坏生产设备，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工农业遭到重创，大部分的私营工商业停产关闭，农业生产跌到1936年的三分之二，工业下跌一半以上，人民生活艰难。

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经济封锁，政治包围，中国共产党要想改变严峻的内外形势，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

”②与大陆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时享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一，国民政府没收了日本、汉奸和不法商人手中的土地，从日本财阀手中接管了大批由其直接经营的耕地，约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

这就是“公有耕地”。

仅在1948—1958年这十年间，国民党就从“公地放领”中所获地价总额就有271 155公吨稻谷，657 959公吨甘薯。

第二，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多数大企业的所有权，从而有资本赎买地主的土地，因此，地主得到大企业的巨额股票，既把地主引导到工商业，又可以进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蒋介石曾私下派遣心腹把国库里的所有财产运至台湾，一共5亿美元左右。

还带去不少资产，如设备、技术人员。

这些资产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还能加快发展工商业。

（三）不同的结果1953年初，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实现了农民多少年来渴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受益的农民不可谓不多，其获得的土地面积不可谓不广。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封建主义的基础已被彻底打垮，帝国主义残余特权已被废除，中国人民被掠夺压榨的对象的时代已告完结。

”由于推行了土地改革，使得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土地的主人变更为农民；他们有着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国家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障碍；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

台湾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开端。

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极大地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使较为多数的农民从中受益，获得土地，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三七五减租”使得租税大幅降低，加之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劳力以及资本的投入。

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16年连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5.2%。

推行土改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对于经济的参与和提高做出了贡献，即增长的购买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