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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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一)

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一)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

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

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

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的权力”（遇罗克）。

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择梧而栖。

换句话说，那是政治局委员们对于常委名额和总书记宝座的争夺。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当陈胜敢于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

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

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

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IS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

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

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

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

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词）。

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

汉武帝三大文教政策

汉武帝三大文教政策【摘要】：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是适应汉武帝谋求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来的。

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基本都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代文教政策的确定，以及学校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均被汉武帝所采纳，并经汉武帝以后的两汉历代皇帝逐步加以推广和实施，终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取士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制度。

一、论三大文教政策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是适应汉武帝谋求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来的。

《举贤良对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贤良文学诏所写的三篇论文，该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基本都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代文教政策的确定，以及学校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兴太学以养士董仲舒站在维护皇权、维持封建大一统的立场上，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政策。

他认为，若要实行有为政治，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问题。

然而，汉初不举士、不办教育，私学虽然繁荣，但培养的人才却规格各异、思想不一，这就很难满足封建集权制国家对统治人才的需要。

所以，董仲舒从国家政治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欲想壮大统治、加强官吏队伍建设、提高吏员素质，就必须重视发展教育，必须兴太学，以此来培养国家政治所需的统治人才。

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23]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兴太学以养士”的动议，并责成丞相公孙弘付诸实施，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在西汉京师长安设太学，置博士2人，博士弟子50人。

自此，汉代建立起以太学为首的中央官学体制。

(二)重选举以取士董仲舒把养士与取才结合起来，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任用中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管理选拔和任用制度，设立察举制。

汉代官吏选任制度

汉代官吏选任制度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阶层注意总结前人尤其是秦朝用人经验和教训；根据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形，建立和推行了一套新的选官用人制度。

一、惩秦之弊，信用士人“士人”、“士子”、“儒（生）”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俗称。

西汉创建者刘邦，由秦的泗水亭长起家，曾经对“儒”等有识之士颇为轻视。

《史记》郦食其传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称帝后，著名辨士陆贾劝导他，在马上打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应该依靠武力夺取政权，而以知识治理天下国家，“长久之术”在于“文武并用”。

刘邦从此开始改变对士人的态度。

在倒秦战争中，刘邦又亲眼目睹了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情景。

因此，当西汉王朝一建立，刘邦便比较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了秦朝排斥士人参政暴虐而亡的教训，开始信用士人。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

原秦博士、投奔刘邦的大儒叔孙通提出建议：制定朝纲国典、礼仪制度。

刘邦采纳了，征集原鲁国地区的儒生30人，研究和制定国家礼仪，以明君臣、上下的尊卑秩序。

刘氏朝廷因之威风肃凛，等级森严。

刘邦情不自禁地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他懂得了信用士人作用何在。

此后，西汉王朝政府对知识分子是比较信用的。

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此后长期成为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做了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很不利的事情。

但由于对汉王朝专制统治益处很大，所以备受重用。

从此汉朝君主已经不再存在信用士人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更重用代圣立言的儒士。

汉昭帝死后一度掌管朝政的霍光，也曾深有体会地说：“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

于是他以昭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盐铁官营会议”，探讨和论证盐铁专卖政策。

今存《盐铁论》便是当时的记录。

整个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列的西汉132个“名人”中，知识分子占43个。

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

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提要：西汉时代的士与帝王关系极为复杂，思想对弈是其复杂关系的一种体现。

西汉大儒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奏对，反映出当时士人与帝王在思想文化上的既不同又有一致的地方，通过解析这种思想对弈，有助于我们认识两汉思想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两汉君臣；董仲舒；天人三策；思想对弈自秦汉开始，中国古代士人与帝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相对自由转变为森严的统属与君臣关系，彼此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也具备了新的特点。

探讨这种新的特点是两汉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我认为，在两汉各方士人与专制帝王的关系中，思想对弈的意味很深长。

从思想对弈的角度去认识两汉士人与帝王之关系，进而把握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点，是很重要的。

近人徐复观先生研究两汉思想史，着力于此而收获颇丰，即是明证。

[1]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对于董仲舒思想论述时也较早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2]本文拟通过西汉董仲舒的奏对汉武帝，来考察与论证士人与帝王的对弈关系，进而探讨汉末魏晋思想文化的演变，以冀对于两汉思想文化研究有所裨补。

一所谓思想对弈，犹如下棋一般，充满着角逐对抗的意味，同时又是在一盘棋的天地中进行的。

两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之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

从总体上来说，在两汉封建专制社会中，士与帝王的关系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而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

帝王对臣下操生杀予夺大权。

汉武帝选举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了许多士人。

他曾对别人说：“方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言表。

”（《汉书·东方朔传》）言外之意，颇为自己善于擢拔人材而得意。

但恰恰是这位专制帝王，杀戮了许多士人与大臣。

因此，士大夫借助于儒学来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辨护，以抗拒专制帝王的淫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思想对弈，则是应运而生的产物。

论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全面封建专制制度

论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全面封建专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跃汉武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帝王。

不仅他的文治武功对汉帝国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秦王朝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里，全面推行一系列专制主义的政策和制度，为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里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极为深远。

一、政治制度——完善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汉帝国建立之初，“汉承秦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承袭秦王朝的郡县制，但部分地采取了分封制。

汉武帝即位后，着力于推行“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策，打击和排斥分封制，进一步完善郡县制。

在政治领域里强化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郡县制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支撑。

为了网罗人才，汉武帝还采纳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开创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

武帝令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孝子和廉吏）各一人。

此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被察举上来的儒生，送到中央任郎官。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

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武帝对这样的选官制度还是不放心，又另创中朝预政的政治制度，以保证其惟我独尊的专制统治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实行。

所谓“中朝”，是指与由宰相为首的正规职官组成的“外朝”相对应的由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皇帝的近臣（中朝官）组成的政治机构。

在中朝出现之前，丞相是政府的行政首脑，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过程，但是等到中朝一出现，真正得到皇帝信任并和皇帝一起参与决策的是中朝的官员，而不再是以丞相为首的合法的政府系统官员。

原来的合法政府官员被排斥出决策圈之外，成为一个政务执行机构，真正的宰相职权落入了中朝官手中。

2选官制度和官员考核制度的演变

三、选官制度和官员考核制度的演变1、世袭制2、战国：商鞅变法“按军功授爵”；任免制；俸禄制；上计制；玺符制3、汉：汉初，吏多军功，郎官（任子和赀选）；汉武帝察举制（董仲舒，孝廉），兴太学；东汉察举，征辟（辟召）-累世公卿，世族地主4、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08年材料）-门阀士族（11年选择王与马）；梁武帝，通经选才；北魏，停年格（崔亮）；西魏北周，“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苏绰）5、隋唐：科举制隋文帝：考试选士“明经”“秀才”隋炀帝：进士科唐：国子监，六学常举：六科每年明经、进士道举吏部到礼部铨选制举：皇帝武则天：殿试和武举玄宗：整饬吏治诏，县令科举选官的意义6、北宋：科举制，殿试成为定制；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的改革（精贡举，选经济之才；三舍法；废明经，明法科）7、辽金元：仿汉制，多是为汉人开设，与民族政策有关8、明清:明：国子学国子监；武学、宗学、三氏学、卫学、四夷馆等。

八股取士科举制唐宋明清清末张居正改革：整顿学证，禁毁书院清：特简，会推，荫袭，举荐科举：康熙增特科；康乾南巡召试捐官官缺制大计；京察；军政四、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1、秦朝：设御史大夫（司法审判），兼理国家监察事务；2、两汉：汉武帝十三州部刺史，司隶校尉光武帝：刺史、司隶校尉权重加大3、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曹魏曹操校事和刺奸之职；御史台刘宋：典签4、隋唐：唐御史台，唐太宗道的设立5、北宋：审官院、审刑院通判的设立及职能（知州的监督）；6、元朝：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7、明朝：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地方监察；厂卫特务构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监视。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_孙家洲

2004年7月河北学刊 Jul.,2004第24卷第4期 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24 No.4史学研究新发现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孙家洲1,王文涛2(1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100872;2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摘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

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

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作者简介]孙家洲(1955 ),男,山东省莱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王文涛(1956 ),男,河南省潢川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48-05 [收稿日期]2004-04-28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

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

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著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

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 先王立政,以制为本。

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

[1]( 孝文皇帝纪上)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

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试论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在哲学、社会、政治、学术等方面的观点，对汉武帝的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政期问，他揭露时弊，力主改革，务实求治。

本文旨在对董仲舒丰富的吏治改革思想作一梳理，并初步探讨它在历史中的地位。

一、建章立制，整饬吏治汉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随着形势的变化，统治者逐渐放弃了黄老学说，随之而来的法律条目的日渐增多和一大批酷吏的出现，表面上统一、昌盛的西汉政权安定中涌动着不稳定的暗流，潜藏着危机。

对此，董仲舒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政府的种种弊政尤其是吏治腐败进行改革。

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说：“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他认为，官场出现“惟利是趋”现象的主要因为在于吏治腐败。

：x,／．t t t，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汉武帝对财富的贪欲：“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明尔，尤恶之，况求利乎!故大王使人求富求金，皆为大恶而书。

”对于“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大官僚们凭借其富贵权势与民争利的腐败现象，董仲舒揭露道：“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并指出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的贪欲与民争利是政治腐败的恶因，也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恶因，而道德的沦丧更会加重政治的腐败。

董仲舒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要改变选官制度，废除“任子”和“赀选”制。

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

”其次，要“求人”，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

再次，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

他说：“君人者，国之元。

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

失中根淑之儿歌理论对中国儿歌理论建设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汉武帝为什么要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汉武帝为什么要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为什么要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

青年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

汉武帝时他应诏对策，受到重视和采纳。

董仲舒在先辈儒学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一统”的客观需要，改铸传统儒学，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对户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长久的影响。

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三篇。

董仲舒写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

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专制主义”判之。

近来文化学者已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概括“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此类极端言论。

他们的‘独尊’，无非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了汉家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

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家的独存。

董仲舒的本意，绝非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

”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个别言辞，而从精神实质去分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第一，汉武帝以后实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太史公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七略•诸子略》、评述各家各派学术短长，正是“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的史征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体系，也并非纯粹单一的儒学，他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他吸收阴阳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就是明显的事实。

董仲舒对汉朝司法制度的影响

董仲舒对汉朝司法制度的影响汉代的司法制度主要是沿袭秦朝，并且进行了许多变革。

具体而言，有：中央：丞相司直、廷尉；少府尚狱；大理寺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

其中，以丞相司直掌握廷尉和少府两个衙门，实际上是丞相的下属机构；廷尉则有一定的独立性。

此外，汉朝还设置了左、右内史，分别掌管京城和皇帝离宫所在的地区的行政事务。

汉朝的监察制度在秦朝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初，董仲舒曾根据古制“群臣奏事不得相干”的原则，建议将监察范围由三公扩充到列侯，形成监察系统的网络。

地方：各郡国有地方司法机构，如“郡国皆有狱”。

郡国皆设啬夫（秦时的乡官），掌刑狱。

郡太守为本郡最高司法长官。

县为地方行政机构，县令、县丞掌刑狱，县尉负责治安。

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司法机构，司法机构的职权很大。

司法机关职权很大，一般人可以控告于此，但对一些重大案件，则必须由皇帝亲自过问才能定案。

同时，汉朝法律还特别规定，父子兄弟相互之间不准犯罪，一人犯罪，全家连坐。

当时流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观念，甚至还把这种观念推及到婚姻领域，即规定同姓、宗族、邻里之间不得通婚。

虽然这种观念在汉初相当盛行，但它无疑是奴隶主贵族意识在法律上的表现，同封建等级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武帝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使得法律不仅打击了社会的不平，而且逐渐加深了等级制度。

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都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法律条文是用汉语写成，并非书面的“秦律”，“秦律”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文字。

董仲舒针对当时儒学盛行、朝政腐败、人们的思想意识极端落后等情况，对汉代法律进行改造和补充。

董仲舒在法律思想上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正统。

他继承前代儒家思想，并结合法律实践加以贯彻。

儒家思想在汉代法律中占有统治地位。

中央的监察部门最高的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

中央监察机构负责处理官吏失职渎职等事，同时对地方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吏进行监察。

董仲舒论证专制统治的学说

董仲舒为了论证专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抛弃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取而代之。

他通过将法家的"三顺"之说演化为儒家"三纲"之说，将儒家对等之伦理主义改变为绝对之伦理主义，从而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改变也迎合了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钟爱，并极力发挥董仲舒"三纲"之说的政治统治作用。

在董仲舒的政治化儒家思想中，皇帝是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他认为，要保证君主的权威，维系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关键在于"尊君卑臣"的绝对君臣观念。

这种观念最初是由法家提出的。

尽管先秦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道"高于"政"却是其坚持的基本政治性格。

因此，董仲舒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应帝王之学"。

在这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儒家的政治系统稳定观是保证君主的权威，从而确保政治系统的稳定。

这种观念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高频考点模拟试卷73(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高频考点模拟试卷73(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论述中国秦到清末的选官制度。

(兰州大学2014年历史学综合真题)正确答案：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主要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四个阶段。

(一)秦在商鞅变法时制定二十级爵。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

奖励军功的作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

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

(二)察举制。

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故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之说。

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

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

到武帝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而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以选拔到真正的人才。

因此，新儒学的代表董仲舒提出正式建立察举制度的主张。

他建议由列侯、二千石郡守，每年从地主阶级中推举茂才、孝廉各一人。

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初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

从此之后郡国每年推举孝廉的察举制度正式确立。

除孝廉一科为察举取士的主要科目外，武帝还不定期设立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科察举取士，以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

这些被察举到中央的人员，一般都在郎署供职，由郎官再逐渐升迁。

(三)九品中正制。

曹丕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了颍川士族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1)内容。

九品中正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

其办法是：委任“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本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符地的士人，作出“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

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评定的等级，共分九品，大致二至三品为高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

董仲舒与汉朝文教政策

董仲舒与汉朝文教政策教师招聘考试中，古代各朝代的教育思想是考察的一个方面内容。

汉朝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王朝，其教育政策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提到汉朝，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省景县人，汉景帝时曾为博士。

在汉武帝，政治的发展需要从汉初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思想转变为有为政治。

为此，汉武帝带着在政治上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举行了贤良对策。

面对这样的问题，董仲舒进行了一一的作答，他首先肯定了“有为政治”。

在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中，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大文教政策。

首先，董仲舒认为必须要进行思想的统一，他认为必须改变汉初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学术混乱局面，统一思想的程序应该自上而下。

因此，我们后世简单的概括为他提出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一开始就将思想统一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独尊儒术”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教育理论领域。

其次，董仲舒认为要实施有为政治，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才。

董仲舒认为，君主必须得到贤才的辅助，才能够不必昼夜勤劳，尽思极神。

而要得到贤才，就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要养士，要办教育;第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得到。

针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董仲舒提出了兴办太学的主张，他不仅把太学看做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

针对第二个方面，董仲舒建议加强选举的严格管理，在官吏的提拔任用过程中克服论资排辈现象，实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上面的两个建议也被汉武帝采纳，从而逐渐演变成了汉朝的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

因此，他的三大文教政策，简单可以概括为：(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重视选举;(3)兴办太学。

除了上述的考点外，在教师招聘考试中，还会涉及到董仲舒关于人性观的观点。

董仲舒的人性观可以概括为性三品说，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整体上来看，董仲舒的观点属于考试中比较生僻的考点，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结合历史背景，快速把握考点。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1)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1)[摘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

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

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

[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作者简介]孙家洲，男，山东省莱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王文涛，男，河南省潢川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04-0148-05[收稿日期]XX-04-28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

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

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著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

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先王立政，以制为本。

……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

”[1]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

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直面制度变革：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汉文帝时期，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为制度的欠缺、国家的软弱而太息流涕，发出改制以求强的呼吁。

他特别针对政治等级失序的问题，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

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作者：苟儒男来源：《学理论·下》2020年第09期摘要：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是国家统治根基牢固的基础，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和天人感应的治国理念使汉武帝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理想成为可能。

经董仲舒整合强化之后的儒学体系，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渗透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之中，积淀内化于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以统一的文化力量构筑起了中国皇权王朝的执政根本。

本文通过简要探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大义以及这套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立足与发展，简述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思想;汉武帝时期;积极作用中图分类号：K23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9-0087-04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无法忽视董仲舒献于汉武帝的“贤良对策”。

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为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和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整个民族意识形态的整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

一、董仲舒思想概要西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是精深独到，在他的推动下，将儒学置于发展的巅峰状态，从此，任何学说流派无法与之较量。

虽然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为了适应西汉统治的需要，在儒家学说中糅合、增添了一些新动力，改造成了新的思想体系，但究其本源，董仲舒的理论支撑还是来自于孔孟荀的儒学思想。

（一）儒家治国思想的应时运用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以“仁政”和“德治”为主，要求统治者在统治中力求“仁政”，做仁君。

主张以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来治天下，反对用苛政和刑律来治天下。

此外，孔子用模式化的礼治思维去规范人民的心智系统和无以复加的“忠君”思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伦理纲常，对于形成臣属型的政治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臣民们面对强大而又威严的君主，只能是俯首贴地，无限敬仰。

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

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

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

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

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的权力”。

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择梧而栖。

换句话说，那是政治局委员们对于常委名额和总书记宝座的争夺。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

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

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

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

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

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

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

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

教育学考研大纲重要考点董仲舒与三大文教政策

教育学考研大纲重要考点|董仲舒与三大文教政策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汉初三大文教政策之一。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维系了两千多年。

2、关键词3背景知识[董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

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

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四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

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

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

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影响与作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汉代的官学和选拔制度考察

汉代的官学和选拔制度考察官吏的选拔是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朝逐渐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包括军功爵制、任子、赀选、上书拜官制、察举制、征辟制等。

这套选官制度的完善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经验探索。

汉初，秦朝的军功制选官尚能延续，但随着王朝统治渐稳，军功地主开始没落。

文景时期，“任子”、“赀选”等制度发展起来，扩展了官吏的来源，但其能力却无法保证，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

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颁行察举制，并辅之以征辟制，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选拔具备学问和道德的官吏，对汉代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察举制是汉代官吏选拔中最重要的方式。

它显然行之有效，汉朝选任了一大批精英官吏，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

但遗憾的是，察举制自身也带有巨大的消极面，它的主观随意性使举荐轻易陷入私人意志的漩涡。

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王朝覆灭。

一、汉朝前期的选官方式：任子、赀选和上书拜官1、便利大官僚、大富豪垄断政治的“任子”和“赀选”制度汉初的官员，除了通过军功擢升之外，就是选自郎官。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1]，郎官规模很大，多达上千人，负责守卫宫殿、做皇帝的随从等。

西汉的郎官，一部分是通过“任子”任命的。

西汉时，两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期满三年，就可以保举家族子弟一人为郎官或太子洗马、舍人等官职。

西汉时的苏武、刘向、霍光等，东汉时的桓郁、马廖、宋均等，都是因家中父兄的功绩被授予官职的。

但大官僚子弟们未必全然贤能，因此从西汉起，就一直有人建议废除此制度。

赀选也是汉代选用郎官的方式之一。

“赀”，指钱财资产。

西汉初年，规定拥有资产十万钱以上，而又不是商人的，向政府缴纳一定的钱财就可以做官。

景帝时放宽限制，降为四万钱。

史书记载，文帝、景帝时期的张释之、司马相如二人是赀选为郎官的。

赀选并不能等同于卖官鬻爵，而是指必须具备一定数额的财产，方可取得做官的资格。

汉武帝以后，“赀选”的本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演变为一种买卖官职的权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