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征程静待启幕

新一轮改革征程静待启幕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顾问陈和午

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大对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改革”一词在十八大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新一轮改革蓄势待发。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社会各界的共识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而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征程面临的攻坚战。

一、收入分配待破局

尽管酝酿8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未露出真容，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势在必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十八大报告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而且，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此前，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而从10月23日起，官方媒体人民网接连发表了十篇《聚焦收入分配改革系列报道》，围绕收入分配改革出现的问题、本质、解决办法等作出深入的探讨。

收入分配改革要破局，最关键的是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中国经济改革过去走的是国富优先导向，目前整个国家的GDP已居全球第二，财政收入连年大增，突破了10万亿，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也由2003

年的6家增至2012年的54家，从这些情况看，国家的确是富了，但民富却仍是个问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道高坎。相关统计显示，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警戒线，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

回顾过去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个“画饼”工程，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跑不过GDP，跑不过财政税收收入，跑不过国企利润的增长。“十二五”规划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过去规划较多追求“国强”转向追求“民富”。然而，“十二五”即将过去两年，收入分配改革的格局却并未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低0.8个百分点。而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4.8%，企业收入增长了20%，都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水平。

中国经济“蛋糕”已经做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这是共识。但如何提速收入分配改革，却又是大难题。过去10多年间，不管是2001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设计的总体方案，还是国家发改委2010年和2011年两次上报的改革草案，均“只见打雷，不见下雨”。毕竟，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改革，不仅关系到经济层面，也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这项系统工程要想取得实效，单兵突进显然是行不通的，应当有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而打破既有的垄断利益格局，不让收入分配改革被强势利益群体的话语所绑架，却是当下重中之重。实际上，酝酿多年的《工资条例》被搁置，或拆分成单项出台的尴尬境地即说明了改革进程中相当大的阻力。

二、垄断利益待打破

收入分配改革要破局，打破垄断利益关系掣肘是关键。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经济数字高涨的同时，中央政府—各大部委—垄断国企—地方政府—行业利益群体——黑色经济团体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也呈日益强化之势，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而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复杂不清，纵横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加剧了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利益统筹的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量权力和资源，是强势利益集团之一。中央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存在追求自身局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这从中央财政收入连年“喜气洋洋”即可观之。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受到其他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并有被削弱的倾向，近年来中央政令被地方打折扣有点越来越普遍了。而本应保持政治中立的中央部委，由于手中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逐渐演变为部门权力利益化，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越来越浓，部委决策、中央背书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委的部门利益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央政府的总体利益，这也造就了各地驻京办异化为“跑部钱进”的阵地。事实上，近年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隐蔽性转向公开化。

地方政府无疑是市场经济下利益觉醒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追求经济利益错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地方政府GDP至上观念始终顽固，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已然破局，中西部新一轮GDP大跃进拉开序幕；土地财政长久不衰，“新圈地运动”轰轰烈烈，过度倚重房地产的畸形模式仍持续发酵，借城市化建设或新农村建设之名让农民“被上楼”现象也早已蔚然成风。而垄断日盛的国企，在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计划的刺激下，开启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等。十八大报告中“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定调，又给打破国有垄断利益集团增添了变数。

此外，游说能力极强的行业利益群体正在日益壮大，一些传统垄断行业的改革或者原地踏步，如电力行业，或者隔靴搔痒，如金融行业，而其对政策的影响

力却在不断增大。同时，房地产、电动车、出租车、乳业等行业的利益群体显性化迹象愈来愈突出，这些利益共同体往往是官商权力相互勾结，使得政府部门的某些权力被架空，影响和干扰行业标准与政府决策或立法，严重影响企业和市场的公平，侵蚀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藏身于地下的黑色经济团体，也可以视为强势利益集团中的分利者之一。高额利润的诱惑使黑色经济在某些领域取代市场、政府配置资源的现象频繁出现，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危害了社会稳定。它们之所以能够顽强的存在，有的甚至日益壮大并形成产业链，其背后往往依附着政府公权力，与一些腐败官员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形成了巨大的保护伞和强硬的后台支持。

如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的疯狂，如何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要求统筹全局的中央政府跳出自身利益的束缚，敢于和其他强势利益集团进行切割，才能使改革不至于束之高阁，才能让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举推进。

三、改革共识待落地

中国经济改革到今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模式也导致了经济这条腿长，政治这条腿短，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下一个十年，中国只改革经济体制，不改革政治体制显然是行不通的。要打破改革的停滞状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共同推进，这是新一轮的改革共识。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所说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在经济领域，两个非常关键的改革方向是：一是处理好速度与效率的问题，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问题。关于速度与效率的问题，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当前可谓遭遇内外双重困境，如何处理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经济稳增长的关系，这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到底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真正考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问题，如何扭转当前政府审批边界模糊不清，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模式，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边界非常关键。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市场的存在价值，在于公平竞争机制下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10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一次取消和调整了314项行政审批，并把广东省设立为行政审批改革特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决定提出的“新两个凡是”（即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给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几多期许。

在政治领域，启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两大关键。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让人民有更多权利，让干部受更多制约，明确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施政方针，启不启动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