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作为文本世界：女性主义的反省

传媒作为文本世界：女性主义的反省潘知常林玮殷曼亭一总论若要对女性主义与大众传媒批评有一个细致的印象，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名词：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传媒批评。

feminism在中国一般有两种译法：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期，学术界一般习惯于将之译为“女权主义”，后期则多以“女性主义”指代feminism，这看似是一种翻译上的不统一，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

在feminism的第二阶段，即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的时期，女性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前期“女权主义（运动）”所指涉的政治运动的范畴，进入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义批评时期。

与其它的理论形态相比，女性主义应该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

持女性主义观点的文化批评尽管都是从性别权力结构入手展开了它们的文化批判，但与其它批评理论相比，女性主义批评并非是一个单一的领域，相反由于批评者各自的理论背景及切入问题的角度不一，女性主义批评也体现出多元的女性主义批评形态，一般说来，传统的女性主义主要分为下面的这三种女性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一方面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指向父权制度，同时它也认为压迫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对父权制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被结合起来，主张在社会变革中彻底改变旧的性别关系。

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历史积淀而成的父权制度决定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统治肯定并扩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使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上，它们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并将女性气质视为一种优越于男性气质的差异性存在。

因而，它们主张女性完全脱离父权制的控制，建立一个独立的女性社会。

与之前的两种相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单一地归结于父权制或资本主义制度，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与压制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它体现在法律之中，也体现在大众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女性的被排斥中，因而主张就法律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整顿，促使男女平等的实现。

当然，随着理论的一步步发展，细分女性主义批评，我们还可以列出这些女性主义类型：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出现和繁荣是发生在Feminism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我们习惯译为“女性主义”这一阶段。

正是在这一阶段，大量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关注大众传媒批评领域，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从而也成为传媒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批评类别，女性主义传媒批评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惯例的批判态度，女性主义者们纷纷从性别权力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从中观照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出构成这样一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由上文所列举的各种女性主义流派来看，女性主义无疑是一个涉猎相当广泛的批评。

同样，从性别关系这一基本结构出发，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也在其理论建构中检验并评判了一系列大众传媒批评，并将这些大众传媒批评——如阿尔都塞及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等——中的有效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中，促使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研究在拓展其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地向纵深处发展。

在上文对女性主义稍作了解的前提下，我们将就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中使用得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作一梳理，以期对它的理论形态的独特性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参照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对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的阐述，我们可以提炼出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以及意识形态分析。

先看内容分析批评。

在三种研究方法中，内容分析批评在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在早期的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中，它无疑是基础性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对电影、妇女杂志、报刊、广告、电视栏目、肥皂剧等媒介中。

早在《女性的奥秘》（1981）中，贝蒂?弗里丹的就已经采用内容分析对妇女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

“内容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某个项目出现在文本或广告中的次数、制作者的‘兴趣’或意向，与受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文本的全部意指，或者制作者通过文本所意指的东西，‘隐藏’在这种关系中，可以靠识别和清点有意义的文本特征来揭示。

内容分析被实用地界定为大规模地、客观地、系统地研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它们把计算内容项目用作往后解释的基础。

”在戴尔这段对内容分析的界定中，我们可以获得这些信息：其一、内容分析批评是一种以量化分析为基本手段的批评方法。

通过对传媒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加以统计与分析，如对某种类型的广告中女性角色的种类与出现方式、出现频率的统计，“计算女性角色或女主角的数量，在情景喜剧中以一个女性为代价而换来的笑话出现的次数，或者是戏剧性的暴力场景中有关女性犯罪或针对女性犯罪的次数”。

其二，内容分析批评总是致力于最终对某一“处境”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

一般说来，这种定性的结论包括在对传媒中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的统计与比较中，得出媒介中对性别角色（分工）的有关规定。

例如，在广告中，女性普遍地出现在服装、食品、家用电器、厨房用具、清洁工具这类产品的广告中，或者作为具有性诱惑力的形象被安置在广告中，而男性形象则多数与高科技产品的广告联系在一起。

批评家进行这样的一种量化分析与比较，其目的在于，她要指出在这类传播角色安排中，女性形象总是塑造为是具有“女性气质”的、或是某种性对象，她被定位为被动的、顺从的、享乐型的、被观赏的、被情感支配的性别角色，她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家庭、依赖于男性的社会范围中；相应的，男性形象则被塑造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主动的、能予人以安全感的、有决策能力的、权威性的、理智型的性别角色，他活跃在多样的社会领域中，成功地扮演着各种重要的角色，肩负着引导社会走向进步的重任，从中，批评者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媒体在它对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中复制、甚至强化了一套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

其三，深入来看，内容分析批评的展开、及其对性别陈规的批判能够发生作用并具有价值，依赖于塔奇曼（G. Tuchman）所称的“反映假设”理论。

“反映假设”认为，受众是媒介运转的必备条件，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必须反映社会价值标准。

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大众媒介选择反映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标准，将社会的状况“象征性的表现”出来，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一“真实”的同时，必然掩盖了某些“真实”，因此，它导致了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的歼灭”。

而在这种“象征性的歼灭”的过程中，媒介所表现的性别陈规再生产、并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早已规定的男女关系的不平等。

它再一次确认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必须扮演的妻子、母亲、主妇、或者花瓶美人的角色。

这暗示着具有权威的、有力量的、有理性的男性“天然”地支配着被动的、柔弱的、非理性的女性。

在内容分析批评中，批评者注意到媒介中的“象征性的歼灭”强化了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主张媒介表现应该反映出妇女的实际状况，从而使这种媒介表现有助于实现社会中的平等，使妇女与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工作权利、工作待遇和工作机会，进而突破性别陈规的规定，改变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社会角色。

这使得内容分析批评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密切联系起来。

然而，由于内容分析批评过分依赖于对媒介文本的分析，它也存在着自身严重的问题：其一，内容分析方法将研究视角局限于媒介形象之上，从而严重忽视了在媒介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受众、尤其中能动的受众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内容分析批评中，批评者最终所作出的定性的结论依赖于对受众两种假定：首先，内容分析批评假定了在受众心目中，媒介所塑造的性别形象具有着现实性和真实性。

因此，受众会将这些性别形象解读为现实的人而加以模仿。

其次，它假定了受众不具备自由选择的自我意识，她们只能被动接受外界信息（媒介传达给它的信息）。

因此受众会不加批判地在现实社会中模仿媒介中所设定的性别分工模式。

而在实际情况中，受众与媒介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一维的，在这样一种动态联系中，社会的、心理的、地域的等种种因素都会加入其中，产生影响。

其二，内容分析批评采用单一的量化分析法对媒介文本进行分析，易于导致它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力因素的盲视，而满足于唯一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分析视角。

内容分析批评一旦习惯于停留在它的量化基础上，而忽视了对媒介形象为何产生、如何产生及如何在其受众中产生结果的深层分析，将会导致它成为“非理论化的”研究。

“它并未打算回答文化表现来自何处这样的问题；在各种媒介领域里发现的不同表现类型如何完全相符；各种表现怎样和为什么随着时间而变化？如果没有某种理论，就很难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内容分析依据了这样的主张：媒介的各种表现是一致的和相同的，并不含糊，也不矛盾，媒介所表现的性别角色陈规是清晰的和始终如一的，并不复杂，可以接受不同解释。

”因此，内容分析批评在向人们提供某种性别陈规图景的同时，却无法对这一图景下的隐含意义进行处理。

“描述性别歧视内容的研究，不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被描述的内容与产生它和它在其中运作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内容分析批评的非解释性特征，使得批评者们产生了这样的警惕：首先，内容分析批评仅仅停留于对表层意义的揭示，将可能导致批评者对某一（先入为主所设定的）模式——如单一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支配模式——的套用，即批评者有可能用一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来规划她的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并最终得出她所期望的结论，这无疑会使人们对内容分析批评是否真正具备“客观性”产生疑问。

其次，由于内容分析批评不注重对媒介文本出现并发生作用的深层意义进行分析，而满足于在统计中得出一个平面式的结论，这可能会使它的结论在媒介商业的操作中被加以利用和篡改。

这就是吉尔所称的被“简化”的危险。

吉尔以“权利”、“选择”、“自由”等这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口号为例，指出在某些广告中，这些口号会被转化为妇女对她的“个人风格”的选择，进而被简化为“消费”什么（商品，如化妆品）的选择，如此一来，原本具有政治意义的口号在广告中实际上被加以了篡改。

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所提供的各类数据，在揭示媒介形象所蕴含的性别陈规惯例时，内容分析批评明显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现实效果，这无疑有益于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对父权制的批判。

但正如上文我们所指出的，内容分析批评所提供的有关男女关系的静止图画并不能深入解释媒介形象为何产生、如何产生及如何在其受众中产生结果的问题，同时，这一思路也将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局限于单一地对媒介文本的分析中，因此，女性主义传媒批评需要在其对定量分析及对表层意义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对质的分析及对隐含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