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义胜：谈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曹义胜摘要：通过对国内外二元经济结构相关理论研究，探讨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走“一元化道路”的最好选择。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从户籍、土地、区划调整、公共配套诸方面协调并进，需从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角度去探讨和研究适合我们自己国情实际的城镇化新路径，不是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需要解决农民和土地间的关系、城镇产业发展、打造现代化农业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注重小城镇发展和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政府治国理念和职能转变、效率和公平等六大问题。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引言二元经济是指采用先进技术的现代部门与采用落后技术的传统部门的并存。

它是所有国家在经济社会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之后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等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我国学者也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分析。

国内外关于二元化经济结构理论的探讨与分析对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学者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论述1、阿瑟•刘易斯的观点。

阿瑟•刘易斯通过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一种称为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

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较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

”[1]他认为这两个部门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别，农业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着绝大部分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

2、费景汉、拉尼斯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拉尼斯意识到刘易斯模型忽视了农业的作用，所以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提出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划分方法，其次还把产业差别和地域差别并列为二元结构的内容[2]，他们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重视农业的剩余作用并指出：农业是依靠输出剩余劳动力而获得发展的传统部门，农业积累的产生和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是同步的，工业部门充当着自身持续发展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唯一源泉，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

但其中农业剩余只是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移出后才能实现，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移出而减少，即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

3、乔根森的观点。

乔根森同样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他是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放弃了剩余劳动和不变工资的假定，认为任何从农业中出去的劳动力都具有正的边际产出；农业剩余的大小决定工业部门的发展。

即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必要条件，且农业剩余越大，现代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转移也就越顺利。

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边际生产力，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品，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另外，托达罗等通过引入城市问题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进行了修正，使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得到不断的完善。

不管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还是乔根森，都将农业剩余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作为工业化的道路，他们都认为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及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

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也一直借鉴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在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不统一，处于城乡分割状态，因此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从这些特征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但又有其自身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3]。

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杨小凯、郎咸平、郭少新等，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体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差，但又有其自身特征。

2、三元经济结构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因此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分析认为中国是一个三元经济结构的国家，虽然各种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把“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作为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元作为独立经济形式，不仅毫不过分，而且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经济结构的确切描述”[4]，认为农村工业已构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新工业系统，形成三元结构，而且通过农村工业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经济的一元化。

3、四元经济结构理论。

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出发，认为以产业类别相区别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三元经济结构”论，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即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

”[5]4、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存在环二元经济结构论，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忽视了“三农”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逐步演变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一方面出现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在地区之家、产业及企业之间也出现了二元化的现象，[6]也就是说中国不但总体上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相互区别的二元化现象，而且在各地区、各产业及各企业甚至内部都出现了二元化现象。

上述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经济结构、四元经济结构、环二元经济结构等理论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

四、二元化经济结构的中国形态及一元化道路选择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形态历程大致为：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近现代先进生产技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步入我国传统的亿元经济结构之中，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时期。

[7]从最初的“洋务运动”算起，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先进生产方式的成长极为缓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近现代工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份额仅为10%左右，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新中国建立起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后，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独特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农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政策以后，这种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才开始出现转机。

分析二元化经济结构理论及中国国情，我国选择一元化道路过程中解决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只有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之后，农业部门才有可能变得有利可图，才具有充分吸收现代技术和经济资源的魅力，也才有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重组。

我国在这一过程中，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7]实现二元化经济结构选择一元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在中国。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一元化历史来看，大体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二是欧盟日本模式。

美加模式对传统农业较少实施保护政策，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近现代化及其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相反，欧日模式是对传统农业过多实施保护政策，市场机制在三次产业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为此，1、我国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取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表现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低，这给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内在矛盾，所以要想破解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就需要破除行政壁垒，制定吸引农民工进城的政策；破除经济壁垒，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制定合理可行的城市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

2、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从表面上看，农民可以自由的进城打工，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农民工”，但是，农民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弱，使得农民在身份、地位及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不仅要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同时农民自己也要不断强化自我，提高素质，争取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协调发展工业化战略，促进农业现代化。

协调工业化战略是针对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弊端提出来的，协调工业化是在以工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的同时，兼顾到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做到以工促农、工农共同发展，力争使农业走产业化之路，农村走城市化之路，农民走市民化之路，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工农间的差距。

综上，我国在经济结构一元化进程中，应始终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结构演进和调整的首要目标，并把农业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与农业产值比例保持大体一致作为目标。

由此“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走“一元化道路”的最好选择。

五、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提出、实施与推进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2000）和“十五”计划（2001）提出的城镇化战略，在总结前一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出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并步入快车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即“四化同步”。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载体，从十七大报告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载体，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关键性地位。

新型城镇化要以服务在此居住和生活的人为中心，以产业吸引人才居住。

新型城镇化和传统的城镇化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六点上：一是效率更高；二是质量更高；三是资源更节约；四是生态更环保；五是规模更小；六是成本更低。

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当中国处于工业早期和中期时，在工业的有力推动下，城镇的规模扩大和质量内涵得到了提升，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