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述评(一)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20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
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
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
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
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
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
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⑸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
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⑸、袁行霈《陶诗析疑》(7)。
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
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
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数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人口史、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比较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变革是学术界特别给予关注的课题，这除了这一方面的成果比较集中外，还集中表现为在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别召开了唐宋变革学术讨论会。
同时，学术不规范，低水平重复的状况依然存在。
农业水利本年度农业方面的论文相对比较多，且在材料和观点方面均有所突破。
李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与内容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通过简牍所载主要经济内容的分析，认为该文书的性质是年度户别税钞总计，而不是租佃契约文书；并探讨了文书中的“丘”与乡里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其可能是乡里之下用以标示地名的小自然村、居民点。
文章对官田出租类别中的“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火种）田”、“旱田”与“熟田”的实际含义进行考证；并指明三国孙吴时期官田的地租形态是“按亩计征”的实物定额租。
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文史哲1）的基本观点是：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
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
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
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莂》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孙继民《走马楼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见孙吴的亩制》（中国农史2）指出，孙荣强《孙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几个问题》注意到了孙吴的亩制问题，指出汉代有大小亩制(100步为小亩,240步为大亩),鉴于目前公布的吴简出现有“一亩一百卅步”、“一亩一百五十步”、“八亩二百卅步”等，推测吴初长沙一带实行的是大亩。
实际上,根据吴简资料本身，可以进一步推定孙吴的亩制就是240步为亩。
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之我见
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之我见——以巫术与社会为中心的考察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史定义即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
简言之，它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研究往昔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而后者研究现实的上述内容。
对社会史的认识1、专史说，专门的研究领域，如同其他专门史一样，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民族关系史等。
开拓了历史研究领域，形成了全方位了解历史风貌的新领域。
2、方法论，作为一种研究的新史观，摆脱传统束缚的新思维、新观点，对历史学机械的研究方法以及为政治服务，为当权者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历史人物、事件评价，凝练榜样功能的一种反思。
3、新视角，研究对象的改变，市郊、群体、层次的改变，注重普通人的历史、社会下层、大众的历史，无论新政治史、新文化史、新心智史的视角都转向这一研究对象。
社会史特点它与历史研究其他分支相比，特点在于它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之上，因为社会本身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关系；即便它偶尔涉及个体，也是将其视为社会现象或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研究的。
以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社会史研究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或者是某个年龄集团或性别集团、职业集团，这些也都是群体，而且也很少有专门研究某一个家庭的。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几乎是与其母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等宽的，这就表明它必与其他分支学科具有交叉的地方，比如阶级这个社会集团又是政治集团，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史或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民间崇拜或巫术既是社会行为，体现特定的社会心理，但又是宗教行为，又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故又是宗教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不过前者着重从其社会联系入手，发掘其社会影响或在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史研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整体社会的研究，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过去的10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国内的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美等国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不少成绩。
这些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
限于篇幅，这里只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扼要地介绍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意见。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介绍稍详；对于有定论的问题，则从简。
一、政治史对本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学术界素来颇为关注，成果甚丰。
在职官研究方面，阎步克的系列文章对本时期散官发展、官职位阶化、军号散阶化进行了探讨。
《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认为，曹魏末年创制的九品官品承继了汉代区分官位尊卑的朝位运用规则，官品中的官职前后排列形成一种等级排序，若干同类官职构成了不同的“位”，从而形成了繁多的“阶级”；“阶级”同时是官员所累积的个人官资，通常以秩满、朝廷不时开恩“普增位”等方式获得；官阶之外的勋阶大约主要来自军功，与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关系密切。
《魏晋南北朝的军号散阶化进程》考察了本时期军号散阶化历程，指出“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及滥授，使其虚衔化、位阶化的主要动因，军号的阶官化是以序列化为其内容。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考察了文散阶在南朝与北朝的不同进程，认为在北朝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军阶的拉动，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使其进化为位阶；南朝由于“文清武浊”观念使文散官的阶官化的进程相对迟缓。
这一时期先后建立过许多胡族政权，出现许多带有胡族色彩的官职，因此，对这一时期官制的研究较其它时期要更加复杂。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分析了十六国政权中胡汉分治的情况，认为大单于和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的国家机构形式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
同时指出许多官职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内涵发生了变化，如在许多政权的统治者未称王前，长史就不仅是一个属吏，而实际执行着尚书令仆的职责。
历史学论文-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1）
历史学论文-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1）（一）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
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
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
清代干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着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
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
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
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着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
隋唐史著的主要发展
隋文帝初年，为加强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撰国史，违者重罚。
而这也成为隋朝史学不能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虽然隋朝的官修史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唐朝的官修史书相比，无论从认识还是撰述上都不如后者。
唐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加强，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唐高祖武德五年根据令狐德棻的意见下令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
唐太宗贞观三年又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且在这一年对修史机构做出调整，正式设立史馆。
至唐高宗时上述官修史书基本完成，显示了官修史书的重大成就。
唐初除了官修史书的成就外，李延寿承其父志，撰成《南史》、《北史》，作为官修史书的补充具有重要意义，唐朝亦把其列为“正史”流传至今。
与李延寿《南史》、《北史》相类似的纪传体通史，还有韩琬的《续史记》和高俊的《高氏小史》，虽然不及南北二史影响深远，但《续史记》与《高氏小史》作为唐代纪传体通史的代表作，也有着特别的价值。
除纪传体通史外，唐代的编年体通史主要有许嵩的《建康实录》、马总的《通历》和姚康的《统史》等。
《建康实录》虽在体裁方面为后世学者诟病颇多，不能算是一部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但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通历》记载了从“太古”
到隋的朝代兴亡，有记事，有评论，虽然记述上比较“粗”，但其评论也有后人所肯定的地方；而《统史》作为一部涉及社会生过各方面的通史，内容相当丰富，“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之前，中国史学上编年体通史的最高成就”。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札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读书札记目录一、魏晋南北朝 (2)1.1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3)1.2 魏晋南北朝经济发展 (4)1.3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艺术 (5)1.4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冲突 (7)二、隋唐时期 (8)2.1 隋朝政治制度与法律 (9)2.2 隋朝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11)2.3 隋朝文化与艺术成就 (12)2.4 唐朝政治制度与法律变革 (13)2.5 唐朝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 (15)2.6 唐朝文化与艺术的辉煌成就 (16)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人物 (18)3.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家 (19)3.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与艺术家 (20)3.3 隋唐时期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 (21)3.4 隋唐时期的文学家与艺术家 (22)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事件 (23)4.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25)4.2 隋唐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26)五、结论与展望 (27)5.1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总体评价 (29)5.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趋势与影响 (30)一、魏晋南北朝我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吸引，随着汉朝的衰落，社会秩序出现了剧烈的动荡。
士族地主的力量崛起，传统的士族文化与新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随着少数民族的入侵和融合，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格局的变化上，也体现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
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族文化和士族阶层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士族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阅读这本书，我对士族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士族阶层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还被这一历史时期的科技进步所吸引，尽管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都出现了显著的进步。
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分析
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分析隋末唐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涵盖了隋朝的衰亡和唐朝的兴起。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探讨其原因和影响。
一、隋末的动乱和统一隋朝在高祖杨坚的统治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统一。
然而，隋炀帝杨广在位后期，由于强迫劳役、过度征税以及腐败等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
这些内外因素的叠加导致了隋朝末年的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局面。
同时，隋朝在与突厥等民族的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得国家财政压力巨大。
由于军费开支过度，百姓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最终，隋炀帝无力应对内外压力，导致隋朝的灭亡。
二、李渊的起义和唐朝的建立隋朝覆灭后，混乱的局面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背景下，唐朝的建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李渊，一个出身于军人家庭的贵族，意识到了时机的重要性，于公元618年发动了起义。
李渊凭借着军事才能和略微强大的部队，在长安建立了政权并自称为“唐王”，这标志着唐朝的正式建立。
随着李渊的掌权，唐朝开始了长达290年的辉煌历程。
三、隋末唐初的社会变革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是政权更迭，还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首先是唐朝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改革，以恢复社会秩序并提升国家发展。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了农田制度改革，使得土地重新分配，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唐朝还推行了科举制度和乡试制度，以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
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国内外贸易蓬勃发展，使得城市兴起并繁荣起来。
同时，唐朝也是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诗词、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四、隋末唐初的外交关系隋末唐初的历史变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带来了重要的变化。
隋朝在统一后积极开展了对外扩张，与邻国的关系相对稳定。
然而，隋末唐初的动乱和政权更迭使得中国的外交关系重新洗牌。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绪论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几个现象1、朝代更迭频繁与政权的分立东汉末年开始，社会逐渐走向衰败、动荡，而自公元220年魏朝建立至公元581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立局面，360多年间，经历了魏、蜀、吴的三国鼎立，西晋、东晋的更迭，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南朝前后历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则先有北魏，后分为东魏、西魏，两者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替。
这段历史，整体而言，可谓动荡，称之为乱世，未尝不可。
朝代更迭的频繁，本身即是政治斗争激烈和社会纷乱的一种表现。
而士人作为知识的主要承担者，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主导社会的作用，很自然地被裹挟入严酷的政治旋涡之中，深度地介入整个动荡的时代。
这样一来，他们对个体自身的生存境遇和面临的时代状况往往有复杂而敏锐的感受。
就个体的生存而言，时代的混乱使得士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政治立场和个人情志等因素影响到他们在时代中的命运，不少士人或死于具体的政治事件（嵇康、陆机、谢灵运等皆是），或惴惴于政治夹缝之中以求存（阮籍即是），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此时显得异常突出。
《晋书·阮籍传》中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之说，这种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整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时代状况而言，战乱和分裂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迁徙，导致生活的凋敝、疾病的流行。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有云：“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
”足见动乱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而疾病的流行，也对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刘桢都于公元217年染疾疫而终，号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也是在这一年病逝。
正是这样的时代状况，促使此期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些共同的主题：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这些主题与药和酒的关系极为密切。
鲁迅先生写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讨论了相关问题，后来王瑶以此为启发，写有《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可以参阅）生死问题是人类最为切身而古老的问题，相关的思考，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普遍存在，尤其以道家最显突出，《庄子》一书即充满对生死问题的多方思考。
2010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真州 、 润州 、 江宁 、 通州 、 江阴 、 青龙港等六个港口分 势不是扬州衰落的主要原因 。 唐宋之际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变迁， ， 担了扬州原有的贸易职能， 则是宋代扬州衰落 的 最 关 键 原 因 ⑥ 。 张 沛 认 为 在 唐 代 工 商 业 中 已 经 出 现 了 许 多 的“行 ” — — 行 会， 这些“行 ” 不仅是日益增多的同业商店的名称， 有的 已 逐 渐 演 变 成 了 同 行 业 的 联 合 组 织 — 开始具有宋以后行 会的基本特征 ⑦ 。 牛来颖认为唐宋时期， 从突破原有的街道构造到城市布局的结 构 性 改 变 、 城 市 功 能 的 拓 展 等， 最初就表现在房屋 进而发展形 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 。 接檐造舍从纯粹的构筑行为的技术性改变 逐 步 带 来 城 市 中 建 筑 空 间 结 构 的 改 变 ， 唐宋以降， 随着城市发展的日 益 成 熟， 城乡之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产生了明显的落 成城市新格局 ⑧ 。 许哲娜指出， 更进一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 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⑨ 。 差，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近年 来 比 较 活 跃 的 领 域 。 马 文 涛 指 出， 嘉 峪 关 出 土 的 魏 晋 墓 壁 画， 透视出魏晋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期。 瑡 瑏 瑢 瑏 瑣 瑏 瑤 瑏 瑥 瑏 瑦 瑏 瑧 瑏
：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 ， 《南都学坛 》 2010 年第 2 期 。 张跃飞 ： 《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 》 ， 《西南大学学报 》 2010 年第 6 期 。 马剑 ： 《唐后期江淮城市的发展及衰落 》 ， 《史林 》 2010 年第 6 期 。 陈磊 ：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 ，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2010 年第 5 期 。 张剑光 ：《 〈法苑珠林 〉 》 ， 《南都学坛 》 2010 年地 2 期 。 牛来颍 中所见的唐代长安里坊与佛寺 ： 《港口体系变迁与唐宋扬州盛衰 》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2010 年第 1 期 。 周运中 ： 《论唐代工商业者的 “行 ” — — — 以长安西市为中心 》 ，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 2010 年第 3 期 。 张沛 ： 《唐宋建筑结构变化与城市新格局 — — — 以接檐建筑为例的研究 》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10 年第 1 期 。 牛来颖 ：《 “围城 ” — — 试论唐宋以降的城乡差别观念 》 ， 《史林 》 2010 年第 4 期 。 许哲娜 的困惑 — ： 《魏晋河西地区庄园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模式 — — — 以嘉峪关墓壁画为中心的考察 》 ， 《宜 宾 学 院 学 报 》 2010 年 第 3 马文涛 ： 《大夏国铁弗匈奴社会经济状况探析 》 ， 《兰州学刊 》 2010 年第 3 期 。 胡玉春 ： 《南朝地方官吏对开发江南地区的贡献 》 ，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 2010 年第 2 期 。 杨钰侠 ： 《唐代西域经济开发研究 》 ， 《中国农史 》 2010 年 1 期 。 张安福 ： 《隋唐五代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 — — 以棣州为中心的考察 》 ， 《东岳论丛 》 2010 年第 6 期 。 杜立晖 ： 《唐后期华北平原经济状况分析 》 ， 《西北师大学报 》 2010 年第 4 期 。 陈丽 ： 《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 》 ， 《社会科学战线 》 2010 年第 7 期 。 卢华语 、 胡安徽 ： 《唐代山东农业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 ， 《中国农史 》 2010 年第 1 期 。 李取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总目（1—22）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总目（1—22）展开全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朝资料》是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史学同仁刊物。
刊物以“资料”为名，实际内容以研究论文为主，由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创办并担任主编，多位武大魏晋隋唐史研究名家撰稿，至今已经编辑出版19辑，最初为内部资料，后改为公开发行，在海内外魏晋隋唐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1辑（1979年5月）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唐长孺王真保墓志考释陈仲安王伯当——隋末农民战争资料札记黄惠贤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丸校尉” 陈国灿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上）谭两宜编，黄惠贤、陈国灿、程喜霖校订第2辑（1980年12月）贞观十四年（640）手实中的“合受田” 唐长孺《常何墓碑》写本录文《常何墓碑》跋黄惠贤跋《武周张怀寂墓志》陈国灿敦煌石室所出《唐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书后朱雷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下）谭两宜编第3辑（1981年11月）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唐长孺僧懿及《伐魔诏》一书黄惠贤北凉的按赀“配生马”制度朱雷李显甫开李鱼川之时间考卢开万华陀之死及其生卒年程喜霖高昌郡纪年唐长孺敦煌发现计账式的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带来的汉文文书六一三号（上）［日］山本达郎著、谭两宜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古代及考古中心研究所藏吐鲁番所出汉文佛经残文书目录前言彭肇兴译第4辑（1982年12月）跋《敬史君碑》唐长孺《程知节碑跋》补黄惠贤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陈国灿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 朱雷《魏书·陆俟传》所载盖吴之死辨疑卢开万北府与北府兵杨德炳释烽铺程喜霖跋郗昂《歧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王世平律令格式陈仲安附录一：唐神龙散颁刑部格附录二：唐开元水部式敦煌发现计帐式的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斯但因带来的汉文文书六一三号（下）［日］山本达郎著，谭两宜译对均田制末期敦煌地区土地四至记载的考察（一）［日］山本达郎著，孙晓林译第5辑（1983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上）唐长孺释“艻”、“棘” 李格非《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唐长孺读《周书·于谨传》书后黄惠贤对未刊敦煌借契的考察陈国灿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籍帐制度考察朱雷贞观以后唐政府在北方的限奴措施卢开万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来源杨德炳唐代烽堠制度拾零程喜霖跋管元惠神道碑陈仲安跋四川茂汶县北较场坝点将台唐代石刻题记陈仲安《唐昭武枝尉曹君（通）神道碑》跋鲁才全关于均田制末期敦煌地区四至记载的考察（二）——现在的户主和过去的户主［日］山本达郎著，孙晓林译第6辑（1984年12月）唐代的内诸司使（下）唐长孺读《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书后黄惠贤唐代瓜州途程——唐开天“过所”实地考察小记陈国灿释“不良人”与“白水郎”——读《唐大和上东征传》质疑朱雷南朝齐梁时期“三调”、“三课”考释卢开万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鲁才全读史札记二则杨德炳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二则程喜霖都督散考陈仲安《武经总要》的编纂和版本孙继民唐代均日制的给田基准考——特别以吐鲁番的实例为中心［日］土肥义和著，冻国栋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一）［日］池田温著，李步嘉译第7辑（1985年12月）读《僧传》论两晋南朝的吏力唐长孺读纪昀等辑《邺中记》书后黄惠贤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陈国灿《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一）朱雷读《三国志·高柔传》书后卢开万《盖蕃墓志》考释鲁才全四姓试释杨德炳《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某人行旅会验》考——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之一程喜霖李筌《太白阴经》琐见牟发松北魏军镇考补牟发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二）［日］池田温著，李步嘉译第8辑（1986年12月）晋郛休碑跋唐长孺唐代的“三司” 陈仲安有关襄阳《羊祜碑》的几个问题黄惠贤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陈国灿《捉季布传文》、《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二）朱雷北魏政府徙民的形式与内容卢开万跋武周《袁公瑜墓志》鲁才全论东晋王导的基本政策杨德炳《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考释——兼论请过所程序与勘验过所（上）程喜霖《李卫公问对》辨析孙继民唐代都督府的置废牟发松吐鲁番所出《唐勒依限征纳税钱文书跋》冻国冻第9、10辑（1988年12月）跋元怿墓志（陈仲安）对高昌国某寺全年用月帐的计量分析——兼析高昌国的租税制度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陈国灿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朱雷《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诸篇辨疑朱雷东汉至魏晋户口数的变化及其实质一一魏晋南北朝户口数研究之一卢开万西晋的课田与田租卢开万跋武周《崔玄藉墓志》鲁才全武周《匹娄焕德墓志》跋鲁才全汉末的琅邪郡与琅邪的诸葛氏杨德炳西晋末年长江中下游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杨德炳《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考释——兼论请过所程序与勘验过所（下）程喜霖唐西州张无价及其相关文书孙继民魏晋南朝的行台牟发松东魏北齐的地方行台牟发松隋代人口的若干问题管见冻国栋唐代民族贸易与管理杂考冻国栋辑校《邱中记》（晋）陆翙著，黄惠贤辑校第11辑（1991年4月）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汉唐间中央行政监察权力的分合陈仲安《隆中对》实现过程中的条件和机遇杨德炳孙吴世袭领兵制度探讨高敏正始玄学新议王延武关于东晋侨州郡县的几个问题夏日新《玄都律》年代及所见道官制度姜伯勤释道安南投襄阳疑年考朱雷许逊与净明道张泽洪试论南朝道教缔造者陆修静钟国发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资绢鲁才全《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黄惠贤、聂早英六镇起义前的北魏行台牟发松唐代的诞节张泽咸唐代的御史台狱王素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齐陈骏唐代闽中进士登场与文化发展管见冻国栋唐代度支职事由简变繁论略何汝泉唐代户税若干具体问题探讨卢开万唐李皋治理江陵事迹辨析—一读《两唐书·李皋传》札记李文澜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张弓唐代的行军统帅孙继民唐及五代的魏博镇方积六高昌国的占田制度陈国灿《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考释程喜霖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孙晓林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主食部分）黄正建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李正宇唐长孺先生主要著述目录石墨林编后记第12辑（1993年4月）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唐长孺刘黑闼起义和唐镇压措施的变化黄惠贤“武德政治”浅析黄惠贤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阗之役——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四号墓部分文书的研究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一）陈国灿汉末行政区划疆界之更易与诸葛武侯“卧龙处”考朱雷隋唐五代的乐工乐户卢开万刘备与诸葛亮杨德炳夷陵之战蜀师为何由“忿兵”变为“縻军” 杨德炳读《周利贞墓志》书后鲁才全杜孚与赵含章——《杜孚墓志》跋鲁才全道科“命籍”、“宅录”与汉魏户籍制的一个侧面——读陆修静《道门科略》札记之一冻国栋读隋书札记二则冻国栋“阴山却霜”之俗解何德章评丘古耶夫斯基对敦煌所出某些籍帐文书的考释王克孝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上）张宇道教文化与盛唐诗人石云涛大正藏《目录部》《史传部》高昌事辑柳洪亮近年来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日］窪添庆文著，牟发松译，李少军校第13辑（1994年12月）《兵车行》写作年代质疑唐长孺南北朝前有关谢氏家族的几个问题初探黄惠贤谢鲲年表黄惠贤《谢府君神道碑》推证黄惠贤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二）陈国灿唐乔师望职官年谱陈国灿《李陵变文》、《张议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集》札记（四）朱雷读《宋书·雷次宗传》书后卢开万读《唐代墓志汇编》札记鲁才全关羽北征之谜试解杨德炳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琊王氏何德章《南齐书·东南夷传》记北魏攻百济事纠谬何德章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高宗玄宗东幸石云涛唐代东都留守考程存洁东晋和后秦佛教界的交往周健东吴世袭领兵制形成于何时王大胜入唐僧带来的公验和过所［日］砺波护著，龚卫国译，陈国灿校《曲石唐志目》校补鲁才全第14辑（1996年6月）曹魏中军溯源黄惠贤落后于时代的用人观念——刘表之悲剧原因探王大胜读史札记二则陈金凤谯国恒氏与淝水之战杨德炳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牟发松北魏鲜卑族人名的汉化——读北朝墓志札记之一何得章北魏的兵制与社会——“从兵民分离”到“军民分籍” ［日］佐川英治《〈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一文献疑何德章长乐冯氏与元魏宗室婚姻关系考——以墓志为中心鲁才全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朱雷唐代科举制度中贡举类特殊科目及其考试卢开万唐代前期的岢岚镇与岢岚军——读敦煌所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札记之一冻国栋有关高力士和广东冯氏旧籍、世系的几点补证黄惠贤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年）〈孔目司贴〉》管见冻国栋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迁转石云涛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三）陈国灿标点本《唐大诏令集》纠缪雷绍锋《唐两京城坊考》校补拾遗程存洁《中国中世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美］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张琳译，牟发松校改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序说［日］中村哲著，牟发松译第15辑（1997年6月）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人手［日］谷川道雄著，牟发松译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冻国栋“魏文慕通达”试释柳春新东晋南朝时期襄宛地方社会的变迁与雍州侨置始末张琳东晋上流社会享乐之风再探讨杨德炳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下）张宇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何德章北朝盐政浅述黄惠贤唐代的荐举制度卢开万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郡” 冻国栋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北庭行朱雷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跋陈国灿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刘安志唐末宋初归义军时期之“地子”、“地税”浅论雷绍锋北魏《元伯阳墓志》辨伪鲁才全《千唐志·孙煌妻李夫人墓志》图版说明辨证鲁才全《崔敦礼碑》“碑额”录文歧异——《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一黄惠贤关于唐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禅师碑》陈国灿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何德章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牟发松谷川道雄教授主要著作目录《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文本简明目录对照表石墨林第16辑（1998年7月）“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柳春新六朝时期湖北地区的自然灾害述论牟发松刘弘与应詹——围绕刘弘为何葬在湖南安乡问题杨德炳仇池立国久远解陈金凤关于北魏青齐土民的几问题杨洪权高乾兄弟的命运——东魏解散豪族私家武装的过程何德章高澄之死臆说何德章唐末光州人入闽史实考朱雷唐五代押牙（衙）考略刘安志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陈国灿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冻国栋《昭陵碑录》所载《崔敦礼碑》有两种不同的录文—一《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二黄惠贤《全唐文·崔敦礼碑》初校稿一一《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三黄惠贤窦诞职官年表——以《窦诞墓志》为中心鲁才全《唐登州司马王庆墓志》所见唐前期山东半岛若干史事朱长义校点《渚宫旧事》（唐）余知古撰、夏日新校点隋书地理志州郡县名便检（州名编）陈仲安、牟发松五代州郡县名索引（州名编）瞿安全、杨小旻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日］荒川正晴著，乐胜奎译，李少军校《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文本简明目录对照表（续完）石墨林第17辑（2000年4月）散骑诸官初置时期有关问题索隐——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黄惠贤曹魏中后期散骑诸官的变化——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二黄惠贤西晋散骑建省及其所领诸官——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三黄惠贤汉唐间“伍伯”浅识冻国栋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何德章出镇宗王之府州僚佐与宋元嘉中主相之争鲁力窦建德武牢之败原因试析张宇“租输二分制”与唐前朝财赋格局特点张荣强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陈国灿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朱雷唐代西州的突厥人刘安志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关于唐代家具的一点思考唐刚卯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伪” 刘进宝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出身者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何德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苗氏订补——上党苗氏家族墓志研究鲁才全《〈后汉书·班固传〉论》平议牟发松关于郭泰生平的几个问题胡秋银蜀魏战争中的汉中与陇右陈金凤“库露真”与“襄样”——唐代漆器研究之—唐刚卯第18辑（2001年9月）隋钞本《三国志·蜀志》蠡测——《北堂书钞》研究资料之一黄惠贤隋钞本《三国志·吴志》蠡测——《北堂书钞》研究资料之二黄惠贤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柳春新王敦三考——读《晋书》札记之一魏斌读沈约所拟《授蔡法度廷尉制》书后冻国栋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何德章刘宋初年的方镇格局与荆扬之争鲁力从判文看唐代的执法以情——以家庭关系为中心朱海唐代中后期供军使、院及相关问题探讨贾志刚辽宁省档案馆藏吐鲁番文书考释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勘田簿”残卷中所见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朱雷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刘安志《拓跋虎墓志》释考牟发松唐崔泰之墓志探析鲁才全《唐崔暟墓志》跋冻国栋刘长卿重出诗考陈顺智《因话录》史料价值浅识万军杰《北史》零札（上篇·本纪部分）牟发松1990~1999年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目录汪小烜三种新出版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石墨林第19辑 2002年11月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共同体问题［日］谷川道雄著，李济仓译试析战后中日学界对六朝隋唐时代特质的不同把握牟发松隋钞本《三国志·魏志》蠡测——《北堂书钞》研究之三黄惠贤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之二何德章刘琨之死记疑董慧秀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围绕胡、邓二氏为中心的考察魏斌唐代道士罗公远及其灵验传说——读《道教灵验记》札记之一冻国栋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朱海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万军杰唐代世俗社会造经现象述论简梅青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于赓哲岑参道隐略论——兼与詹石窗先生商榷石云涛从唐代地方长官的选任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山南荆楚为例李文澜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冻国栋唐代剑南道军费刍议——以剑南西川为中心贾志刚姜亮夫《莫高窟年表》魏晋写经系年订补陈国灿从胡商到编民——吐鲁番文书所见麴氏高昌时期的粟特人陈海涛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刘志安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 晏昌贵《大谷文书集成》（壹）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石墨林第20辑 2003年12月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黄惠贤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士文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何德章刘琨、卢谌答诗始末推论董惠秀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山口正晃关于周隋之际的洛阳经营魏斌诸葛亮祭祀所见魏晋隋唐制祀的变化李文澜跋《千金序》冻国栋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姜望来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侧重灾害资料的统计与分析靳强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黄楼唐玄宗御注《孝经》考朱海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地位的变迁张宇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刘惠琴、陈海涛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于赓哲从“开元寺三门楼题刻”看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简梅青墓志所见唐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冻国栋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陈国灿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刘安志《大谷文书集成》佛教资料考辨刘案志、石墨林《大谷文书集成》（贰）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石墨林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 2004年12月受教四十年谷川道雄漫忆唐长孺先生沙知怀念恩师唐长孺先生高敏温故与怀念张泽咸追忆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余英时怀念唐长孺教授池田温唐长孺先生在京都砺波护唐长孺先生二三事魏连科唐长孺师与敦煌文书的研究朱雷两进唐门，师恩无涯杨德炳从唐长孺教授问学记张弓南望珞珈忆恩师李文澜哲人虽已去，遗爱有余思——缅怀业师唐长孺先生王素回忆唐长孺先生何德章细微处见精神——忆唐长孺先生石云涛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入书丛——对唐长孺师研究出土文献方法的体会陈国灿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的史学风格姜伯勤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论著笔记张弓唐长孺先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臆想黄正建唐长孺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重读所著三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牟发松唐长孺先生史学论著未刊稿叙录（一）——附说：唐先生早年未刊稿所见的治学理路与方法冻国栋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胡宝国读《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纪念唐长孺先生逝世十周年卞孝萱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小田义久文中子王通的私学教育思想及其源流卢开万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何汝泉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浅评谷川道雄先生的历史观李文澜民间黄老道派末世论与陆修静宗教改革的初步尝试钟国发唐六尚长官考黄正建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孙继民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冻国栋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刘安志第22辑 2005年12月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何德章、马力群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魏斌北魏末年的青齐士风魏斌赵郡李氏“三祖”小考张葳读独孤及《吊道殣文并序》书后冻国栋唐代病坊隶属于经营问题小考——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进展罗彤华论东城老父对唐中叶社会变化的四大“忧虑”——《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二唐刚卯唐懿宗身世新考黄楼唐前期勋官的授予流程及勋的累加马志立敦煌所出写本《二十五等人图》补论冻国栋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刘安志唐代的“执衣”与执衣钱陈国灿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刘安志唐五代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对生态平衡的认识乜小红吐鲁番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劳役陆离论南北朝时期的“亡命”——以社会史侧面为中心北村一仁《唐会要》献疑数则朱海《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举例万军杰《大谷文书集成》（叁）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它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石墨林。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
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
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
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
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
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
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
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
《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
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
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
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
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
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从《三论》看两汉的人身依附关系唐长孺先生在《三论》中提到土地兼并和奴隶制度一直是西汉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①田余庆先生也认为西汉末年奴婢问题与土地问题成为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②西汉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与奴婢问题、土地问题休戚相关。
西汉初期人身依附关系并不明显。
《三论》中提到，汉初因政府赋税与水旱天灾等原因导致了自耕农破产，并不会直接导致西汉人身依附关系加强。
土地交易后，获得土地的一方，其买进土地虽是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但土地买卖本身是合法的，政府是允许的。
自耕农出卖土地后生存仅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法律地方上是自由的，仍属于汉政府的编户齐民。
这时破产的自耕农对地主没有人身依附。
当自耕农不堪生活所迫，被迫鬻卖子女甚至自己，沦为奴隶后，才失去自由，成为地主财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与封建经济下人身依附关系不同。
秦汉集权政府要维持运转，必须依赖大量的赋税与徭役。
因此政府必须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巩固税赋基础。
脱逃赋役，是人身依附出现的直接原因。
秦至汉初，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人身依附处在走向定型的过程中，现象并不显著。
较早的人身依附就与脱逃政府徭赋有关。
社会底层的“士卒”为了摆脱国家徭役赋税，避逃到“有威之门”，因此对主人负有义务，人身依附出现。
这类关系并没有发生在生产领域，不是典型的生产性人身依附。
其次，秦政府为了保证徭役赋税，对私自脱逃国家控制的行为采取严查的措施。
主要方式就是编户齐民，并以什伍连坐等告讦峻法作为保障，防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
乡里大户为了自身利益接受“士卒”脱离编户，采取的方式也多是作弊，比如以残废等名义隐匿户口。
汉武帝以后，土地兼并加强。
人身依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
西汉时期自耕农的数量仍占有主要地位。
在此基础上，唐长孺先生认为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主要表现在自耕农中地位较低下的客傭卑微化；田余庆先生认为主要表现是豪强势力的发展。
无论是客的卑微化还是豪强的壮大，都是人身依附加强的一体两面。
客与傭法律地位上是庶民不是奴隶，早期也不具有魏晋时期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1)
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1)1997年6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内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考察方向作了展望。
该书由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和佐竹靖彦等五位著名学者担任编委，由吉川忠夫、漥添庆文、中村圭尔等16位历史学家撰文集成。
该书所收都是经1993年11月由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龙谷学会等四个团体在京都龙谷大学共同举办的会名与该书书名相同的讨论会遴选出来的代表性论文。
其中，有的论文将重点放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有的论文则对未来的课题作了规划和探索，不管是哪种形式，都可以看到执笔者对于所承担的专题持有的总的观点或构想，给人们以统揽全局的启示，该书的领衔之作则是谷川道雄的《总论》，它是全书的纲领。
谷川道雄在《总论》中陈述了他一贯的看法。
他指出，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相反，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
在后半期中，研究者的倾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充激情的使命感业已冷却，一种务实的情绪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与时间的连锁相比，研究者们对历史现象怀有更强烈的关心，他们不仅对历史现象的逻辑意义提出问题，而且更多地讨论其形态与功能。
但是，这种与前半期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是在前半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充分地消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
所以，只有在回顾前半期的争论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当前研究中的问题。
谷川道雄《总论》的重心也就落在了争论的时代。
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在战前，已经出现了内藤湖南创立的京都学派说；在战后，由前田直典发韧，经过西嶋定生、堀敏一、仁井田陞等的努力，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的思路迥异的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而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并行前进的双轨。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概述梁满仓《中国史研究动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文化问题越来越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研究，成就突出，内容丰富，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据粗略统计，近五年中，全国各种刊物发表的研究这个时期文化的论文近百篇。
此外，还出版了罗宏曾同志近60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30余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这两部论著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整体研究，都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就发表的文章来看，涉及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及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学术思想及艺术文化、民族文化、宏观文化等各个领域。
现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述如下。
一、社会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 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
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
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
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
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
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发展研究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发展研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很多变化和转折。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个时期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特点。
在本文中，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发展。
一、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经历了动荡的变化。
这个时期开始于220年三国时期的魏曹魏。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政治形式的变化，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剧变，这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在这个时期，天下分裂成为南北两个部分，中国的统一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南北分裂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南北朝代之所以会出现，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和地理的因素。
南方拥有更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北方则更为适宜农耕和饲养家畜。
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
与北方相比，南方地区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优越，这就导致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相对繁荣。
尽管南北地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乱世之中，无论是南北政权还是士人门阀，都积极向北借鉴、学习。
与此相对，由于南方文化和南方文人的繁荣，南国门阀在南方形成了历史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这时期的政治恢弘并富有变革性，每一个朝代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经济魏晋南北朝的经济生活与其政治形式一样动荡。
它们所出现的大规模战争、饥荒和失业等事件，对于社会经济开展造成了极其厉害的影响。
时下这个时期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到手工业经济的过渡和发展。
尤其是南方，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大量的产业需求，产生了诸如丝绢、陶瓷等重要手工业产业，以及湖南、江南等地的稻田经济和水利工程。
与此相对，北方则更多地从事农业和从事与饲养和游牧相关的经济活动。
隋唐研究报告
隋唐研究报告隋唐研究报告一、概述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隋文帝创建了隋朝，统一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朝始终关注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但随着隋朝政权的崩溃，唐朝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大的朝代之一。
隋唐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隋唐时期，政治制度逐渐稳定。
隋朝实行集权制度，在此基础上唐朝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设立了明确的官僚体系，并建立了科举制度，使得政府能够有效地选拔人才。
此外，隋唐时期的政治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隋朝的高压统治导致了民众的不满，隋朝政权的突然崩溃也暴露出其政治体制的局限性。
三、经济隋唐时期，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隋朝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使得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经济政策，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的支持，推动了商业的繁荣。
此外，隋唐时期还进行了重要的水利工程建设，增加了农田的灌溉面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财政实力增强，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政权。
四、文化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繁盛的时期之一。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人，如杜牧、杜甫、白居易、王之涣等，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在艺术方面，隋唐时期的壁画、陶瓷等艺术作品达到了高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此外，隋唐时期还兴起了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发展。
总结：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
隋朝为唐朝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唐朝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大的朝代之一。
隋唐时期的繁荣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后世所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与往年大体相同，但是也有值得关注的亮点，这就是生态研究受到了重视，尤其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绩。
传统经济评价唐宋社会经济变迁，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厦门大学举行了“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也举办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直接体现。
在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阎守诚《从唐代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强调，从传统经济的发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从秦汉以来古代社会前期的特点，即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商品经济不够发展，自耕农数量较多；唐后期，传统经济的发展出现带有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特点，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其表现在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赋税制度的变革、经济重心的南移等方面。
中国传统经：齐在发展中受制约，在制约中求发展，这种状况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受到影响。
对明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应当有过高的估计。
韩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复旦学报5)一文，是对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的评论，认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具有准确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
在士族的特点，士族与寒素、豪强、官僚的区分，其向城市迁徙的意义等，均提出了与毛氏不同的看法。
农业农业仍然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
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2)的基本观点是：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发明了畜力耙及牵引软套，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述评(一)
社会史研究目前正逐渐呈现出兴旺的发展态势，成果日益丰富。
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不断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研究成果数量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有关文章约300多篇，出版的有关学术专着30余部，这其中还不包括众多介绍性的文章和部分章节介绍、涉猎某些相关内容的著述在内。
二是选题范围比较广泛，社会史中的人口、家庭、婚姻、社区、社会等级、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控制、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等问题都有涉及，某些领域的研究较为深入。
三是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近十年来，在魏晋隋唐社会史的研究中，除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外，一些学者还注意运用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认真的探索和深刻的剖析，正因如此，这些成果倍受社会各界的赞许和读者的欢迎。
四是运用资料丰富、翔实，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除采用正史、《通鉴》、《会要》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资料外，还征引各种野史、笔记、诗文集、传奇，以及考古资料、出土文书、墓志及其他资料。
五是高校在研究方面充当了主力军，高校的研究具有配合教学展开科研的特点，往往从历史教学中发现问题，对于改革历史学教育、培养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下面就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择要分专题加以叙述。
一、专着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着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
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
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
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
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
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着《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
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
李斌城等着《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
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
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
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
费省《唐代人
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
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
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
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