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

　2007年第7期

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3

门洪华

【内容提要】　观念变革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条主脉络,

对中国而言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而改革主义

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构成了当前中国观

念变革的重要表现。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体现了国内外的战略性联结,其最终价

值在于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

【关键词】　中国;观念变革;现代化道路;战略

【作者简介】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现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员。(北京　邮编:10009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7-0013-08

一　序　言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①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屡遭波折的国家而言,观念变革是中国软实力变化的一条主脉络。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的观念变革有着深厚的国内基础,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环境的促动。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出现的重大变革均以观念变革为先导。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反而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异国文化和外来新鲜事物,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是几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个衰落、第一个实现重新崛起的国家。对中国而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出现过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主张“全盘西化”以及盲目模仿苏联的

3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项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参见Joseph S.Nye,J 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80,Fall1990,pp.153-171;Joseph S. Nye,J 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 uar2 terly,Vol.105,No.2,1990,pp.177-192;Joseph S.Nye,J r.,B 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o w er,pp.29-35。基于中国的实践,笔者认为软实力应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等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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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比较研究

特殊历史阶段。进取、迷茫、开放、复古等理念的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也成为中国探寻其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积淀。伴随中国衰落并重新走向崛起历程的是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及中国对外部挑战的不同回应。中国与世界互动所构成的画卷充满了戏剧性,旧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曾几何时,兴衰荣辱不由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最终被迫选择了封闭和旁观,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为之努力的两大转变———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向“局内者”转变———也暂时停滞。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历程,是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另一种封闭的过程,为中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提供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逐渐确立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显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的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同时观念变革蕴涵的意义又深刻展现了其战略价值。

二　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认识论前提。

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换言之,对世界形势的判定、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点。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认识转变,并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前者主要体现的是政治状态,而后者不仅体现了政治状态,

也将经济状态视为当然的因素。①

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战争与革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主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中国主要领导人强调准备世界战争的必要

性,过分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②贻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

们自己孤立自己。”③薄一波反思到:“对战争的威胁估

计过分,因而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也大了些,这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不能不

带来一些影响”。

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着力对国际形势判断进行纠偏,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首先在于培育国内的共识,然后逐步向国际社会公布。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这一看法,1982年讲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

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⑤1988

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

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心转移,确定通过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实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这是观念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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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

①②③④⑤⑥赵家祥:《邓小平的历史时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北京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5～9页。毛泽东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参见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