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律大臣--沈家本

修律大臣---沈家本摘要：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淳，别号寄簃，汉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清光绪年间进士，早年入仕，历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

任职刑部其间，广泛收集我国古代法律史料，并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后奉命主持修订法律，改良清代律制，先后主持修订《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与此同时，参考泰西刑法，制订《大清新刑律草案》。

使得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有了改良；而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和商法草案，虽未得到实施，却给中华法系以强烈震动，中华法系以此为标志终结，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页。

关键词：修律；沈家本；法律思想沈家本之父为官近二十年，在刑部为吏十二年，浓家本五岁就随父进京，并一直随父辗转任所，对刑部事务及官场深浅耳濡目染、别有优势；于律学入门较早，禀承父业，学有精深，“学术禀承有自”（《春星草堂集·徐兆丰跋》），家学渊源深厚。

沈家本喜治目录学，家富藏书。

“枕碧楼”是他著述、藏书之所。

晚年有诗曰：“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得书数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其藏书先后达五万余卷。

辑有《枕碧楼丛书》12种。

又曾多为藏书家所编书目写序跋，先后写有《天一阁书目跋》、《天一阁见存书目跋》、《天禄琳琅书目跋》、《书四库全书提要政书类后》等，著《古书目四种》、《续汉书志注所引书目》、《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世说注所引书目》、《文选李善注所引书目》等，这些专科书目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著有《古今官名异同考》、《读史琐言》、《史记琐言》、《寄簃文存》、《枕碧楼偶存稿》、《历代刑法考》、《律目考》、《历代刑官考》、《刑志总考》等30余种。

一、沈家本的人生经历1840 年，沈家本出身官宦之家，五岁起就跟随其父奔波于任所。

1864年，二十四岁即被补入刑部，从此与律例之务和律例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沈家本仍以求取功名为首务，对进刑部不以为意，而且功名之路一波三折，二十多年后才考取进士；人虽在刑部，主要心思却在律学。

1883年，他考取进士，功名有成，不再为八股所累，并且以进士身份留任刑部作司员，也有了继续晋迁的希望，从此，沈家本才真正开始把精力都用在律务与律学上。

1886年，沈家本第一部公开印行的律学著作《刺字集》刊行，当时的刑部侍郎，也是我国清代的著名律学家薛允升为之作序，该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刑罚制度很有价值。

1899年《刑案汇览三编》成书。

此书原拟刊刻付印，因庚子之变而辍。

全书124卷，书后附录中外交涉各案件。

沈家本编订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旧案例与新学说相互印证，因此收集了1838年以后有关清朝司法的大量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后附录的中外交涉案件，对研究清朝末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00年9月26日，光绪帝谕令拨擢沈家本为山西按察使。

他接到谕命，未及赴任，就被“八国联军”阻在保定。

法国教士因沈家本据理争夺回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一直怀恨在心，趁此机会遂向“联军”诬告他附和义和团。

“联军”随即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里,直到1901年2月14日才恢复自由。

1910年---宣统二年，兼任资政院副总裁。

次年，任法部右侍郎。

专治法学，曾收集我国古代法律资料整理和考订。

又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用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取代《大清刑律》，并研究和参照国外刑律，制订《大清新刑律》，对刑法作了改革。

沈家本专于律学，成果频出，一发而不可收。

后来，正是由于刑部尚书薛允升的推荐，沈家本才结束几十年的刑部司员生涯，升为天津太守。

1931年6月9日，中国近代贯通古今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北京自己的住宅中溘然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沈家本逝世的消息震惊朝野，京师司法界召开追悼大会。

1932年，沈家本的子女将他的灵柩运回浙江，葬于吴兴县（民国后，归安、乌程两县合并为吴兴县）之渡善桥，终归故里，与乃祖乃父相依相伴。

沈家本之墓现已平为农田，原墓碑有袁世凯的题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爱以书传。

二、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

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

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

”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

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

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

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

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最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

法乃道德教化之辅。

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

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

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

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

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

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

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

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

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

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

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

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

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

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

他说：“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靖”。

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

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

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

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

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

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

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宪法的宗旨违背。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

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

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

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宪政之始基”。

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三、沈家本的功绩沈家本的学生唐洽鉴准确概括了沈家本一生的功绩：“任支那法系于一身合周汉唐元明以迄清朝酌古准今岂徒考据词章融通国粹，识世界大同之主义参英美法德日而成新律治内安外宜乎环瀛裨海洋溢声名。

”沈家本作为修律大臣，沈家本既是一位中华传统律学功底十分深厚的法学家，又是一位积极吸取世界优秀法律文化的法学家。

他既不固守传统法制，又不全盘照搬西化。

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

沈家本确定了修律的基本原则，即“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

沈家本认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

沈家本有“封建官僚不封建，修律大臣真修律”之誉称。

他在主持清末法律改革过程中，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的事：一是翻译各国法律，法眼看世界。

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几年时间，就翻译出十几个国家的几十种法律和法学著作，从中吸取世界优秀法律文化，吸收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供我国当时的法律改革参考和借鉴。

二是改造旧律，废除酷刑和反对刑讯。

1902年．沈家本等首先从修改清朝最基本的法典《大清律例》着手，对旧律进行改造。

三是制定新律，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奠基。

沈家本在主持制定新法律草案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我国近现代意义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商法、破产法等法律或法律草案是在那时开始产生的。

从此，中国古代民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的中华封建法制开始瓦解。

直到今天，我国许多法律原则、法律原理和法律制度等都可以追溯到当时，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中国的律师制度、检察官制度等等。

四是极力主张和践行司法独立。

在他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期间，中国传统的行政司法混一的制度瓦解了，由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三审的中国司法制度建立了起来。

五是开创中国近现代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