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园漫录》看张志淳的治史取径

从《南园漫录》看张志淳的治史取径
马科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张志淳作为明代保山地区重要的历史人物，史学、文学方面成就都很显著；著有《谥法》《南园
漫录》《南园漫续录》《南园集》《西铭通》《永昌二芳记》等，《南园漫录》是唯一存世的著作；其治史主张内
容上“据实而为纪”；目的上“有诸己”“见诸用”；史文须字句斟酌，语言繁简适宜；民族观上坚守“华夏诸
族，本属一家”。

[关键词]张志淳；《南园漫录》；治史取径
[中图分类号]K8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9340.2019.04.017
[文章编号]1674-9340(2019)04-099-04
张志淳（1457—1538），字进之，号南园，明朝永昌（今云南省保山）人，成化年间进士。

曾任吏部主事、郎中、太常寺少卿、南京户部右侍郎、员外郎、提督四夷馆。

1510年因病辞官归故里，专心读书写作。

《南园漫录》是其代表作，共184篇，分为10卷。

内容包括：介绍永昌的历史和风俗、记录明代学术思想、评价历史人物和时贤及其著作、记录时事、历史事实考证等。

对该书进行系统分析，可略窥张志淳的治史取径。

一、“据实而为纪”
“求真”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既是史家治史的重要方法，也是衡量史家治史质量的重要标准。

“据实而为纪”，即根据事物之真实情况而作记录，这是张志淳对“求真”的表述。

方国瑜先生在他的著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曾称赞道：“张志淳记载时事详核，（《南园漫录》）为不可多得之作。

”[1]
张氏治史“求真”表现在注重考证和追求“直书”两方面。

(一)据实求真、精微考证
仅《南园漫录》对洪迈《容斋随笔》的考辨就达12篇之多，如“避讳”篇、“宁馨”篇、“无何”篇、“引孟子”篇、“王文正”篇、“辨奸”篇、“武侯”篇、“江神”篇、“论将”篇、“论兵”篇、“取蜀”篇、“人杰”篇等。

此外还有对《本草经》《云南图经志书》《大学衍义朴》《史纲》等书的内容的考证。

整体来看《南园漫录》的考证可以概括为对史实、音韵、专用术语等方面的考证。

关于史实方面，如《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大理“工鱼（即弓鱼）”一名的由来时称“土人不识江字，因误为工，”所以称“江鱼”为“工鱼”。

张志淳则从音韵上予以考证。

他指出“其说非矣，盖古韵江有工音。

”并举“陶渊明《停云》诗‘时雨濛濛，平陆成江’，李翱《别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等例子为证，最后总结道：大理文化发达，当地人是运用了“江”字之古韵而已，并非不识字。

由此订正了该书关于“弓鱼”的错误描写。

又如历史上一些“士夫”不了解云南地区以“贝”当币的情况，理所当然认为“云南用貝巴不用钱”是“夷俗”。

张志淳对此种观点进行了考证。

他从《古梁传》《货殖传》《文中子》等书中找出中原地区汉人使用贝币的有关记载为证。

然后反驳道：“（貝巴）即古之贝也，”用貝巴并非云南地区残留的收稿日期:2019-03-25
作者简介:马科（1993－），男，壮族，云南文山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第38卷窑第4期保山学院学报2019年8月
“夷俗”。

是“士夫”们见识不够，“不知自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钱，故货贝每见于古书。

”
再如对“漆齿”进行考证。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永昌南部住有“漆齿、金齿、银齿三种夷，”与人相见的时候“以漆及镀金银饰齿”，进食、就寝之时则去之。

张志淳久居保山，对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许多民风民俗比较了解，甚至可以近距离接触。

他指出此记载不实，“皆妄传也”。

理由是：一、当地人多是使用石榴皮及药物将牙齿染黑，“初无金银金镂饰者。

”二、“漆齿既黑，亦无寝食脱去之理。

”三、非“谓之为饰见人”[2]，染黑多为护齿之用。

关于专用术语方面，如在《南园漫录》“损卯”篇里，张氏对“损卯”二字的意思进行了考证。

他说：“金木工构屋交会之处，凿为损卯，殊不晓其义意。

偶见《金史》：‘张中孚制小舟，数寸，不假胶漆而首尾相钩带，谓之鼓子卯。

’则卯字固载于史矣，但二字之名义，终不可解。

”[2]实际上，“损，今作楯，木工于二木相接之处凿成凸凹形使之嵌合，称为楯。

卯今作铆，指接合之钉，故亦称铆钉。

二木凸凹相接入，不脱落，如有钉，称为楯钉。

即后称之‘笋头卯眼’。

”[2]张志淳虽终究未能考证出此二字之含义，但从他为考证“损卯”二字之意而为其立篇，亦可见其对专业术语之考证的重视。

又如“桂辨”篇。

针对“今类书载桂，通不别白”情况，张氏指出“桂有桂树之桂，有桂花之桂。

桂树则《楚辞》桂酒、菌桂之类，即今医家所用，取其气味辛甘，乃用其皮也。

桂花之桂则诗词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气馥烈，乃尚其花也。

”[2]在他看来，“桂”的涵义不止一种，因此在使用“桂”的过程中不可笼统不区分。

如此，既点明了书籍中对“桂”不加以区分的情况，也对“桂”之意思的区别作了论证。

再如“鸡夂八凶”篇，张志淳除了对“鸡夂八凶”的味道、生长环境、食用方法等作介绍，对这种菌类为何取名“鸡夂八凶”也作了考证和讲解。

他说“鸡，以其形言；夂八凶，飞而歛之貌。

鸡作蚁，全误。

夂八凶作枞，以为菌，亦通。

”[2]
综上所述，无论是考证“工鱼”、“漆齿”、“贝币”，还是对“损卯”、“桂”或是“鸡夂八凶”的考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考证的对象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所生活的地方—云南，紧密相连。

这也说明张氏治学擅于思考，擅于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二)“贵直贱曲”
《史记》为项羽设本纪，到《汉书》时班固却改本纪为列传，这历来是史家们议论的焦点之一。

张氏认为司马迁《史记》的作法才是值得推崇的“直书”笔法。

司马迁为未成为帝王的项羽设立本纪，让其有“帝王”之名，这是“据实立名”。

在现实中，项羽有帝王的实力和地位。

他能“分封王侯”，并“以人君自处而众亦尊以为君也。

”《史记》在记录上体现出了项羽的“独尊”地位，“鸿门宴”坐次上以项羽为尊，“项羽东向，范增南向，汉高北向坐，张良西向立，”做到了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统一，这是“据实而为纪”。

所以张志淳认为：“故《史记》据实而为纪，而汉前亦无议之者”。

班固的做法在张氏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孟坚好谀，启后世曲笔，殊不足取也。

”
洪迈《容斋随笔》认为后蜀在书籍刊刻方面仍沿用唐时期因避讳当时而改动过的字，其意是在避唐讳，因为唐代的恩惠流传长远。

张志淳认为“此恐不然”，并举宋元为例反驳。

孟蜀定国之时“书籍多为唐时所刻，后世承之不改，何唐之泽乎？元灭宋后，元刻诸史如殷、敬、恒、桓、构之类皆讳。

又如恒字，省下一画，至今亦不改。

凡各布政司乡试录罔不然，岂宋之遗泽至今不忘乎？不知为沿袭不明之过，反以为唐之遗泽”[2]可见，很多字不再更改并非是受到前代恩惠所致，而是已经形成一种用语习惯，是一种很自然的沿袭罢了。

由此张志淳批评迈洪此记载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其误甚矣”。

在《著书》篇中，他批评丘著的《大学衍义补》存在“立意之失”、“失前贤之本意矣”
等问题的。

他说：“客犹未究其立意之失也。

盖真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则凡措诸天下国家之事，凡常变、远迩、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尽也。

乃欲列目开条以尽之，其事殆未可毕尽而已拘隘，失前贤之本意矣。

”[2]无论是“立意之失”还是未继承先贤之志，本质上都是没有很好做到求真。

张志淳治史“求真”的精神还表现在治史有疑则存疑。

如前所述，在“损卯”篇中张氏对“损卯”
的含义进行了考证，但未得出结论。

张氏便以“则损卯故载于史矣，但二字之名义，终不可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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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从《南园漫录》看张志淳的治史取径
结。

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二、治学“有诸己”“见诸用”
《南园漫录》是张志淳读洪迈的《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书有所感发，于是仿而为之。

“之所以‘有所感发’，是因为他在读《容斋随笔》时，发现其中内容多有抵悟，遂产生纠偏正误的念
头。

”[3]因此此书一方面能纠正已有错误，这是求真。

另一方面暗含着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便
利，这是追求致用。

在“自序”中，张志淳也明确指出《南园漫录》“文虽不工，而揆事昭理，亦或有可
观者。

”初衷是想为人们衡量考究事物、显扬事理提供一些帮助，这表明了张氏治学的致用取向。

《南园漫录》覆盖面广，涉及“经济”、“文化”、“边疆史地”、“战事”等内容，对于人们了解边疆地区
的方方面面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赵藩曾指出该书“记载时事、臧否人物，亦可与《明史》相参考。

”[2]
李根源评价此书“精博多发古人所未发，而论天人性命之际，皆征诸日用，验诸躬行，无空谈道学
之弊。

至其臧否当代人物，又足以为世鉴戒。

”[2]两人都点明了《南园漫录》的现实价值，从侧面反映
出了此书经世致用的主张。

张志淳致用之追求还表现在他对通过著述来博取声誉的做法的批评。

在“著书”篇中，张氏就
严厉批评了丘浚的著作及其做法。

他说丘浚所写《钟情丽集》，虽是模仿元稹的著作，但“浮猥鄙
亵，尤倍于元稹。

”另一本著作《五伦记》，“虽法高明，而谑浪戏笑，尤胜高明，乃以此论圣神功化之
极，不几于娼家读礼乎？”[2]在张氏看来，《钟情丽集》的庸俗化严重，是不可取的。

而《五伦记》比起
它所模仿的《琵琶记》《柔克斋集》等著则“谑浪戏笑”成分又太多，不严肃。

最后总结指出：“合而论
之，不过欲人知其学博而幸其名传，非真以道见于著作者也。

”[2]
此外，作者对撰写史书的目的也进行了专篇讨论。

在“著述”篇里他明确指出：“著书，古人道
有诸己不得见诸用，故不得已而为此。

若幸遇明时，道有可行，又何著书？”[2]“著书”的目是为了“有
诸己”“见诸用”，极好地体现了作者对“致用”的追求。

三、史文须字句斟酌,繁简适宜
张氏对史著语言上的要求挺高，一方面是要求字句斟酌。

他在“字义”篇中就举例说明了字句
斟酌的必要性。

他说：“妙、好、媺三字，皆从女；儒、仙、佛三字，皆从人。

古人制字，固不可谓无意。

至于人之所需为儒，人为居山为仙，人而弗人为佛，其意义又各有在。

”[2]在张氏看来，“古人制字，
固不可谓无意”，而“其意义又各有在”，故使用不可不字句斟酌。

丘浚的《史纲》改《纲目》“书刘备见诸葛亮于隆中”的“‘见’为‘访’”。

张氏在“纪传”篇中对此
予以了批评。

他说：“殊不知此‘见’字不特尊亮能自重”。

《史纲》改字“其意必以为本‘（武）王访于
箕子’之‘访’。

”但却没有考虑到武王当时是天子，而“箕子时为亡国臣，书访足以尽其实”，而“三
国”时期的情况是“孔明高卧，其事岂比箕子？”情况已发生变化，仍然用“访”字是不符合实际的。

又如“定字”篇。

张氏说：“《史记》时用‘定’字，如陈王定死，主父定死之类不一，后此不见用，唯《宋
书》内见之也，然作实、作信、作真亦通，但不若定字朴而文也。

”[2]这些都充分表明作者在字句使用
上的讲究。

另一方面，张志淳主张繁简适宜，反对盲目删字减字。

在《南园漫录》“文繁简”篇中，张氏将
《国语》《左传》记载“晋侯使随会聘于周一事”进行比较，分析其优劣。

《左传》的记录“共七十余字，
其视《国语》共四百六十八字者繁简何如也？”张志淳认为“以文章观之，则《左传》之文劣矣。

夫二
书均左氏笔也，而繁简之间，优劣顿异。

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简为上也。

”[2]《左传》《国语》都出自一
人之手，但是优劣之别很大，在张氏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文字繁简不适宜造成的。

可见，张氏反对
过度简略的做法。

在“班史”篇中，张志淳又将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关于《季布传》的记载进行对比。

“偶
观《季布传》，‘曹丘生云：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此即当时语，无容易者。

班书减
‘斤’，一二字遂使文义全萎，岂直《新唐书》之病乎？”[2]可见，张氏反对“盲目”删字减字。

又如“减字”篇，张志淳以《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刘辟的部分进行对比。

《旧唐书》传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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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窑第4期保山学院学报2019年8月
On Zhang Zhichun ’s View of History from the
Book of the South Garden
Ma Ke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500)Abstract: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in Baoshan area in Ming Dynasty,Zhang Zhichu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He wrote a lot of books,a-mong which the Book of the South Garden is the only one left,and it reflects his view of his-tory,historical writing and view of nationality.
Keywords:Zhang Zhichun;Book of the South Garden ;View of history
辟尝病，见诸问疾者来，皆双手据地倒行，入辟口，辟因磔食之。

唯卢文若至，则如平常，故尤与文若厚。

”《新唐书》的记载则是：“始，辟尝病，见问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即裂食之。

唯卢文若至，如平常，故益与之厚。

”张氏分析道《旧唐书》记的
“‘双手据地倒行，入辟口’共九字，”而《新唐书》则仅记“‘手行入其口’，减去‘双据地倒’四字，乍观之，不知何为说也。

”[2]
《新唐书》“求简”反倒影响了人们对史事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张志淳说：
“前辈非之（《新唐书》），信矣。

”四、“华夏诸族,本属一家”
“华夏诸族，本属一家”是张志淳《南园漫录》中体现出的一种可贵的民族观念。

《南园漫录》校注者认为“华夏诸族，本属一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早已融为一体。

而封建社会时期，有所谓的
‘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论，本书作者（张志淳）斥以为非。

凡述及边地少数民族，都视为一体。

”
[2]
一些古籍中透露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歧视。

如明顾炎武《肇志域》称“云南用貝巴不用钱”为“夷俗”。

如明朝景泰时陈文等人编修的《云南图经志书》
中称大理人为“土人”。

又如《新唐书·南诏传》将永昌地区涂“漆齿、金齿、银齿的人称之为“三夷”等，无不充满了对边疆地区人民的歧视，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

张志淳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反驳。

如反驳《云南图经志书》中“谓土人不识江字，因误为工”的观点，他说：“大理自昔晓文义，故用古韵，岂昧一江字乎？兹非土人不识字，乃修志者不识字耳”。

又如他在“贝原”篇中反驳顾炎武的观点，并将顾氏关于“云南用貝巴不用钱”是“夷俗”的观点看作是对当地人民的“讥诮”，是一种不尊的行为。

从中也能够感受到他对大汉族主义的不满。

董晓京就曾指出“那些不知历史之人，无疑是唯我独尊的‘大汉族主义者’。

张志淳对此偏见极为反感的。

”“修史者只有摒弃偏见和成见，具备史德、
史识和史才，方为良史。

张志淳能在‘工鱼’、‘漆齿’及‘麓夷’条中纠正他人记载的失误，
是因为他对边疆少数民族不抱偏见。

”[3]
五、结语
综上可见，张志淳治史主张内容上“据实而为纪”
；目的上“有诸己”“见诸用”；史文须字句斟酌，语言繁简适宜；民族观上坚守“华夏诸族，本属一家”。

他生活在封建社会时期的西南边陲，靠着史学自觉保持如此的治学取径，确实很可贵。

这是张氏的治学取径，
也是我们应当具备的。

参考文献:
[1]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386.[2]张志淳.南园漫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3]董晓京.读《南园漫录》劄记[J].西南古籍研究，2015(9)：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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