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兼谈《受戒》的价值和意义

作家作品论※※陆建华汪曾祺“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兼谈《受戒》的价值和意义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改名为《北京文学》，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新时期的百花园中。

为求得这一期改刊一炮打响，编辑部花了大半年的工夫，从上到下，团结一心，殚精竭虑，认真准备。

就在这一期的稿件经过反复推敲终于编定、将要下厂付印的前夕，负责人李清泉做出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眩、甚至引起海内外密切关注的举动，他果断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a 。

1980年8月12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因为就在这一天，他酝酿多日、5月写成初稿的《受戒》正式定稿。

当他在文末习惯性地写好定稿日期、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受戒》如今已被人们公认为是汪曾祺创作的经典美文之一。

汪曾祺于文末写下的“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虽然仅寥寥十个字，短短一句话，似无心却有意地给人们留下一个谜。

这个谜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一个梦”。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梦？是“初恋梦”，还是“文学梦”？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争执不休。

一包括文艺界许多名家在内的大多数读者，第一次读到《受戒》，都有惊艳之感。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以散文笔法写成的小说，甚至连作者汪曾祺这个人，都是以前很少了解的。

其实，汪曾祺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老师沈从文的指导下就开始创作、发表小说，且在当时文坛崭露头角，但解放后汪曾祺长期搁笔，以至逐渐被文坛淡忘。

《受戒》发表的这一年，汪曾祺正好六十岁。

他本人既感慨、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b ，话虽这样说，终于盼来躬逢盛世的喜悦心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直至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将近40年前《受戒》刚发表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

因为作品以高邮为背景，所以，故乡人读到《受戒》不但格外熟悉与亲切，还产生一种“与有荣焉”的激动与喜悦。

比之一般的高邮人，我还另有一层特别的感受，自幼爱好文学的我，不但与汪曾祺同乡，还与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高中同窗，也正是从汪曾庆那里，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就知道汪曾祺的名字，并一直注意他的文学行踪。

当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尤其是他发表了享誉全国的《受戒》后，在很多人对汪曾祺感到陌生时，我却能很快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

几乎与此同时，我就暗自产生一个想法，高邮汪曾祺“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是北宋婉约派词学大师秦少游的故乡，自秦少游后一千多年，高邮就很少出现有影响的文学大家，我有责任为宣传与研究汪曾祺尽可能多做些实质性事情。

有了这想法后，我坚持通过不断写信给汪曾祺，向他请教、询问，以求逐渐增加、积累有关的资料。

汪曾祺一生给我写了38封信，对我的诸多请教、询问，他总是及时给予回答，我后来写的《汪曾祺传》c中许多第一手资料就是这样得来的。

《受戒》刚问世不久，我就专信问他，文末“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敢说，直率地向汪曾祺提出这个疑问的，我是第一个，换上别人不会这样冒冒失失的。

对我关于“一个梦”含义的询问的回复，是汪曾祺写给我的第二封信。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信中的回答仅短短一行，不足20字，他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甚深意，不必索解。

”d看了这回信，我不好再问了，但老实说，心中的疑问仍在。

自《受戒》之后，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联翩问世，随着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关心与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急剧增加，人们对他的了解从最初的知之甚少，发展到对他作品的密切关注，甚至连作品中的一个细节、一句话都要刨根问底弄个明白，对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自然不会放过。

像我一样有疑问的人多的是，我不“索解”，还会有别人问。

果然，1988年上半年，香港的女作家施叔青和舒非先后采访了汪曾祺，她俩在采访中不但都向汪曾祺当面询问到那个“梦”，还在此后她俩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作了生动的叙述e。

大概因为面对的两位都是女作家，又都是来自香港，汪曾祺不好意思王顾左右，更不好搪塞，面对施叔青的提问，汪曾祺承认：“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舒非在其后发表的散文中写得比施叔青更直白：“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

可以肯定地说，汪曾祺看到了她俩的文章，但他当时没有出面作任何订正。

这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的说法，便从此广泛流传。

二所谓“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中的“四十三年”，具体指的是1937年。

那一年暑后，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了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学习回到故乡高邮，此后又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f一文中提到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的姿态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

她的全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许多人正是以汪曾祺写的这段话为根据，断言《受戒》写的就是作者对小英子的思念，就是汪曾祺的初恋梦。

其实，这是没有仔细辨析而产生的美丽误解。

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明白无误地以肯定口吻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父亲汪菊生）在一旁瞎出主意。

”g这里说的“写情书”的时间明显在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受戒》中写的“菩提庵”之前，也就是说，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小英子”。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一文中也断言：“小英子并不是他（指汪曾祺）的初恋情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h即便汪曾祺在与香港作家施叔青对话时，施叔青当面问他：“……想到《受戒》，你说过是写你的初恋，一个几十年前的梦……”，汪曾祺马上纠正说：“不是写我的初恋，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

”i很清楚，汪曾祺说得是“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抓住这句话进而加以想象与发挥，把《受戒》中写的小英子说成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

生活中的汪曾祺当然会有初恋对象，但这个初恋对象不是小英子。

这首先可从汪曾祺晚年写的一篇散文中得到印证。

1935年夏，汪曾祺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

汪曾祺很少将他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时的生活经历写入他后来的作品里，倒是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的那两年发生的朦胧的初恋生活，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甚至难忘的记忆，并写入作品之中。

1993年9月8日，时年已73岁的汪曾祺在一篇题为《我的世界（代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

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

潮退，河水又归平静。

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难忘伞墩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永别。

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j汪曾祺文中自述的“高中一二年级”，是指1935年秋考入江阴南菁中学、到1937汪曾祺“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年夏为躲避战火离开江阴南菁中学这段时间。

在汪曾祺自己写下的这段充满惆怅且略带伤感意味的深情文字中，分明有一位不知名的初恋情人若隐若现。

正是这段不常见的作者自述，也证明早在认识小英子之前，初恋的情感已萌动在年轻的汪曾祺的心中。

世上的事也真难预料，写下《我的世界（代序）》之后，汪曾祺直到1997年5月16日离开这个世界，他确实没有“再到江阴”。

但在他的晚年，汪曾祺却奇迹般地见到当年与他一道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读书的女同学章紫；不但两人有机会见面，还一起回忆了当年的“朦胧”故事。

号称每期销售逾百万、发行量全国第一的《读者》杂志，在2017年第15期刊载了一篇题为《汪曾祺的迷人细节》的散文k，详细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与章紫阔别半个世纪得以重逢于北京汪曾祺家的情景。

两人一道回忆了当年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共读的动人往事，章紫一直珍藏着她与汪曾祺的合影，在两位白发同窗的回忆中不乏关于汪曾祺当年初恋的点点滴滴情节与细节。

《读者》发表的这篇散文不仅史实珍贵，更为《受戒》中的小英子不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说实在的，名人的初恋对象是谁，历来为人们感兴趣，但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而已。

但对文学大家汪曾祺不同，他的初恋对象是谁，别具值得深入研究与求实的文学史意义。

据此，我才努力多方求证，一定要以确凿的史实、得出《受戒》中的小英子绝对不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的可靠结论。

我认为，只有弄清楚关于汪曾祺初恋的真实情况，“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中的“梦”，才能显露出它的真实本相。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梦”不是汪曾祺的初恋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学梦”。

汪曾祺出身于不但富裕而且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从小就在长辈、名师指导下吟诗、作画、练书法，这就为他后来成为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打下坚实的基础。

早在幼稚园、小学读书时，汪曾祺就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随父亲到外祖父家中去，别人谈笑，打牌，他却一个人拿一本书到书房里去，一看就是半天，“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l。

进入小学后，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吸引，一些稍有文采的课文总能逗引他遐想万千。

一年级的课本上有首《咏雪》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别的孩子跟着老师读，觉得顺口、流畅、易记、有趣，汪曾祺读着读着，却从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居然慢慢感悟出一种宁静之美，含蓄之美。

m汪曾祺在高邮读完初中后、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他却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n。

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汪曾祺自幼就有的对文学的喜爱，终于升华为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

1937年夏，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躲避战火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

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o为了追求真正的文学之梦，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

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解放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p，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解放后，他于1963年出了一本儿童文学小书《羊舍的夜晚》，全书仅四万字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