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主要的文献资料

秦汉时期主要的文献资料一、基本史籍《史记》《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约前145 或前1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

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

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

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

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

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

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

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

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

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

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

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

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

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

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

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

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

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

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

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

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

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

《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

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

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

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

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

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

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

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

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

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

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

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

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

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

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

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

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

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

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

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

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

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

《续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06）撰。

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 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

《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

南齐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

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