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曼库尔·奥尔森 一、引言 有这样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曼库尔·奥尔森

一、引言

有这样一个隐喻，不仅能阐释众说纷纭的文章背后的思想，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依然贫困，而其他国家却已变得富有。这一隐喻源于有效市场假说(EMH)的争论——股价已经包含了所有可以公开获得的相关信息，从而投资者是随机选择股票还是求助于专家是无差异的。这一假说形象地体现在那个广为人知的老笑话中：一位助理教授和一位教授正在散步，突然发现人行道上躺着一张百元大钞，助理教授正要去捡，却被前辈阻止：如果百元大钞是真的，早就轮不到你了!市场参与者的最优化行为将使获得超常规收益的机会趋于消失，许多此类文章的论点都被概括在这个故事中：路无遗财，如果有的话，早已被他人快手捡走了。

20世纪最后25年的诸多经济学进展都依赖于这样一个思想：一切可获得的收益事实上都已经被获取了。虽然早期的原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描绘出从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可获得的巨大收益，近2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却更强调以个体理性行为消除干预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非均衡工资产生了非自愿失业，这意味着工人有机会向预期的雇主出卖对自己来说不那么宝贵的劳动——一个新的“双赢”雇用合同将消除非自愿失业。市场将确保路边没有非自愿失业者。

类似地，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激励进入超额利润行业，从而降低垄断力量造成的社会损失。据此，大量经验研究发现美国工业的垄断损失不过如此：哈伯格三角很小。同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庞大的GDP相比，保护主义和其他无效率政策的社会损失微不足道。

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之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的结果。这再次表明，谈判桌上也不会有余财。

近期某些关于科斯式谈判(Coaseian Bargain)的文献强调，交易成本将消耗真实资源，在定义(交易的)帕累托边界时应考虑这些资源的价值。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谈判成本高于由此带来的收益，那么就该顺其自然。理性参与方不会在谈判桌上留有余财——这一事实自动确保了自由放任将导致帕累托效率。

更近期的加里·贝克尔（1）(Gary Becker)强调产生无谓损失的政府干预必然是一项政治劣势。而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将政府看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并已将科斯定理应用于政治分析。他们认为，在本质上，理性的政治行动者在所有互惠得益实现前都有政治上谈判的激励，从而民主政体通常会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虽然它也会会影响到收入分配。（2）即使被选择的政策与经济学家的药方背道而驰，这仍然成立：如果有其他的政治谈判能使参与方状况改进，他们应该已经选择它了!这一基本思想，即互惠谈判将获取所有值得获取的得益——路无遗财——导致的结论就是，无论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放任还是强势干预，都已经实现了最有效率的可能。（3）

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这一观念不仅为一贯遵循其逻辑的经济学家所赞成，更是众多著名经验研究的主要假设。在我们熟悉的总量生产函数或增长核算研究中，经济被假设处于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上。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边际产出等于投入价格这一点使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每一要素的私人边际产出等于其社会边际产出。计量经济学家可计算出社会产出的多大份额归因于资本积累或其他要素，并将除此之外的任何产出增长(残差)归于知识进步。给定可获得的资源和技术性知识水平，这一定式假设产出已经最大化。

如果在此引证的观念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保证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也价值甚微了。当然，即使经济学的建议使GDP仅增长1％，我们的收入也将上涨不少。尽管如此，前述思想与经验假设的隐含意义在于，经济学并不能拯救世界，最多不过是为这个世界略增福祉。用凯恩斯评价各种职业的话语来说，对于社会的未来，我们并不比牙医更重要。

二、贫富的边界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检验个体理性在社会中尽其所能这一思想的经验论据呢?这问题在经验上似乎相当棘手。尽管如此，大量证据却存在于这样一个地方：国界。国界勾勒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从而，在国家经济绩效如此悬殊以致不能用禀赋差异解释的情况下，它能告诉我们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潜

力。

国家间收入水平差距惊人。以已有的最佳方式衡量，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无论富因何起，高收入总出现在某些国家，而非其他国家。虽然富国与穷国并不总是毗邻，在国界两边贫富悬殊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两岸的贫富分殊，如三八线上朝韩两国的剑拔弩张，在不久以前更有东西德被一条边界武断地一分为二。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它们值得加以认真的考虑。

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在这一解释中，科斯定理在穷国富国都成立：个体理性使每一社会“合理地”实现或接近其潜力，尽管潜力各异。路无遗财，贫困的社会中也没有。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实行最优政策与制度的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其他国家却成就甚微。这些社会中的个人和厂商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生存奋斗显示的不仅是理性，甚至经常是惊人的才智与坚韧不拔，然而这些个体的成就却不能产生任何类似社会有效率的结果。在这些国家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财富未能从自然和人力资源中挣得。这一理论认为，较为贫穷的国家没有获得“大额钞票”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执行契约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解释经济绩效时孰轻孰重?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

我将效仿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核算研究，试图通过研究总量生产要素来估计两种可能性，然后分别考察这些总量要素。就是说，我将分别考察资本、土地(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和劳动(蕴含人力资本——不仅以技术和教育，也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相对富裕与稀缺性。我也将考察技术水平，并找到了因素和论据，它们支持了增长核算和索罗式增长理论的熟悉假设——所有国家都有外生给定的相同技术水平。（4）通过这一传统分类法(taxonomy)，以及假设社会都处于其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上，我们只需简单演绎，即可从常见的事实中推导出一些重要结论。

下一节将说明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如下熟悉的假设：所有国家可以无偿地或者以微不足道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然后我考察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接下来，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对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计算，我借用了其中的一些计算结果并将之与资本流动方向和资本规模联系起来，以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然后我考察了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既然能解释大部分人均收入差距的既非这三种古典总量要素的禀赋差异，又非不同的技术获取能力，我们就得接受第二种可能性(两分法无疑太概括了)：国家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在于其经济政策和制度差异。在此没什么篇幅来展示诸多其他支持性的论据，也不能给出何种制度和政策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详细分析。尽管如此，通过引证其他研究以及回到前述理论所忽视的某些因素，我们就能认识到，为什么制度和政策差异必然是人均收入国际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也将简单地论述，国家要达到可能的最高收入水平需要哪些一般性的制度和政策特征。

三、获取生产性知识

所有国家通常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全世界的生产性知识吗?就生产性知识以不可申请专利的自然规律和基础科学进展的形式存在这一点而言，它是人人均可免费获得的非排他性公共品。然而诸多发现要么以专利和版权形式存在(在知识产权得到执行的国家)，要么就因包含在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或其他适销产品中，而将没有付费的人拒之门外。只要与从发达国家购买的的产品或工艺一道(或被包含在其中)，基础科学的诸多进展或许就能应用于穷国。从而我们应该提出以下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化的生产性知识所得到的收益，是否绝大部分由发明或开发这些知识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

既然超高速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必定采用了第一世界的现代技术，我(在Brendan Kennelly的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