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导语：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经常被前人以一种隐逸的姿态来进行解读。但这种隐逸情怀的深层面却是与他仕隐情结的矛盾和融通密切相联系的。

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

二求仕不得、欲隐不甘的矛盾无奈之情

孟浩然怀着“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的无比自信进长安求仕,并以清新俊逸的一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名动京城。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在应举落第和“无劳献《子虚》”(王维《送孟六归襄阳》)的残酷现实面前破灭,并因诗作《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为唐玄宗所弃用。

在《题长安主人壁》一作中,欲随自然的本心与犹未实现的理想把孟浩然夹在了左右为难的缝隙间,此时的孟浩然比他以往人生里任何一刻都艰辛和痛苦,欲求而不可得,欲放而不甘心,在仕与隐的抉择里,失望、孤寂和悲凉占据了他心情的整片天空。清朝王士祯说“孟诗有寒俭之态”,而这寒俭之态就在于孟浩然未能忘掉入世之心而心有所系,于是诗歌里便常常带有如《题长安主人壁》里表现出来的求仕而不得的一种愤慨和牢骚的心态。

在这个时期,孟浩然开始渐渐从他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潜伏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留别王维》中感叹“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但孟浩然语气虽悲却仍不失气概,不若中晚唐诗人科场失意时“逢人话天命,自贱如埃尘”(姚合《感时》)的卑微姿态,也不流于狭隘的怨刺和讥弹,而是展现了他“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京还留别心丰诸友》)的风概和节操。尽管孟浩然认识到了自身的悲剧性,但他并没有以足够的胸怀和豪情来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不像李白面临求仕失望后还能发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壮语。孟浩然在困顿和失意里想起的还是他的“南山田”和“故园扉”,他仕与隐的冲突仅仅停留在自我的愤慨和狷介之中,而最终化为山水诗歌里的低吟哀唱,愁影悲叶。

三漫游入幕时的通脱达观之情

孟浩然在长安求仕失败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借此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接着回乡,后又入张九龄幕府,但因思乡不久便辞幕而还家,最后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动而亡。

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仕途上的失败削减了孟浩然的入世致用之心,孟浩然深感“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而他之所以“山水寻吴越”,乃是因为“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的缘故。从这可看出孟浩然的百般无奈和心灰意冷之情。

尽管孟浩然依然还抱有“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的壮志难酬之理想,但此时的归隐之意则是完全占据了上风。如《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此诗表达了诗人人生心迹的转变,是诗人的思想从汲汲于世向乐于归隐田园的过渡句。诗人隐居就是不愿意丧失人格的高洁而媚俗,而在隐居之中,也还念念不忘济世之

志。但这种济志已不若初前那般的激情高蹈,而显得平缓厚实了。长安求仕失败后,政治上的欲求而不可得,这种外化的不遇心态使得孟浩然常常会把内心的思想引伸向历史或大自然,寻找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契合点,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绪。

写于襄阳隐居时的诗跟后期漫游吴越的诗歌相比而言,前期的诗更多的是一种对山水本身的诗意或诗性的表达。而到了晚年,道家的出世观念才真正地占据上风,其诗风也就较之前期明显多了几分羁旅的哀愁和悲凉的伤感,少了些古澹悠远。如《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以故知相逢的喜悦来反衬精神深处的失落与忧伤,又以精神的失落来映衬人生的失路之悲。但诗人的孤独却又不显露出消郁颓废的穷途末路之感,反而让人从中读出了一个高标异韵的诗人形象,特别是三四两句更有着“既多兴象,兼复气骨”(殷蹯《河岳英灵集》)的气魄。孟浩然在仕途上失败的痛苦经过心灵的折射,常常会化为一种“怨而不怒”型的含泪的低吟(比如《宿建德江》、《江上思归》等),即便是鞭挞丑恶,诉述不平,也采取一种独特的、含蓄的、被眼泪与诗情所包裹着的形态。

孟浩然于人生之坎坷和挫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安顿之处,那就是放弃功名的诱惑,在隐居家园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纯洁和高远。“冲天羡鸿鸪,争食羞鸡鹜”(《田家作》)的孟浩然并不因为失意而就放浪自己来消解人生的悲哀和凄凉,而是对自身的处境持通脱、达观的态度,带着至真至情去体味人生、欣赏自然。他把个人的情志与大自然相沟通亲和,达到人生的诗化境界,体味着自然生命的充盈,体味着人格的完整和圆融无滞。

王维与孟浩然的故事

王维与孟浩然的故事王维与孟浩然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但王维官运亨通，直作到尚书右丞，相当于副部长，而孟浩然却终生仕途不通，被称为“布衣诗人”。造成孟浩然官运不通的重要原因，乃是王维嫉才妒能，抑制了他的仕进之路。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青年时讲节义，隐居在鹿门山，一心作诗，当他40 岁出山时，已是名满天下，开始游历京师，希望在仕途上谋得发展。当时，王维的诗名也很响，又作着尚书右丞的高官，孟浩然便去拜访他，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但是，他却找错了对象，王维嫉妒他的才能，生怕皇帝一见孟浩然会疏远自己，因此，虽表面上大捧孟浩然，实际上都抑制他的仕进之路。有一次，孟浩然正在王维处谈诗论道，唐玄宗李隆基忽然来了，王维以孟浩然是布衣不能面圣，于是令孟躲在床底下。当时唐玄宗尚未为杨贵妃所迷，正励精图治，与王维谈了一些政治事务之后，看到桌上有诗笺，便随手拿起来看。这诗正是孟浩然所写的《岁暮归南山》，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赦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唐玄宗看了“不才明主弃”这一句不大高兴，悻悻然对王维说：“这人岂有此理，他自己不来找我，怎么可以说我弃他呢！”据说，王维听到这话后，并不替孟浩然辩解，更谈不上替孟引见了。在床底下躲着的孟浩然，此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如果王维在这个时候利用机会替他的朋友吹嘘一下，孟浩然平步青云的可能性相当大，然而王维却不肯为，于是，孟浩然自知找错了人，自己与仕途无缘了。孟浩然在长安住了一阵，发觉仕途无望，加上自己的倔强个性不愿再屈身求人，于是毅然返回襄阳去了。临走之时，他给王维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寂寂竟何时，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此诗的口气，对王维有极明显的谴责，“当路谁相假”是说王维不肯引荐，“知音世所稀”自然说得更明白了。可见王维抑制孟浩然，给孟造成的伤害之深。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说课讲解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摘要：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由于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影响，客观上存在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了解这些差异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大有裨益。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原因表现 1. 了解思维方式的必要性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思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则为语言。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连淑能，2002：39)，与两者都密切相关：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中。

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2.1 我们认为首先是东方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缘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上了“受指主义”的轨道。中国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不遗余力地否定语言的终极表达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甚至否定语言是知识的来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后用反诘的形式做出判断：“名与身孰亲？”答案当然是“身” (受指)高于“名” (能指)。“名实之辨”更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它的思维立足点是“实” (受指)，用“循名以责实”的方法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否定语言的客观真理性，要看说话者本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高于“文章”。尽量用超分析性、超逻辑演绎性的思维方式，很少论证和说明，文字向内凝缩，意义朝外涨溢，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符号的限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和怀疑，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内省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人治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寓言(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

王维、孟浩然对比

王孟优劣之历代观点综述摘要：历代王维、孟浩然二人一直并称，因为二人私交甚笃，且二人在山水田园诗上风格相近。但二人在创作、思想、才华以及诗风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历代对王孟优劣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对王孟优劣之争进行了综述。关键词：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王孟优劣一、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盛唐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作家，主要是孟浩然和王维两位大家。王孟并称已久，不仅因为二人私交甚笃，还有此二人留有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传世。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王维歌咏自然之诗，“既承晋宋之陶谢诗，复开唐田园山水诗之途径，独得神韵之佳趣，融释道之理于其中，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风。”1王维是唐代诗坛的重镇，盛唐“三鼎足”之一，又是诗、画、音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大师。王维的田园诗主要风格就是“冲淡”，所谓冲淡，就是冲和、淡泊。杨延芝释之为：“冲而弥和，淡而弥旨”（《诗品浅解》）杨振纲则曰：“冲，和也；淡，淡宕也。”（《诗品解》）有很多作品体现王维这一风格，例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这些诗不仅出现了闲、静、寂、无、空等冲淡的字眼，而且出现了冲淡的意境。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人间的纷争，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山水花鸟的生机。诗人尽情消受着、欣赏着、陶醉着。然而，诗人难道真能百分之百地达到忘我、无我的境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诗人所希冀的只是忘掉官场的挫折、命运的坎坷、人世的烦恼，也就是将人生道路上所遭到的险恶风云忘得一干二净。此外，王维的冲淡并非幻灭、死寂，而是富有生机的，他是诗人把活跃的生命力转化为凝固的生命力的结果，活跃的生命力呈现出流动状态，凝固的生命力则呈现出静谧的状态。例如在《辛夷坞》里，尽管涧户寂无人，但由芙蓉花发红萼、且开落，就给寂寞的山涧增添了生气。 1《唐诗论考》柳晟俊著；中国文学出版社；第49页

东西方思维模式比较之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中西生死观的比较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内容丰富，本文将对其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即中西生死观进行比较分析。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生命，生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权利还是义务，是快乐还是痛苦等，其次是如何对待死亡，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必然，还是对人的惩罚。研究中西生死观的比较对于我们拓宽在生死问题上的视野有极大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也有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一、中西生死观的共同点：重生敬死中西方虽然有着很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但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生的价值，人们都期望能够好好活着，延年益寿。二者也都很敬畏死亡，把人生彼岸看作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对死寄予最后的希望。 1．重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爱惜人的生命。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人而不是鬼神。重的是生，而不是死。道家学派把重生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早期道家学者厌恶世人为名为利为权势而进行的复仇，提倡一种重生至上主义。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渴望长生不死的迷信做法，如修炼、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寻求长生的做法，都体现了人们对生的重视，对生的渴望。西方思想家也重生，他们注重人生的幸福，注重合理的，高效率的，充分的享受人生。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死后说：“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问是幸福的，有战争，有荣誉，有美色，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去追求，在阴间，什么都没有。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自由主义幸福论者特别强调肉体的无痛苦

孟浩然与陶渊明比较

陶渊明和王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出名的田园诗人。一个是晋代田园诗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唐朝山水田园诗的代表。陶渊明的田园诗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尽管都有写田园农家的成分，但他们所表达的田园情结尽不相同。由于社会背境、人生际遇和性格修养的原因，在这个方面上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有相同之处，但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现以与田园情怀相关的异同在陶诗《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和王诗《渭川田家》中作一分析。两首诗的不同点 1.思想内容上的不同：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当时战乱不断，政治上门阀制度森严，显赫的祖业轮到他时，家境已衰落。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辞官归隐后，返回田园躬耕。《归园田居》（其一）描写了恬美幽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诗人归园后恬淡的愉悦心情和对污浊官场的憎恶。全诗共二十句，前八句叙写了自己性格志向及误入尘网，最后远离官场，返回田园；接下来的八句，都是描写宁静的田园风光及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最后四句，写的是清静的生活乐趣和返朴自然的心情。诗人以简约的二十句诗，就描绘出田园风光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出诗人归隐后喜悦之情。王维活动在社会安定、国力强大、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繁荣的盛唐时期，过着一种亦仕亦隐的生活。《渭川田家》描写的是山村景色和农家生活。这首诗写的是在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际，写出恬静自然的田家晚归的情境。读毕《渭》，全诗的重心自然而然就落在一个“归”字。在诗人笔下，夕阳西下、牛羊归来、老人候人、牧童归来、麦田鸡鸣等这些农家平常随处可见的景色，显得诗情画意盎然，简直就是妙笔生花，别具一番牧歌情调。其实，农夫们并不闲逸，与诗人自己担惊受怕的官场生活相比之下，农夫显得更加安然、更加自由，故闲逸之情溢于诗中。诗中前大半部分都是写那么多“归”，实际写的就是人人有得归，反衬出诗人自己无随归；人人归得亲切、安然，反衬出诗人自己归隐得太迟以及自己官场上的孤单苦闷。诗的最后一句“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即点出全诗的灵魂所在。由此可以得出，时代境遇和人生经历的不同造就了陶王两位诗人分别在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同。 2.归隐方式的不同，情感亦就不同。陶渊明挂冠归隐，往往无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是穷隐，得与乡民同生活共劳作，其诗出于直接体验，生活与诗，诗与生活，无不给人一种纯朴而水乳交融的亲切感。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仅透露出一点点信息，其组诗接下来的就能深透出这方面的体验。王维把当官的俸禄作为隐士生活的经济支柱，是富隐，在乡间别墅诗酒书画，闲情逸致，故其山水诗精致闲雅，疏淡亲禅，而田园诗则分明是一种局外的、旁观的、缺少陶诗那种亲切感的闲适清淡。《渭》的“即此”一句，就显现出这一点。王维以下千余年，山水田园诗车载斗量，如摩诘者大可指数，而如渊明者则无一人，究其原因，与士大夫或者说读书人鄙视劳作，远离实践有很大的关系，亦是两人写田园山水诗情怀不同的因素之一。3.艺术特点上的不同：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诗风因其创新和发展,明显又别于陶渊明的田园诗风。（1）.景与人的关系。《归园田居》只描写景物而没有涉及到人物，从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到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诗中虽没有人物的痕迹，但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渭川田家》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夕阳、牛羊、

陶渊明在唐代的地位及其与王维_孟浩然之关系

第4卷第4期大连民族学院学报Vol.4 No.4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Oct. 2002 陶渊明在唐代的地位及其与王维、孟浩然之关系高建新 (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呼和浩特 010000 ) 摘要：陶渊明的地位是在唐代被确立的. 作为田园诗人的开创者，陶渊明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明显的. 唐代的山水诗皆以陶渊明为祖，追求清新自然、浑然一体的意境，又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王维有陶渊明的清腴，孟浩然有陶渊明的闲远. 陶渊明之所以在唐代才受到人们重视，一是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思想感情日益充沛；二是由于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到了唐代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诗歌；风格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5X（2002）04－0013－06 陶渊明的地位是在唐代被确立的. 陶渊明在唐代受到了空前广泛的欢迎：“今来寄新诗. 乃类陶渊明”（刘禹锡《酬湖州崔郎中见寄》），“忽吟陶渊明，此即羲皇人”（孟郊《报张翰林舍人见寄》），“林端忽见南山色，马上还吟陶令诗”（钱起《寄张蓝田》）. 唐人喜欢在诗文中引用陶渊明的事迹，“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 [1]（P89）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作了一个统计，仅是歌咏陶渊明及其事迹的唐代诗人就不下三四十家，如王绩、王昌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嘉佑、戴叔伦、翰愈、孟郊、卢纶、李端、钱起、许浑‘崔道融、颜真卿、郑谷、韦庄等等.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事迹已深入到唐人的日常生活中了，陶渊明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独特的. 李白一生敬仰陶渊明，喜欢用陶渊明的故事入诗，钱钟书先生说：“太白《古风》第一首虽然古代作者而不及陶渊明，他诗如《赠皓弟》、《赠徵君鸿》、《赠从孙铭》、《赠郑溧阳》、《赠蔡秋浦》、《赠闾丘宿松》、《别中都明府兄》、《答崔宣城》、《九日登山》、《游华城寺清风亭》、《醉题屈突明府厅》、《嘲王历阳》、《紫极宫感秋》、《题东溪宫幽居》、《送付八至江南序》著作，皆用陶令事”. [1]（P88）李白赞賞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九日登山》）并化用陶典，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　收稿日期：2002 - 06 - 08. 作者简介：高建新（1959-），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王维孟浩然之比较

王维与孟浩然之比较作者：指导老师：摘要: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领袖人物，他们以杰出的创作成就并称于世。他们都以山水田园风物为主要创作对象，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二者的个性差异，仍然显示出较多的不同。就思想来说，王维虽表面上亦官亦隐，但实质上“身心相离”。实现了由儒到佛的根本性转变，而孟浩然却始终生活在儒和道的矛盾中。就诗歌的意境说，二者都创造出“静”，但一个是佛教的“空灵”，而另一个却是道家的“清幽”。就艺术表现看，王、孟诗都表现出画的效果，但王诗是山水画、，而孟诗是风景画、风俗画。就创作技巧看，王诗常用纯静态的空间景物排列，而孟诗却不仅善用动词，而且多用连词和助词。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王、孟诗歌的“异同”。关键词:王维；孟浩然；思想；意境；艺术表现；创作技巧；比较目录：一、思想方面二、意境方面三、表现手法四、创作技巧序言：山水田园诗起源于南北朝时代的陶渊明和谢灵运。利用诗歌这个文学形式，前者抒写了大量田园生活情趣，后者歌咏大量的山水风光。他们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们思想的活跃，许多学子四海游学，广泛交际，遍览祖国名山胜水。于是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的诗作兴盛起来，或抒发壮志豪情，或表达隐逸趣尚，这样，一个新的诗派——山水田园诗

派便逐渐形成了。王维、孟浩然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中两位并称的杰出代表。王、孟并称首先是因为他们交情笃厚，志趣契合。其次是政治思想一致，他们都曾是张九龄开明政治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并先后受到张九龄的引荐。然而，王孟并称最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虽然王维早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歌，但王维主要还是以描写自然景物著称于世，而孟浩然则是地地道道的山水田园诗人。在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中，他们都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赢得了世人的赞誉。然而，“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为了使我们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相似的表层上，而能够潜入反映个性特点的深层中，“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本文即试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较王、孟山水田园诗的特色一、思想方面思想是一个人行为的主导。文学作品的特点之所以呈现出形态各异，主要就是作者思想的差异造成的，因此我们分析王、孟诗歌的异同还是应该首先从他们的思想入手。我们对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分析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居辋川别业前，属于王维早期的山水田园作品。就王维整体创作来看，这一时期其作品主流是奇劲雄浑的边塞诗，充满着昂扬奋发的情调。他所要抒发的是建功立业的豪情。如王维二十一岁时所作《燕支行》一诗中充满着追求边功的慷慨豪情，描绘出壮伟激烈的战争场景。这显然是其内在襟怀意气的迸发。又如《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一

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与现代科技创新

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与现代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备受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它与科技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科技积累影响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中国“感性+顿悟”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而西方“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偏重推证，二者对科技积累乃至科技创新有不同的作用。与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方式对科技创新起指导作用。标签：科技创新；科技积累；中西思维一、科技创新与科技底蕴所谓科技创新，即在某一领域的科学或技术方面取得前人所未有的成就，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更合理、更科学、更经济的理论或方法。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技术和科学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生产依靠技术，技术依赖科学的关系，发展到目前的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物质产品生产关系。随着新科学的进步，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个技术发明，甚至就能够创造和产生一个新兴产业，结果能改变某个领域或整个世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人类思想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创新特别是思维方式创新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受到全世界重视并且得到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普遍追寻的一个目标。这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需要科学家群体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旦成功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引发一个行业和相关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革命，因此，在某一领域完成了科技的创新就意味着在该领域拥有了优先发展的权利。科技创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科技氛围，需要有深厚的科技底蕴做基础，科技底蕴丰厚与否直接影响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因此，科技创新与科技的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科技积累是完成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一般说來，国家的科技底蕴和积累与科技创新成正比，也即科技底蕴和积累多理论创新也越多，理论创新越多的结果带来的是新的技术。当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科技发达，这与其近代以来科技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二战时期美国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宽松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战争国的科学家，他们也将各国科技发展的成果植于美国的大地上，时至今日已开出了绚丽的科技之花。中国走的是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工匠传统的国家，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科技体系。古代中国技术先进，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然而在科学理论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这与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感性、顿悟”型，观察外部世界依靠感性经验，或说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顿悟方式来观察和探索世界，就其宏观发明来说，总体是模糊的，方式方法方面则是思辨和形而上的。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崇尚“理性+实验”，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依靠精确观察和计算，是建立在精确观察和计算基础之上，其过程是用严密的逻辑来开展，然后进行分析、总结，最后探索和得出自然界或社会某方面的规律或法则。这是一个纯粹化和量化的过程。两种思维方式各自偏重一个方面，但是在科技积累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各自与自己所在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也因此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方面的价值观念、心理特点等也各不相同。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各具

论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区别

论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区别盛唐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对外交流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是雄伟奔放、波澜壮阔的。在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且天赋极高的诗人。诗歌体裁丰富多样，艺术风格独具特色。山水田园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盛唐山水田园诗是六朝山水田园诗的继承和发展，既注重对山水形象作精工的描绘，也注重陶渊明那样通过山水田园表现主体的品格与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次发展。而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则是被后人称之为“王孟”的王维与孟浩然则代表了这个时期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相同之处是他们诗风都较为清淡，描写祖国的大好山川、农家生活的部分较多，且语言朴素，不求辞藻华丽。那么，二者的山水田园诗到底有何区别，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二者的区别。一、题材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顷大力写山水田园诗的一位诗人。由于他禀性孤高狷洁，虽有蛮强的抱负，但他不愿折腰曲从。当他求仕无门，科举落地后就放弃从官而走向山水。故他的诗比较单纯，有对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对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对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诗取材范围非常广泛。而反观王维的是，虽然没有孟浩然对生活的反映有限，但是却比王维的诗略胜一筹。王诗的题材既有山水田园之作，又有抒发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揭露社会现实之作，宣传佛家教义之怍以及倾诉妇女怨情之作。王维则是昌盛时期的杰出代表，代表了中国山水诗的最高水平。就其艺术创作性而言，远远超越了前人，并对后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语言孟浩然诗的语言特点是平淡朴素，平实。例如他的《过故人庄》：“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通过最平淡的语言描写出了田家耕种生活的景象，但这些平淡的语言中又蕴藏了真实的情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底。王维诗的语言特点是讲求画意、绝冠五言。由于王维精通音律，又擅长绘画，在他的诗中常常把属于绘画的表现手法融汇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为读者创造出生动逼真的画面，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景象，例如《终南山》。三、写作手法王维与孟浩然在艺术手法上的最大共同特点是都用种叙述的笔调来写诗，很少穷形极相的描写，这是构成他们“清淡诗风的重要因索。两人相比较，王维的诗描写性要强些，更注重把写诗与作画联系起来，在构成诗的画面的时候，注意诗的景物、人物、事物的关系，

浅析孟浩然与王维山水诗的不同

浅析孟浩然与王维山水诗的不同摘要：孟浩然、王维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影响很大。两人虽然都以山水田园诗见长，但也有所不同，孟诗不但具有清新宁静的自然美，也常含淡淡的伤惜之情，而王诗则不同，是一种静谧超尘绝俗的意境，常含佛理；孟诗有有我之境，而王诗则有无我之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关键词：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不同王维、孟浩然都是陶渊明、谢灵运的后继者，在诗歌创作领域都具有领袖的地位。两位诗人情趣相投，在思想、风格上都是以“高人”、“隐士”著称，都擅长五言诗。一、生活经历、性格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孟浩然（689～740），襄阳人。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早岁隐居家乡的鹿门山，闭门读书。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求取功名的欲望，热切地盼望出仕，以施展他的抱负。《二十五史．旧唐书》用四十一个字概括了孟浩然的一生，“隐鹿门，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樊。张九龄镇荆州，属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率”① 一心求取功名的孟浩然在他的求仕道路上却屡遭挫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次次的失败不免产生怀才不遇的怨恨：“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维》满怀用仕之心，却求仕无望，更好做激愤之言，牢骚之语。《临汉隐居诗话》记载：“孟浩然入翰苑访王维，适明皇驾至，浩然仓皇伏匿，维不敢隐奏知，明皇曰：‘吾闻此人久已，召使进所业，’浩然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曰： ‘吾未曾弃卿，卿自不求仕，何诬之朕也！’因命放归襄阳。”② 一语触犯了龙颜，从此也断送了自己念念不忘的求仕之路。无奈之下，辗转返乡，由此写下了很多田园诗歌，“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可见在字里行间染上了一层冷清的色彩，带有一种淡淡的愁绪，也暗藏了他个人的失意、孤独和苦闷。尤其是在《宿建德江》中“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心，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更体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的生活经历、平凡、单纯的性格，缺少城府的语言断送了孟浩然的求仕之路。但是，这种单纯对于山水诗却是一件幸事。单纯的心灵最易贴近自然，与山水融合无间；以单纯的心灵关照山水，其山水诗自然呈现单纯明镜的意境。“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泓澄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看看未相识，脉脉不得语。”（《耶溪泛舟》）“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万山潭作》）

【课外阅读】比较王维与孟浩然诗风的异同点 (2)

【课外阅读】比较王维与孟浩然诗风的异同点王维、孟浩然虽都盛唐田园山水诗的代表作家，但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是有区别的。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看：一．王维山水田园诗具有空明的境界和宁静之美，诗歌宁静优美而神韵飘渺。二．净化了的情思，用提纯的景物表现，有种单纯明净的美。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景物描写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琢的特点，诗语自然纯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诗歌呈现出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三．王维的山居歌咏擅长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而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表现了山水的纯净之美，语言清省。然后从艺术特点看：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山居秋暝》是自如美与心境美融为一体，创造出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孟浩然诗是从高远处入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所描述的境界是宏阔，气势是壮大。《春晓》的笔调似有惜春之情，却无迹可寻，语言自然纯净内秀。《宿建德江》所写的是客愁，其语句平淡，诗味却很醇厚。其次从诗风格看：孟浩然和王维的山水诗都不追求词藻的华美，而是力求极自然地表现山水本身的美。同时他们也都在山水诗中尽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孟浩然常在山水描写中融入游子飘泊之感，由于心情孤寂，山水也染上了一层清冷的色彩，有时诗人被作为画面的一部分而写进诗里。孟诗缺乏对理想的追求，其基本风格是恬淡孤情。王维的山水诗则往往渗透着佛家虚无冷寂的情调，诗人努力去追求那种远离尘嚣的空而寂的境界，故许多山水诗中不见诗人的影子，却能感到他沉浸在寂静的快乐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最后从诗的内容看：王诗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比孟诗略胜一筹。就山水诗而言，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处处可见受绘画影响的痕迹，这些在孟诗中都很难找到；就田园诗而言，王维善于写静，以有声写无声，是幽静；而孟诗中的静往往是"寂静"，是直写其静；王诗中的景色是一幅幅静美的田园画，孟诗则如一个个蒙太奇镜头；王诗"物我一体"，是"无我之境"，孟诗往往有诗人活动的影子，是"有我之境"，孟诗喜直接抒情、议论，王诗多以景见情，情景交融。二人各有成就，不宜轩轾。"如果说孟浩然是以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那么王维就是在充分吸取南方山水诗表现一书的基础上，开辟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以雄浑壮丽与清新自然相结合的风格，实现了汉魏风骨与齐梁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2.1 我们认为首先是东方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缘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上了“受指主义”的轨道。中国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不遗余力地否定语言的终极表达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甚至否定语言是知识的来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后用反诘的形式做出判断：“名与身孰亲？”答案当然是“身”(受指)高于“名”(能指)。“名实之辨”更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它的思维立足点是“实”(受指)，用“循名以责实”的方法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否定语言的客观真理性，要看说话者本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高于“文章”。尽量用超分析性、超逻辑演绎性的思维方式，很少论证和说明，文字向内凝缩，意义朝外涨溢，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符号的限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和怀疑，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内省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人治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寓言(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而与之相对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立足点是“能指”主义，对语

孟浩然与王维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

孟浩然与王维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世称“王孟”。王维是诗佛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开元九年（721）进士。任太乐丞，后转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王维前期的诗大都反映了现实，有着较进步的政治倾向。后期则多是描绘田园山水，鲜明的反映了他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王维是唐代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杰出诗人，他工诗善画，又精通音乐，并能以画、乐之理融会于诗中。王昌龄是诗家夫子七绝圣手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夫子”。李白是诗仙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杜甫是诗圣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杜甫是一个创作天地很广阔的诗人。现存诗一千四百多首。他善于表现重大的主题，也善于描写细小的事物，题材是多方面的。无论五言、七言、古体、近体，都特别出色，又能融合前人艺术的各种长处，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贾岛是诗奴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李贺是诗鬼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白居易是诗魔他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白居易（772-846），字乐天。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的早期政治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用辞尖锐，主题鲜明。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影响尤大。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1]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论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

论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摘要：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并称为“王孟”。王、孟二人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艺术，在学习借鉴中熔铸创新，把山水和田园、写景与抒情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出许多形象鲜明、意境高远、语言精炼优美、风格和情调丰富多彩的诗歌。但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气质性格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是不同的。对二者的探讨，对于了解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关键词：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盛唐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顶点，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是雄伟奔放、波澜壮阔的，反映在诗歌上，更是诗人辈出、百花争艳，有的高深古朴，有的雄浑飘逸，有的凄婉悲壮。体裁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独具特色。而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王维与孟浩然则代表了这个时期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中国的山水诗，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和《楚辞》。如果说孟浩然是以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那么王维就是在充分吸取南方山水诗表现一书的基础上，开辟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以雄浑壮丽和清新自然相结合的风格，实现了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交融的艺术理想。他们把山水和田园、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许多形象鲜明、意境高远、格调和情调丰富多彩的诗歌，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一、不同意境的山水田园诗（一）孟浩然：单纯明净、冲和闲逸孟浩然写景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表现手法，追求一种单纯明净、浑然一体的意境。如《万山潭作》，此诗在整体上给人一种冲和闲淡、闲适安逸、潇洒从容的意境。（二）王维：含蓄空灵、富有禅趣被人称为“诗佛”的王维，偏向于清、幽、空、寂的审美趣味，他的诗歌常常使用宁静、枯寂的物象，以及由淡泊之情和枯寂之景结合而成的一种空寂的诗歌意境，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禅趣”。如《终南别业》，全诗抒写自己恬然自得的乐趣，不有意去寻找山水美景的刺激，一切全凭自己的兴之所至，自自然然，在专注于云起的一瞬间感到万物已成一体，这种宗教体验，便是诗人诗中所表现的“禅趣”，《渔阳诗话》也称他“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二、不同语言的山水田园诗（一）孟浩然：平淡朴素、多用“兴寄” 孟浩然的诗平淡朴素、不饰铅华，沈德潜说他：“语淡而味终不薄”。如《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绘画出青山绿水中淳真朴素的田园生活场景，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重“兴寄”是孟浩然诗的普遍特点。“兴寄”即比兴寄托，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如《早寒江上有怀》在“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的景色描写中，寄托着仕途五路的失意之感。葛晓音说：“孟浩然在近体诗中的

论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异同

论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异同摘要：王维、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的山水田园诗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诗与画结合的范例，都具有闲适、恬淡、宁静的风格，都是以禅入诗。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孟浩然的诗以描写南方山水景色和田园生活为主，王维的诗以描写北方田园生活为主。王维的诗比较偏重于对客观描绘，孟浩然的诗则偏重于对主观抒情。关键词：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相同；不同生活在盛唐时期的诗人，是幸运的。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富有浪漫气质。成为山水诗滥觞的沃土。大唐盛世时期是开明开放的，这是一个游山玩水的时代，人们释放激情，追求生命的质量，热爱生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兼容并包。诗人们在自由自在的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山川给予他们作诗的灵感，大自然带给他们无限的遐想。此时的王维与孟浩然又恰恰都是吮吸盛唐山水养分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中都有遨游天下，耽情山水的经历。襄阳境内本就多名山胜水，孟浩然又是襄州襄阳人氏，并隐居于此。孟浩然在四十岁时仍未中进士，怀着满腔的失意与落寞漫游吴越，时间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游历了几江东、江浙、湘桂、巴蜀等地。把愁怀之情寄托于游山玩水之上。而王维的三水之路不曾停止，先后在终南、辋川隐居过，而且由于受到仕途的影响，不得不在两京之间来回，趁此机会又先后游历了中原、汉水一带。一、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相同之处（一）王维、孟浩然山水诗都是诗与画结合的范例王维孟浩然的诗讲求山与水的结合，因而其山水诗堪称诗与画相结合的典范。王维常以画家的思想和眼光观察大自然，又用画家的笔法把大自然描绘得很形象，他的每一首诗都像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卷。对于笔下所描绘的事物善于运用运用一些技巧，如：色彩的生成、色彩的对比，光影的变化等，而且对于事物敷彩着色很是到位。以此来唤起人们的直观印象，尤其是诗中对于自然景观的刻画，唤起的印象更加深刻。而且他们二人的诗比较善于写形，在写形的同时注重写意，形意结合，传达出诗的意韵来。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日落昏暗，湖江愈显其白，潮来铺天，天地仿佛弥漫着潮水的苍青，日暮时江天空茫在色彩的相衬相生中展示的活灵活现。“泉声咽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比较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比较作者：唐健吾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的方面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本文试图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予以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大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1]。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譬喻的话,那么中国以“辨证”为主的思维途径,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法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难懂的文字。那么,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2]。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大的如国际事务小的如夫妻关系,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 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由于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