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摘要】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

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

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

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

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顾炎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汉学宋学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

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顾氏的经学思想，学术界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多少年来，鲜有学者的眼光能够触及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更毋庸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了。

本文试图对顾氏经学思想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注意。

一、经学宗传作为开创一代学风的先行者，顾炎武之经学自有其师承渊源，亦有其学派归属。

然而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许多争论和分歧。

在经学史上，本有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别，有所谓汉学和宋学之分。

于是，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于古文学，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汉学，还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宋学。

其实，我们只要细看顾氏的《日知录》、《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诸书，即可知其治经走的是“通学”的路子，与一般困守宗派、森严门户的经学家迥乎不同。

1 ）关于今古之别问题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兴起，在两汉则有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交替流传。

今文派盛行于西汉，依据汉初隶书本的《五经》，偏重于“微言大义”。

古文派盛行于东汉，依据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经典，偏重于“名物训诂”。

到汉末，郑玄、王肃前后继起，他们混合今古，遍注群经，不论家法师法，自创一家之言，于是又产生通学派，今古文学之争于是逐步消亡了。

顾氏笃志经史，对于历代经说，均很重视，并一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他曾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着，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故其经学研究，唯求是为真，以通经为的，既不讲究师法、家法之异，亦不突显今文、古文之别。

从其所考究的经典来说，顾氏对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一视同仁。

例如，关于《尚书》的今古文问题，他说：“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

……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

”（《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对于《春秋》, 他在《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楚吴书君书大夫》、《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杀或不称大夫》、《五伯》、《王子虎卒》、《卿不书族》、《陨石于宋五》等条以及卷五《奠挚见于君》条中对古文之《左传》，今文之《公羊传》、《谷梁传》，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订，误者批评之，正者表彰之，毫无门户之见。

在《文集》卷三《答俞右吉书》中说：“若鄙着《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如’君氏卒’、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当从左氏；’夫人子氏薨’当从《谷梁》； '仲婴齐卒’当从《公羊》；而‘三国来媵’，则愚自为之说。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易》、《诗》、《礼》诸经，顾氏亦皆不立今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从其对经学家的态度来说，顾氏对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均不偏不倚。

如他在《日知录》卷二《司空》条中对古文学家孔安国提出了批评，而在《日知录》卷五《莅戮于社》条中则引孔安国之语以证他提出的“古人以社为阴主”的观点。

他在《日知录》卷二十七《左传注》中考正了古文家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的一系列错误，而在《日知录》卷四《杀或不称大夫》条中又引杜氏之语以证其“杀或不称大夫”的观点。

又如在《日知录》卷一《卦爻外无别象》条中，他对今文学家荀爽和古文学家虞翻都进行了批评。

如此等等。

顾氏之经学不仅超迈今、古门户，而且对郑玄、王肃等所谓“通学” 派，亦既不回护，也不贬损，而是舍短取长，唯求其是。

如他在《日知录》卷七《考次经文》条、卷三《韩城》条、卷五《三年之丧》条中对郑、王之学皆各有褒贬。

凡此之类，皆可见顾氏之学能博赡群言，无分畛域。

2 ）关于汉宋之争问题所谓汉宋之争，其实是一个很有歧义的问题，历来学者们对汉学、宋学等名称有诸多不同的理解，由于汉学、宋学等概念的歧义性，所以，学术史上关于汉学与宋学之间的许多争论往往看似激烈，而实际上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

本文的论点以对汉学、宋学的如下规定为基础：所谓汉学，是指两汉学术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两汉经学，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与宋学相比，汉学主要着重于经典的注释和训诂。

所谓宋学，是指宋、元、明时期学术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宋明时期的所谓“性命义理”之学或宋明理学，包括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学派。

相对于汉学而言，宋学更加注重义理之阐解和发挥。

依照这种理解，以汉宋之争论顾氏之学者所持之各种观点，实均值得商榷。

有的学者以顾氏之学为汉学，然以顾氏对汉学之态度来说，他对汉学，无论西汉今文学，还是东汉古文学，都既有赞同，亦有批评。

如他在《日知录》卷四《仲婴齐卒》条中说：“《公羊传》：‘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

'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

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

'此汉人解经之善。

”而在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中则说：“《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

'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

”等等。

此点上文已言之甚明，兹不赘述。

有的学者以顾氏之学为宋学，然以顾氏对宋学之态度来说，他对宋明诸儒虽褒贬扬抑各不相同，却能破门户窠臼，不执一己之偏。

对宋学空疏不实的学风，顾氏一向深恶痛绝，故他在《日知录》和《文集》等着作中，对宋明诸儒之经说提出了许多批评。

如在《日知录》卷一《孔子论易》条中批评了陈抟、邵雍，在卷一《鸿渐于陆》条、卷三《大原》条中批评了朱熹，在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中批评了王安石、王阳明，在《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中批评了二程、象山，等等。

但对于宋明诸儒经说言之有理者，顾氏亦并不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称引。

如他在《日知录》卷四《春秋言天之学》条中引邵雍之言以证己说，在卷一《七八九六》条中称述欧阳修，在卷六《鬼神》条中表彰程颐、张载，在卷一《朱子周易本义》条、卷十四《从祀》条、《文集》卷五《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中表擢程朱之学，等等。

尤可贵者，顾氏虽对陆王心学绝不苟同，然其在《日知录》卷十七《通经为吏》条中却对象山大加褒奖。

由此可见顾氏学术胸次之宽博。

至于以顾氏之学为汉宋兼采之学，亦须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顾氏之学不仅兼采汉宋，而且兼批汉宋，此点已详见上文。

第二，把顾氏之学归入汉宋兼采派，乃后人为顾氏所立之门户，非顾氏自觉之所为，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云：“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

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总之，顾氏之经学，会通群经众典，博采历代经说，对汉唐旧注，宋明传说，均详加疏通，一一考明，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继往学，开来者，故能成就宏伟之气象，开启一代之学术。

顾氏之学，若必有所归依，则当归之于此。

二、稽古明经1 ）尊经而明道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学问，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

在传统的经学家们看来，“经”乃孔子载道之具，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既然“圣贤之道存于经”，所谓“五经”、“十三经”等经典在经学史上当然就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经学家们认为，明道先须尊经，而尊经正所以卫道。

顾炎武之经学，继宋学之末流而起。

宋学发展到明末，流弊日甚。

一则宋明以科举取士，天下经生皆诵章句而舍本经，使经学沦为帖括之学；二则宋学本以义理见长，而训诂为弱，故学风流于狂诞，宋儒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使经学偏离尊经述古之的而步入荒经蔑古之途。

故顾氏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起而倡导稽古右文，尊崇儒经，以矫宋学空疏之弊。

针对宋明儒者以己意说经，强改经文以从义理的学风，顾氏主张遵从经文，不妄改经。

他认为，不通经义而妄自改经，是侮圣人之言。

他说：“钱氏谓：‘古人之于经传，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谁敢僭而加之评骘？评骘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

…… 句读之不析，文理之不通，俨然丹黄甲乙，衡加于经传，是之谓非圣者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而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释述。

学术日颇，而人心日坏，其祸有不可胜言者。

'”（《日知录》卷十八《钟惺》）顾氏认为，后人不考古而妄改经，不仅造成古书舛讹，而且败坏了学风，其影响极坏。

他说：“余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

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

”（《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斜，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十八《改书》）宋明时期，经学衰微，儒生唯科举是从，只知记诵《四书五经大全》及章句注疏以求科名，而不读经典本文，更不知学以致用。

顾氏对这种欺君负国、败坏人才的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唐宋取士，皆用《九经》。

……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

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

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日知录》卷七《九经》）又说：“唐时入仕之数，明经最多。

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

议者病其不能通经。

……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

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日知录》卷十六《明经》）针对宋明儒者争立异说、放言高论以搏取名利的学风，顾氏主张平易说经，反对标新立异，故弄玄虚。

他说：“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

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

”（《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故顾氏之经学，尊崇经文而不盲从，注重本经而不废传注，遍考历代经说而无怪异玄渺之论，此其学所以可征可信而风靡久远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