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比较

102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比较■ 杨 悦 邹广天 ■ Yang Yue Zou Guangtian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哈尔滨 · 150006）收稿日期：2010-10-11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omeless Chlidren's Relief Infrastructures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摘 要] 儿童流浪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共同需要面对的社会难题。

为此，中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救助设施。

本文通过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历史的比较，总结了二者的类同与差异，并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流浪儿童救助建筑 功能 空间 文化[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hild Homelessness is a social problem in both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Because of this, bo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have built special shelters. Through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ies of homeless children's relief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which will provide ins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homeless children's relief infrastructure.[Key words] Homeless children’s relief infrastructures, Function, Space, Culture儿童，意味着希望，人类将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流浪，意味着迷失，它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

儿童一旦陷入流浪的境地，其恶劣影响将远远超越个人发展的范畴，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乃至未来的繁荣与进步。

防止儿童流浪，保护流浪儿童免受伤害是社会的责任，任何国家概莫能外。

为应对流浪儿童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救助设施，但是不同国家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却不尽相同。

比较中国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可以发现，文化宛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刻影响着此类建筑的发展。

一、发展起源的类同中国与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有着相同的发展起源，都是从社会救助类建筑中逐渐分化独立出来的。

最初，各国对流浪儿童采取了与其他无生活能力人们同等的救助方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流浪儿童不同于其他弱势群体的需求逐渐受到关注，专门服务于流浪儿童的救助设施才得以出现。

作为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的起源，社会救助类建筑的空间载体最早基本都是宗教设施，其基本功能都是提供施舍。

例如，在中国，北宋以前的佛寺等宗教机构承担了大部分的济贫助困工作，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向流民、贫民施舍食物（图1）。

同样，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流浪者就从教堂和修道院领取生活资料，甚至被允许在那里过夜（图2）。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宗教组织对社会救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和对劝善思想的积极宣扬。

我国自隋唐以后的佛教寺院，以及西方中世纪前后的教会都曾是社会上最有规模、有组织的民间慈善公益团体。

尽管佛教与基督教在劝导人们行善问题上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是所传递的思想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乐善好施是每个人肩负的责任，施舍是保佑个人与家族、今生与转世幸福的有效途径。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宗教建筑设施凭借充足的空间资源、突出的地理位置和广泛的地域分布等优势，率先成为流浪人员的庇护场所。

二、发展过程的差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之间的共性不断减少，而差异却逐渐显现，首先体现在二者功能定位的侧重上。

中国重视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养育功能，而西方则重视教育功能。

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重养”特点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思想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民族，在关爱儿童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孔子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救助的最高理想。

“养”，既有对儿童成长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又有原始人道主义对儿童的特别体恤和关爱①。

在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重养”成为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突出特色，但同时也成为了最大的弊端。

由于单纯重视救助对象的生存需要，忽视正确的规劝引导，因而助长了部分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滋长了养懒汉的现象，以至于救助设施被讥讽为“不养健儿，却养乞儿”。

西方济贫观念的转变，使其在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功能设定上形成了“重教”的特点。

早期基督教教义鼓励人们无条件地施舍，但是这一观念在17世纪遭到激烈的批判，人们认识到“善功得救”观念下的济贫施善助长了懒惰。

于是，在基督教传统济贫思想仍在发挥作用的同时，理性主义济贫观的影响越来越大。

它主张社会有机体的每一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治理贫穷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在于改造人②。

为此，西方原有的收养设施变为半收养半工场的设施，其中有些具有惩戒性质，如乞丐收容所和感化院。

包括儿童在内的流浪者们被强行送去那里，“所有人都必须劳动，女人和小孩同男人隔离安置”，“拒绝工作就得任由师傅和收容所管理者处罚③。

”这样的感化院和收容所俨然已经变为劳动改造的监狱。

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另一个显著区别，体现在空间封闭性的强弱变化上。

历史上，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是空间封闭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而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则正好相反。

我国在元朝以前一直对流浪人员实行自愿救济的政策，因而对用于收容救济的建筑空间没有特殊要求。

救助空间设置与利用上的灵活随意，反映了主流社会对流浪行为的宽容。

自元代起，我国明确城市建筑|学者论坛|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Scholars'Forum建立了“收容遣送”政策和措施。

从此，对流浪乞讨人员一方面给予救助，另一方面予以强制性遣返原籍的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正式形成④。

强制性的救助政策要求救助设施必须有明确的空间界定并相对封闭，以此来保证对受助者实施有效的管理和规范（图3）。

在西方救助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封闭性也曾是救助空间的主要特点。

尤其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始了“管制穷人的时代”，此时的济贫院、救济院已不仅仅是提供施舍的慈善场所，更是国家用以加强对社会秩序进行控制的工具，被收容的人们不允许随意出入（图4）。

这种情况约持续了200年，直到17 世纪才有所改变。

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倡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重视弱者权益的意识被唤起。

由此开始，救助空间的封闭特点逐渐被打破。

三、发展方向的借鉴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中西方在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但是，“中国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趋同而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来源于人性和人权，这在新时代随着全球化和世界化法律趋同化浪潮的影响下愈发明显⑤”。

可见，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间的差异不会永远存在，尊重流浪儿童的需要与权利指明了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的共同方向。

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目前，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已经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发展趋势。

在功能组成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救助建筑有“重养”的传统，西方国家救助建筑有“重教”的习惯。

历史的教训和西学东渐让国人看到了“重养轻教”的弊端，也认识到教育是保护流浪儿童的良策。

近代以后，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也形成了“重教”的风气，出现了“教养兼施”的救助设施，香山慈幼院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香山慈幼院由我国近代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创办，建于民国初年，位于现在的香山饭店和香山公园管理处所在的地方（图5，图6），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劳动技能教育，打破了传统保育机构“只养不教”的局面。

慈幼院包括男女两校，以及庞大的农、工实习场所。

实习农场有家畜饲养场、养蜂场、养蚕室、苗圃、农场等；实习工场有铁工场、木工场、陶瓷场、化工场、织布场、染织场、绣花场、制鞋场等。

这在当时社会中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后来儿童救助设施的功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对流浪儿童实施特殊教育的意识已在救助建筑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和加强，知识传授和职业培训正成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必不可少的功能组成（图7）。

除教育功能之外，我国儿童救助设施的救治功能也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救治功能对于流浪儿童这样一个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仅仅是针对身体方面的救治，还远远不能化解流浪儿童所受的伤害。

随着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心理治疗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救助流浪儿童的一个重要手段。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者也意识到心理健康对于流浪儿童的重要意义，并且开始把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作为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功能设置上的一个关键内容（图8，图9）。

此外，在类型组成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多样化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后，对流浪儿童实行了以“回家”为目的的收容遣送制度，致使救助设施的类型比较单一。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救助形式更加多样，因而能够为儿童提供住宿安置的设施种类也较多，例如中途之家（图10）、团体之家、安全之家等。

这些设施在服务对象、服务期限、服务功能等方面各有所长，它们相互之间不但能够形成互补，还可以分工协作，较好地适应流浪儿童的各种需要。

我国在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之后，国内保护流浪儿童权利与发展的氛围日益增强。

在此情况下，“回归”取代了“回家”，成为流浪儿童救助的新目标。

受其影响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类型组成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国除了有综合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图11）之外，还出现了专门收留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流浪儿童的特殊学校，以及主要解决流浪儿童日常生活危机的全天候救助点等设施。

在布局关系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网络化发展趋势。

流浪儿童活动随意性强、活动范4 十七世纪法国古救济院5 香山慈幼院6 香山慈幼院遗址103围广、流动性大。

救助建筑规划布局的不合理，常会造成救助的疏漏或不及时。

通过增加救助设施数量、扩大救助范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