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羌在汉藏之间_前言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总第８６期）＊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３－０１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的说，这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

本书不只是描述羌族，一个中国大陆上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主要的是，我希望透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

本书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分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徵（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最后，基于这些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我对于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作为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约有２０万人，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

他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６５８万的彝族。

他的西方是人口４５９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

他的东方则是更广大的１２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宣称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

目前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彝族，乃至于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诺、阿昌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而羌族民众也常自豪，称“我们羌族是汉族、藏族、彝族的祖先”。

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２０万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历史”。

我以加括号的“历史”来与历史作区分；历史是指过去真正发生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而“历史”则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象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

在本书中，我将一再探索历史过程，与“历史”建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以此而言，本书之作近于历史人类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研究。

在历史人类学中，如舍佛曼与古立佛（Ｍａｒｉｌｙｎ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Ｐ．《羌在汉藏之间》前言王明珂（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台北１１５２９）摘要：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

早先的“羌人”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近代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逐渐被建构为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２０世纪下半叶，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进一步定格为５５个少数民族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知识乃是一种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

关键词：认同；区分；族群；文化展演Ｈ．Ｇｕｌｌｉｖｅｒ）所言，研究的焦点可分为两大主题：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ｈｏｗｔｈｅｐａｓｔｌｅｄｔｏ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ｈｏ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１］。

在本书中，我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什么“历史”被不同的群体建构，来诠释、理解当今羌族？以及，对羌的“历史”建构与再建构，如何造成并改变历史上的“羌人”与“华夏”。

在本书中，不只是对“历史”，我也将对“民族”与“文化”提出一些新见解。

如果对“民族”、“历史”与“文化”抱持着传统的定义，那么我可能写出一部可与“中国民族史”接轨的“羌族史”；我的田野资料也能写出一本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之一的“羌族民族志”。

然而，读者将发现，在本书中我不断的检讨、解构与再建构我们对“民族”（以及族群、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些既有概念。

近年来，在解构“民族”与国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研究之风下，学者常指出许多所谓的“传统”事实上是近代的创造，而“民族”则是近代国族主义风潮下知识菁英们的想像群体［２］。

基本上我同意这些看法。

然而这些“创造”与“想像”的近代之前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创造”与“想像”过程与此过程中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更重要的，相关的资源分享与竞争背景，都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

这样的探索必然超出“近代”与“历史”的范围，而须兼及更早的历史与历史记忆，以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对传统“民族”、“历史”以及“文化”概念的质疑，曾使我，一个历史学者，在历史文献中穷究羌族历史十五年之后，又走向近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近八年来，在中央研究院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几度前往羌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

或翻山越岭探访各深沟村寨中的住民，或在汶川、茂县、理县等山间城镇中与当地知识分子交谈，目的都在探索“羌族”对本民族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看法。

田野经验让我鲜活的观察、体验到“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与社会区分体系，以及此中涉及的许多个人与群体之利益与权力关系。

此知识解构了我自身原有的各种文化与学术偏见。

然后，藉此反省，我重新阅读历史文献———由一种“在文献中作田野”（ｄｏ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的角度，考察这些作为“社会记忆”的文化与历史书写遗存，探索其背后个人或群体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与“历史”建构过程。

本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篇”，主要在介绍本书的主体———羌族；描述他们的地理分布，环境与聚落型态，资源竞争与分享体系，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与区分等等。

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本书有关羌族历史与文化探讨的“民族志”基础。

然而，基本上我不是一位人类学者或民族学者，我也难以写出一部当代人类学或古典民族学的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作为一位研究族群现象的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历史与族群的问题；所有关于羌族体质、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生活的观察与探讨，都被纳入历史与族群的关怀与思考脉络之中。

这种关怀与思考，源于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论争议。

一个较传统的“民族”概念，经常将民族视为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等客观特徵的人群。

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便是一个例子。

这样的民族概念，在许多学术研究中仍被奉为圭臬；更不用说，在一般民众中这样的观点更是普遍。

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探讨，由于费德瑞克・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等人的贡献［３］，基本上在１９７０年代以后就远离了以客观特徵界定民族的研究传统，而着重于族群主观认同的形成与变迁。

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学者们曾争辩于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便是：“工具论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与“根基论者”（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ｔｓ）之争。

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它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化解了“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的争论。

人们以共同的起源“历史”，来模拟人类最基本的“手足之情”；这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由来。

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新建构，因此族群认同可能发生变迁［４］。

无论如何，族群认同背后的政治权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与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因素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也顺应当代人类学的一般发展倾向。

［５］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区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是本书“社会篇”的主题。

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区分则是，相反的，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

可以说，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

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

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区分与延续。

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族群界线。

因而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与探讨的不只是狭义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与“族群本质”（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而更是在一层层“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包围中人们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

关于人类社会“区分”的问题，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界有一个研究传统，其中包括诺勃特・伊里亚斯（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玛丽・道格拉斯（ＭａｒｙＤｏｕｇｌａｓ）、皮耶・博尔都（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与日内・吉哈德（ＲｅｎｅＧｉｒａｒｄ）等著名学者的研究［６］。

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区分，以及相关的品味、生活习俗、歧视、仇恨与暴力的研究，被大多数“族群本质”研究者忽略了。

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学者们研究的是一社会中不同阶级、性别或新旧住民等亲近群体间的区分，而非“族群”或种族区分。

在本书中我由羌族“毒药猫”传说与信仰来说明，“区分”不只是存在于各家族、村寨间；每一个人都是与外界有区分的孤立个体，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与可能有敌意的邻人与亲属之中。

人们并不经常能够，或愿意，理性分辨外在威胁与敌意是来自那一层“边界”之外。

因此与邻人、亲人的矛盾与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的“异族”身上；相反的，对远方“异族”的仇恨与恐惧，也可能投射在对身边邻人与亲人的猜疑与歧视上。

所有敌意与仇恨的转嫁、迁怒，强化层层边界以凝聚各层次的人群。

我由此建立一“毒药猫理论”，以诠释人类之族群认同，以及相关敌对、歧视与集体暴力现象的社会根源，并以此补充吉哈德等人“代罪羔羊理论”之不足。

本书第二部分是“历史篇”。

“社会篇”所描述的羌族，事实上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

我认为，唯有了解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造成当今羌族，我们才能全面的了解羌族。

不但是今之羌族，也包括古代羌人；不但是羌人与羌族，我们也能因此了解华夏与中华民族。

这是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羌族研究，也是我所谓的“华夏边缘”研究。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历史知识中，羌族是一个居于华夏西方的异族；这民族几经迁徙，繁衍，并与周遭民族融合而形成许多新民族。

这样的羌族史，说明部分汉族、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源流。

在这民族史中，民族被认为是一有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徵的人群，并在历史中延续，成长、消亡。

然而，类似的“民族史”在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之学者眼中，却只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的集体想像与建构。

后现代的中国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便在于解构这样的“历史”。

究竟，羌族是历史的产物，或是“历史”的产品？对此，我的看法是：当前之羌族为历史之产品，也是“历史”之创造物。

不仅如此，他们也是历史与“历史”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