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终结_以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中心

鸭绿江论坛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终结以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中心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独裁性政权主导下的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尽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具体发展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不仅推动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工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中间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扩大。

多元的利益要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加上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和要求日益强烈,而竞争式的选举方式使得政治反对派在此过程中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发展政治主义体制和还是后来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影响因素。

以卢泰愚的民主化宣言和蒋经国宣布开放 党禁 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政治民主化发展时期,而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和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则标志着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寿终正寝,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了精英多元主义政治发展阶段。

关键词: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政治民主化;美国因素中图分类号:D693.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0)05-0010-08所谓发展主义政治是指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也有人称之为 新权威主义 威权主义 独裁开发 等,即在独裁性政权的控制下迅速发展经济。

然而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下,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逐渐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得到扩大,此时这种政治体制中的非民主性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因而对其进行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以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为例,探讨发展主义政治的终结问题。

简单地讲,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代表性事件分别是1987年卢泰愚的民主化宣言和1986年蒋经国宣布开放 党禁 ,而其民主化告一段落的代表性事件则分别是1997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以及陈水扁当选台湾 总统 。

目前,尽管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寿终正寝,但韩国与台湾进入的是精英多元主义政治发展阶段。

一、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朝鲜半岛,工业多集中在北部地区,南部主要是农业。

因此,南北分裂对韩国不利,而且朝鲜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南部经济。

尽管美国的援助对韩国至关重要,但以消费资料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不仅造成了韩国对外贸易赤字,而且进口原材料也使国内农业遭受巨大冲击,由此造成国内市场狭小,阻碍了韩国工业化的进展。

虽然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取向,开始时仍将重点放在振兴农业和利用国内资源上,但很快发现这种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因而转向通过借款和引进技术、设备进行生产,然后向国外出口产品。

为鼓励企业扩大出口,朴正熙政府实施出口补助金、按照出口比例分配进口配额、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低息贷款、优惠税制等措施。

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10 第12卷第5期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l 12N o .5 2010年10月 Journa l of Easte rn L i aon i ng U ni v ers it y (Soc ial Sciences) O ct .2010收稿日期:2010-07-12作者简介:王新生(1956 ),男,济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历史与政治、东亚政治等。

以纤维、鞋帽类劳动集约型产业制品的出口得到迅速增长。

但这种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资料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产业化结构难以改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而且其生产基础也非常脆弱。

韩国政府认为,要确立真正的经济自立,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型产业,也就是提高产业的结构。

为此,朴正熙政权在1973年发表重化部门工业化的宣言,大力扶植以钢铁、石油产业、造船为中心的基础产业,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0年的155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643美元[1]236。

尽管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韩国经济受到冲击,政局也因朴正熙被杀出现混乱,但在80年代前半期,全斗焕政权将 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改为 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有意识地改变发展主义至上的方式,并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转换为民间主导,因而实现了均衡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1987年进一步提高到3275美元[2]。

应当指出的是,战后韩国的工业化是在政府与大财团企业联合的基础上推进的,即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下,资源优先向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配置,不仅其效率受到影响,而且也为企业的不当经营埋下伏笔。

工业化的急剧进展不仅引发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在韩国,随着工业化的急剧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农村人口也迅速地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大工业城市。

1960年时,韩国人口为2400万,其中72%住居在农村地区,而到1985年时,总人口增加到4100万,住居在农村的人口减少到34.6%,农业就业人口为23.7%;从1961年到1981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4%,但农业年均增长率仅为3.7%,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36.9%下降到1985年的13.5%,工矿业产值却从15.7%上升到29.6%。

随着农业人口不断减少,韩国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1955年时,首都汉城人口150万,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到1985年已增加到964万,占总人口的32.5%。

1983年的统计调查表明,首都圈人口的40%以及地方城市人口的42%均为农村出身,其增加部分为城市新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在某种意义相当于过去所说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即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60年为28.3%、1970年为50.1%、1980年为68.7%、1990年为81.9%[3]220。

高等教育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取得长足进展。

1945年时韩国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不足8000人,1965年达到12万人,1985年上升到126万人。

大学在学率从1960年的4.58%上升到1992年的41.6%[3]。

另一方面,工业人口也在急剧增加。

1960年以前,其比例不超过全部就业者的10%,但1970年达到20.1%,1989年上升到34.7%,而且韩国的产业工人集中在大企业中。

拥有10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其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在1960年时只有33%,但到1974年上升到74%,从中可以看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企业是与政府具有密切关系的大型财团。

伴随工业化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韩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也获得急剧发展。

包括报纸在内的定期出版物在1961年时只有344部,到1989年增加到3898部。

四大报纸 朝鲜日报 东亚日报 中央日报 韩国日报 的发行额1980年约八百五十九亿韩元,到1987年增加到2795亿韩元。

电视机的普及率1970年时为6.4%,1985年达到99.1%[3]221。

台湾地区战后初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两个条件,即政治上的稳定与较为彻底的农地改革。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美国的经济援助不但使物价得以稳定,同时可以节约外汇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在工业化政策上,最初台湾也是采用利用关税和进口限制等保护政策,发展以纤维等轻工业消费资料为中心的产业,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

这一政策很快出现局限性,因为自身市场狭小,加之美国也停止了对台经济援助,为获得外汇台湾必须培养出口产业。

为此,政府统一汇率并降低币值,同时采取对出口厂家提供低息贷款、出口还税、奖励投资、引进外资等措施,并于1965年在高雄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台湾的出口产品最初是以纺织11第5期 王新生: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终结 以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中心品为主,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增加了电器产品零部件和塑料制品。

但此时钢铁、石油化工产品等生产资料仍需要进口,而且岛内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因而到70年代政府提出 十大项目建设计划 ,重点放在钢铁、造船、石化、高速公路、铁路、飞机场、港口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以实现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即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到了80年代进一步转化为以高技术为中心的电子产业。

从1960年到198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以上,90年代前半期仍保持在6%左右。

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389美元到达1990年的7954美元,1996年进一步上升到12731美元[1]237。

与韩国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政府所属企业和中小企业。

政府企业多为执政的国民党产业,中小企业多为民间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及其多为本省人的经营者逐渐构成了新兴的反对派政党 民进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台湾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1953年时,农林部门的就业者有163万人,占全部就业者的54.96%,到1983年农林部门的就业者为139万人,但其比例却下降到18.31%。

在同一时期,产业工人有60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1.1%,到1983年增加到286万,其比例上升到40.4%。

与此同时,台湾城市化程度也迅速提高。

尽管在1952年时,居住在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已达到全部人口的47.6%,但多是跟随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 外省人 。

例如1955年时,56.1%的 外省人 住在台北、高雄等省直辖市,12.4%住在县直辖市,20.9%住在其他小城市。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迅速。

例如居住在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1962年为52.0%、1972年为61.1%、1980年上升到70.0%,1981年时,总人口的60%以上居住在城市。

2万人以上城市也从1972年的67个增加到1980年的90个。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虽然面积较小,但交通比较发达,因而多数中小企业在小城镇。

80年代时,制造业的55%是在城市之外的地区。

另外,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教育的普及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从1952年到1985年,6岁以上未受过教育者的比例从42.1%下降到8.4%,受过高等教育者从86000人增加到1259000人,其比例从1.4%增加到9%。

在全部就业者中,受过中等教育以上者的比例从1979年的43.1%上升到1986年的59.3%,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从7.7%上升到13.5%[4]。

从数量上看,1950年时,只有7所大学或专科大学,在校学生6600人,到1985年时,学校数量增加到105所,在校学生增加到17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