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看唐代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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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诗看唐代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马楚婕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杨浦 200433

摘要:本文主要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以现存唐诗中有关嘉陵江及其沿岸生态环境②

的描写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期还原唐朝时期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唐代是我国诗歌繁荣的

黄金时代,嘉陵江流域则是诗人常来巴蜀地区游历的交通要道。唐嘉陵江诗虽然在数量上并不

是很多,但从“以诗证史”角度看,它们却多角度地反映了古代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社

会风俗、乡村生活、沿江景观及旅历嘉陵江时诗人的文化心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讲,有

关嘉陵江描写的唐诗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对于研究唐代中国西南部生态环境变迁史起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且其对当今生态环境保护的借鉴价值也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唐诗;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

嘉陵江发源于今陕西宝鸡凤县嘉陵谷,自北而南流经陕、甘、川、渝四省市,在重庆市朝天门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它历史悠久,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价值与意义。唐代诗人的入蜀诗中对嘉陵江流域的森林、动物、气候及嘉陵江水质等情况多有涉及,留下了唐代嘉陵江生态环境信息的若干“摄录”。事实上,目前所存留下来的有关唐代嘉陵江流域的正史、舆地文献均不充足,不能为当代人提供探明当时生态环境的充分依据,而由亲历者真切感知后写成的唐诗却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文献的缺略,因此成为研究唐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徐中舒等学者就对嘉陵江流域的自然环境的演变进行了深入调查,开启了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而近年来,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更可谓硕果累累。马强在《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实意义》[1]中对当代有关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探索的现实意义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揭示,在其著作《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

① 马楚婕,女,复旦大学历史系2014级本科生。

② 《辞海》中定义:生态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构成生态环境的物质种类很多,主要是水、光、大气、土壤、植物、动物、太阳辐射等,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本文主要就水质、地带森林、野生动物三方面来说明嘉陵江在唐朝时期的生态环境。

理研究》[2]中,也曾对嘉陵江上游地区,尤其是巴山地区和蜀道金牛道地区的森林分布及野生动物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有关唐代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情况亦在其《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3]中有过深入探索。何汝泉在《唐代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的水利开发》[4]一书中就针对唐朝时期嘉陵江地区漕运、水利开发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李进的《清代嘉陵江上游航运述略》[5]对清代嘉陵江源头至白龙江一带的水系状况与航运价值作了具体分析。蓝勇在《历史上中国西南华南虎分布变迁考证》[6]中涉及嘉陵江流域华南虎的状况及变迁。从“以诗证史”的方法论层面上看,张伟然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7]中便以唐诗作为有力佐证,来证明唐代有关区域的地理问题。但总体而言,鲜有从唐诗角度探讨嘉陵江生态环境的论著。

本文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以现存唐诗为切入点,辅以有关历史地理典籍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唐代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有所裨益。

嘉陵江,又名西汉水,郦道元《水经注》中谓:“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西汉水。”唐代地理文献《元和郡县图志》中已经正式出现“嘉陵江”这一地理语汇,但与“西汉水”一词交替使用。宋《太平寰宇记》

中多用“嘉陵水”或“嘉陵江”名,由此图一 嘉陵江流域示意图

可见“嘉陵江”一名正式流行是在宋代。此后一直未变,文献记述均多称嘉陵江[8]。嘉陵江是我国长江的第二大支流,正源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凤县嘉陵谷,干流流经陕西宝鸡、汉中,四川广元、阆中、广安、南充和重庆的合川、北碚、江北等地,在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1 119公里。作为长江的第二大支流,嘉陵江是我国西部沟通陕、甘、川、渝诸地的一条重要的南北流向的水上交通干线,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它也是一条文学史上的著名大河,古代许多诗人都曾经留下过关于嘉陵江的美丽诗篇,其中以唐诗中的有关诗篇最为璀璨亮丽,唐代诗人以诗化的语言保存了古代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珍贵 “映像”,也多角度地折射了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信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其中嘉陵江所主要流经的山南西道、剑南道气候条件十分优越,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战略地位显赫,是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大后方。游历于巴蜀地区的诗人和仕宦颇多,故有“唐代诗人多入蜀”之称,善于触景生情、抒情言志的唐代诗人写下了不少涉及嘉陵江的诗歌。与唐朝边塞诗不同,有关嘉陵江的诗大都清新细腻,表达了诗人对当地自然环境的赞美,抒发了各自不同的见解与情怀。这些诗也因此构成了唐代诗歌星空中十分夺目的西南一角。唐代诗人中写有关嘉陵江题材的主要有初唐时期的“四杰”,盛唐时期的苏颋、李白、杜甫和晚唐时期的元稹、李商隐、薛能等。他们或仕宦,或游历,或贬谪,或逃难,都以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在嘉陵江沿岸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作品。因其行踪记录较密,且诗歌描写丰富细致,又多有诗序或自注,故能借此推知当时的嘉陵江流域自然地理状况。

“以诗证史”是我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创立的治史理论,它与王国维历史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一起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治史方法。在保存至今数量繁多的唐诗中,固然有不少文学艺术价值很高、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更多的诗歌虽然艺术欣赏性平淡,但却是唐代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当今诸多学者看重其中蕴含的历史资料价值。由于诗歌具有时间上的完整性,身处唐朝各个不同时期的诗人们都在此留下了珍贵的诗篇;空间上的全面性, 任何诗人踏足过的地方都足以成为诗歌的素材;内容上的广泛性,游历嘉陵江的诗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所见之景都有所不同,使得诗歌描写内容的维度也更广;来源的直观性,诗人各抒胸臆,借景抒情所描写的景物都是第一手资料;描写上感情细腻的诗人能够很好地把握景物的细节之处。基于这些优势,如果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整理研究唐代诗人留下的嘉陵江题咏的诗歌,对唐代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研究将会大有益处。

一、唐诗中的嘉陵江水质

今日嘉陵江除了下游的合川、北碚和江北一带经过梯级筑坝拦蓄沉淀,江水较清澈外,中上游地区一年四季浊流滚滚,污染严重。

而从唐代诗人题咏嘉陵江诗句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嘉陵江以水色碧透清澈著称,常常引来诗人情不自禁的赞美,如李商隐《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三绝》“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9];于武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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