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
高频考点02 从部落到国家 -【高频考点专练】2023年高考一轮复习模拟题汇编(原卷版)
高频考点02·从部落到国家1．（2021·福建泉州·一模）黄帝以后“帝王”世系表（部分）据表可知A．世袭制优于禅让制B．“帝王”世系杂乱无章C．宗法观念源远流长心D．早期部落民主不断完善2．（2021·安徽·模拟预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展现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其中出土的青铜尊等器物以及玉石器中的璋、戈等形制具有明显的中原制造工艺的痕迹。
这体现出A．三星堆文明具有独立的起源B．华夏文明多元交融的特点C．青铜铸造业成为手工业主导D．中原经济处于领先的地位3．（2021·湖南·二模）四川三星堆文明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专家发现：三星堆文明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西北地区文明联系紧密，或许还有着与古代亚洲国家文明的交流与往来。
这表明三星堆文明A．不具有自身独特的文明特色B．是亚洲各地文明融合的结果C．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D．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4．（2021·北京西城·二模）2021年,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鹦”形纹饰青铜尊,“鹗”是中国对猫头鹰类鸟的总称,相隔1300多千米的殷墟也曾出土“妇好鹗”。
此外,三星堆玉璋的外形和河南二里头玉璋极其类似,考古学家断定是从夏朝流传而来。
以上考古发现再次实证了A．中国古人崇拜猫头魔一类的鸟B．三星堆青铜器和玉器均为礼器C．古蜀文明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D．中华文明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5．（2021·四川凉山·三模）考古发现，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等文物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但其雕刻工艺明显具有夏、商青铜器面具多扉棱装饰的特点；铜尊等礼器与殷商青铜礼器形制也较为一致（如下图）。
据材料推知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龙虎尊商代龙虎纹青铜尊A．三星堆汇集了多种民族的文明B．巴蜀与中原地区存在文化交流C．巴蜀与中原地区文化基本一致D．古代中国的手工业水平最先进6．（2021·上海崇明·二模）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载：“尧的前任是有虞迵”。
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
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引子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 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 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跌宕起伏, 饱经风雨,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突破, 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 也曾饱受各种质疑与非难。
陶寺, 作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性史前都邑考古遗址, 其发掘与研究工作, 非常值得从学术史的角度, 加以总结与思考, 对史前都邑考古, 必定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 大致可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8年至1998年。
第二阶段为1999年至今。
两个阶段的工作, 有许多的传承,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第一阶段(1958年～1998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阶段, 还可再细分为三个时期。
1978年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为学术准备时期, 1987年～1985年为田野发掘期, 1986年至1998年第一阶段研究期。
1. 学术准备期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 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 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 约数万平方米(1) 。
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组建山西队, 张彦煌任队长, 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交给山西队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2) 。
1959年～1963年秋冬, 张彦煌带领山西队, 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 行政区域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 8000余平方公里, 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 当时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3) 。
1973年, “文革”尚未彻底结束, 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
古都襄汾旅游文化
丁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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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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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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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晋南襄汾县著名的 “丁村人”和“丁村文化 遗址”所在地丁村，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丁 村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明万 历二十一年（1593）至清 咸丰年间所建的各式院落 20余处，33座明清时代的 民房庭院，反映出明、清 时代北方农村的村庄格局， 分北、中、南三个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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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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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霸主晋文公公子重耳之子晋襄公死后的落 葬地被称为襄陵(今天襄汾县最北端的一个镇)， 后来这里逐渐变成襄陵县。汾城原先也是一个 县，古时这里是西周的一个叫贾伯的封国，后 因与他国联合武力干涉晋国而被晋国所灭，战 国时这里是魏国的城邑。1954年由襄陵、汾城 合并置县。襄陵以晋襄公陵而得名。汾城系古 晋国都，因汾河流经得名。襄汾，取襄陵、汾 城二县首字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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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 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 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襄汾 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 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良 渚、陶寺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 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 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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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的都城遗址啊
20XX年尧的都城遗址啊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那么这是不是尧帝的都城遗址呢?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尧的都城遗址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尧的都城遗址介绍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
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
早期王级大墓随葬象征王权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等奢华的随葬品。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判定了陶寺文化主体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前1900年。
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1/ 4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第二阶段发掘为基本确定早中晚三期宫城遗址，1999年开始，又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20XX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阶段”至今，已进入第IV阶段，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驽介绍，从20XX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
一座都城定位华夏文明主脉——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陶寺遗址•▲陶寺彩绘龙盘••▲陶寺特磬••▲陶寺扁壶朱书“文”字••▲陶寺土鼓•襄汾陶寺遗址是帝尧都城，使尧文化由传说成为信史，树起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公布，让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陶寺遗址。
陶寺，这个坐落于晋南襄汾县东南隅、塔儿山西麓黄土塬上的普通村落，竟令人惊讶地隐藏了一座改变中华文明起源传统认知的上古都城，一部镌刻着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历史书卷，一个从传说中穿越到我们面前可以触及的上古文明。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考古发掘，让陶寺最真实的面容和最深厚的底蕴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工作者们用近40年的不倦努力，在破碎的陶片和残损的遗迹中仔细而谨慎地拼对出越来越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最完整和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这里。
壹陶寺，帝尧的都城陶寺遗址，一座存在于4000多年以前的城邑，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规模空前的城址，其由宫城和外郭组成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
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上古时代，在没有大型设备辅助的当时，如此宏大规模的都城究竟怎样构建，更无法想像这样一座上古时期的城邑，外围耸立着高大的夯土城墙，内部已经规划分明地布局着雄伟壮阔的宫殿区、规模庞大且等级森严的墓葬区，独立完善并有专门守备的大型仓储区，阶级和阶层区划严明的居住区，技艺娴熟并由官方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及无比神圣庄严的祭坛和天文观象台……功能区划齐备合理，俨然已成气势宏大的中土“王都”，成为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四方向往的首善之地。
在陶寺的墓葬区，王级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周身遍饰红鳞纹，巨口张开，利齿毕现，既是帝尧邦国的图腾，又是典籍所载“赤龙生尧”的注释，被认为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之一；遗址中，考古学者找寻到书写于扁壶残片之上、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文字，“文、尧”这两个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的汉字，成为帝尧邦国文明的原创标志和初始记录；在宫殿群的夯土中发掘出的装饰戳印纹的白灰墙皮和陶板瓦残片，彰显了当时宫殿建筑装饰的恢弘奢华，而后者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板瓦；除了质地精美、制作考究的玉钺、玉琮、玉圭、玉璜、玉兽面等代表着军权、王权和神权的礼器，陶寺贵族大墓中还埋藏着用以“通伦理、明礼仪”的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上古乐器，其中铸造精美的铜铃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
陶寺文化中的古文明因素
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0日/第007版考古陶寺文化中的古文明因素南京大学张之恒以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分布于晋南地区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
在该地区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90多处，其中有些遗址的规模很大，遗址面积达100－300万平方米，其中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
陶寺遗址于1978年至2003年先后经过10余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城址，发掘墓葬1300余墓，发现了大量反映时代信息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早期年代为距今4300－39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3900－3600年。
陶寺文化早期年代早于夏代，晚期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
一、陶寺城址的规模、布局和建筑设施陶寺城址可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小城。
早期小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
小城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居西区）和上层贵族居住区即宫殿区（居东区）。
宫殿核心建筑区有北出入口。
一般贵族居住的西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
东区的宫殿区，总面积为6.7万平方米。
早期小城的城垣在中期废弃，但是小城内的宫殿区到中期可能继续使用。
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的北端豁口上有两个相互对应的夯土桥墩，供搭吊桥板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IT5026所揭露的灰沟（HG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中期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和小城的功能不同。
大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利用早期小城内的建筑没施）、一般氏族成员居住区和仓储区等，小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
中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即利用早期小城的东墙和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
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与环境分析
• 考陶古发寺掘遗过址程 的发掘进展
• 文物普查时 发现
20世纪50年代
1978-1987年
• 第一次发掘 • 确立了陶寺文化，
建立了陶寺文化 的年代标尺
• 被列为“全国 文物重点保 护单位”
1988年1月13日
1999-2001年
• 发现了陶寺 文化中期城 址
• 在陶寺中期城址 内东北部，确定 了陶寺文化早期 城址
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与环境分析.pptx
• 山西陶寺遗址的简介 • 陶寺遗址的发掘进展 • 陶寺遗址的环境分析 • 陶寺遗址——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载体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 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 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 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人们不禁将它和传 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陶寺遗址对 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 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下切，上切是日出普时通太房阳与屋塔不儿论贵贱，多在室内地面涂草拌泥，
山的上切线，下切是太阳出山的
一刹那与塔经儿夯山的实下或切焙线，烧以，此 多数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 来确该定观当象时涂台的墙形节成气裙于。。公元居前住210面0年中央有柱洞和灶坑。 的 公原认始的社 英会国末巨期石，阵大比观贵目测族前台世（的界 公宫上 元殿建筑的白灰墙皮刻有花纹装饰。
•简介——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
襄汾县
塔儿山
中国最早的城市之光—陶寺遗址重大发现
文化 遗物
居址
Hale Waihona Puke 墓地陶寺类型房址分台基、平地、半地穴式和窑洞四种
大贵族——以台基和平地建筑为主。
下层贵族——以平地和半地穴式建筑为主。
普通人——半地穴式和窑洞居多。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_李伯谦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100871）关键词：陶寺遗址；文明演进；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最早的王国都城摘要：本文认为，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
并指出：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
Key Words：Taosi Site；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capital of an earliest kingdom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ancient China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state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aosi Site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study this site in a still broader temporal，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It points out that Taosi was the cap-ital of an earliest kingdom that ar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middle YellowＲiver Valley as a state in scientific sense and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是一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
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良渚、陶寺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居住址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
长、宽一般2～3米。
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
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
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
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
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
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
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
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
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
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 160多座墓。
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
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
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
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 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
早期大型墓只发现 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
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2014-11-05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有话说作者：何驽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当地称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
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
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
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
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
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
襄汾陶寺文化遗址评述
襄汾陶寺⽂化遗址评述陶寺遗址位于⼭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南北约1500⽶，⾯积约300万平⽅⽶。
是中原地区龙⼭⽂化遗址中规模最⼤的遗址之⼀。
经过研究，确⽴了中原地区龙⼭⽂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1978年⾄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队与临汾⾏署⽂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千余座。
其中⼤贵族墓葬9座，出⼟了陶龙盘、陶⿎、鼍⿎、⼤⽯磬、⽟器、彩绘⽊器等精美⽂物，确定了陶寺⽂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长⽅形，东西长1800⽶，南北宽1500⽶，中期城址总⾯积为280万平⽅⽶，⽅向225°。
从此陶寺遗址的⽥野发掘与研究的⽬的从探索⼀个龙⼭⽂化晚期的超⼤型聚落，转向探索⼀个都⾢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平是否已经进⼊到国家社会。
⽽从考古的⾓度探索⼀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直被纳⼊中华⽂明探源⼯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队与⼭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确定了⾯积为56万平⽅⽶的陶寺早期⼩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型仓储区、中期⼩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遗址是⼀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型中⼼聚落，2002年，在这⾥发现的⼤型城址⾯积为300万平⽅⽶，当时号称“东亚地区最⼤的史前城址”。
但是仅仅过了⼗年，陕北榆林神⽊⽯峁古城址便以425万平⽅⽶的超级规模，成为新的中国史前第⼀，或者东亚史前第⼀。
在“中华⽂明探源⼯程”中，陶寺遗址的地位和性质引发了巨⼤的争议，这个遗址因为处于中原核⼼位置，并且⼜是⼀个距今4500年～3900年的遗址，经历了龙⼭⽂化时代到夏代的早期，那么她究竟是什么⼈留下的呢？关于她的性质，⽬前有“尧舜之都”说、“夏代早期都城”说和“黄帝以及帝喾之都”说三种。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
对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
历经3年探测,已获重大成果(见人民日报2004年1月30日有关报道)。
它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 ,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突现眼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引发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诸多现实回应与理性思考。
一陶寺,位于襄汾县东南隅。
这次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
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
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
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陶寺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划时代的。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都遵循了一个规律 ,即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文明”。
而酋邦制则恰恰正是这一飞跃式过渡中的中间环节,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痕迹,同时又更具有国家的特点和性质。
陶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物与资证。
1.城邑城邑是伴随着部落的出现而出现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城邑的建构则是始于酋邦制社会之初的。
陶寺古城介绍
陶寺古城介绍
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境内，是黄河
流域龙山文化的中心，距今5000多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
的都邑遗址。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许多古国的居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等。
这些东西集中
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文明起
源的标志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乡境内，分布面积约30万平方米。
根据发掘结果来看，陶寺遗址有城墙、宫城、宗庙、市场等。
目
前考古工作者已发掘了城墙面积约9000平方米，宫城面积约3
万平方米。
宫城为正方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55米，东西
宽495米。
城墙南起侯庄村南边沟外，北至陶寺村南边沟外。
在
城墙四角有角楼遗址和望台遗址各1座。
在宫城之内有房基、水井、灶台、灶坑等遗迹，表明当时居住者已经拥有了定居生活所
需的基本条件。
其中有玉璧、玉圭、玉璋等礼器和兽面纹方鼎等炊食器。
—— 1 —1 —。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作者：王学涛来源：《华声文萃》2021年第12期从1978年至2016年，历经38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这比河南二里头文化还早约500年，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
陶寺遗址的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最开始是为了寻找夏朝的遗存，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
后来通过对陶寺遗址考古的连续发掘和系列研究发现，居彼时“天地之中”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最早的“中国”。
2021年10月，陶寺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王都”气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为主的遗址。
陶寺遗址早期城址约20万平方米，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而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已呈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功能齐备而且明确。
中晚期之际，城址曾遭到政治报复性破坏平毁。
“陶寺中期城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主流模式的形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最完备的都城遗址。
”何驽说。
陶寺城址偏北是宫城，在其中最大的夯土基址出土的陶板瓦是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瓦。
而铜盆口沿残片和铜蟾蜍片均为红铜铸造，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短暂却承上启下的“红铜铸造时代”，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先河。
考古工作者在此夯土地基下还发现了陶寺早期的凌阴建筑——冰窖建筑遗迹。
此夯土地基东侧还有一处宫廷厨房建筑群，以竖窑烤肉炉最有特色，开创了夏商周三代“东厨”的宫室制度。
王权控制的仓储区相当于“国库”，面积约1000平方米，时代以陶寺早中期为主，内部仅有大型窖穴。
城址内东南部为手工业区，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一处带回廊、门塾及庭院的夯土基址是手工业区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规格很高，大约是管理手工业区的衙署性质的建筑基址。
手工业区内大约有六个工业园区，分别从事石器制造和陶器制造业。
陶寺遗址带来的华夏古文明起源的思考
提要从“陶寺城址”的“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的发现；“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陶寺遗址中的“王墓”；“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六方面的考古观察，最后认定，陶寺城址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
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
陶寺遗址尧都文源国家众所周知，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在夏禹前，文献记载还有尧、舜。
尧都在那里，舜都在那里，这是弄清中国文明肇始之地和其发展脉络之关键。
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事关国家之声誉、民族之威望。
人们通常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等作为文源的主要因素，即国家起源的标志。
但某一文明的起源，除了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之外，同时受制于这一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程。
在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下所诞生的文明，其表现的物化形式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必将文源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三要素”由此看来，唐尧时期，不仅在首都设有主观象台，而且在东、南、西、北之暘谷、南交、西土、幽都设有“观象分台”。
其在天文历象观测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
这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以前，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ⅡFJT1观象台基址的发现，更进一步增加了陶寺城址为尧都之墟的可信度。
同时，也说明司马迁《史记》对“五帝”历史的记述，绝非空穴来风！通常，一般学者都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源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评价城市的出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
”《释名》说“城，盛也。
盛受国都也。
”《吴越春秋》云“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及筑城造郭，以为固国。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陶寺文化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意义
陶寺文化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意义
摘要：
一、陶寺文化概述
二、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
1.陶器
2.铜器
3.玉器
4.文字
5.建筑遗址
三、陶寺文化的重要意义
1.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
2.对陶寺文化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的揭示
3.对其他相关文化的影响和传承
正文：
陶寺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距今约4500-39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山西省南部地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陶寺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大量信息。
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包括丰富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文物。
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器型多样，有线纹、绳纹、篮纹等纹饰。
铜器则为原始铜器，主要有刀、镞、铃等。
玉器工艺精湛，有玉瑗、玉琮、玉佩等。
这些文物反映了陶寺文化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此外，陶寺文化遗址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陶文，为研究我国文字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遗址中的建筑遗迹显示，当时的建筑已有了一定的规划布局，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存在。
陶寺文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它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揭示了距今4000多年前我国文明的发展状况。
其次，通过对陶寺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后，陶寺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和传承也不容忽视，它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总之，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文明的灿烂成就，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容。
陶寺文化——精选推荐
陶寺⽂化陶寺⽂化中⽂名陶寺⽂化中⽂名类别⽂化类别⽂化背景陶寺⽂化因1978年⼭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得名，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时代考古学⽂化。
有关陶寺⽂化的重⼤发现接连不断。
陶寺⽂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较长，⾄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族群某⼀⾸领的⽣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化早、中、晚三期⽂化总体上看有着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了⼤的变异，甚⾄有明显的暴⼒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族群⽂化的⾃然、和平之演变；⽽⽂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有虞⽒、夏后⽒、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定的发展、变化。
在已发现的陶寺⽂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有3处:即襄汾陶寺、丁村曲⾆头和临汾下靳遗址A 类遗存。
早期陶器的制法以⼿制为主，轮制少见。
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定数量的⿊⽪陶。
器表除素⾯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定数量的彩绘陶器。
器形多平底器，主要有釜灶、扁壶、⼤⼝罐、⼩⼝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单把杯、⾼领尊、碗、钵等，还有深腹罐、盆形⿍、斜腹盆、甑、缸等。
式样较多，有深腹圜底盆形、单⽿罐形、折腹等。
⼤型城址的发现是陶寺⽂化的⼀⼤特⾊。
在陶寺⽂化早期，陶寺遗址⾯积约100万平⽅⽶，建造了早期⼩城，属于“都⾢⽂化” 性质。
陶寺早期⼩城规模巨⼤，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城垣周长约3600⽶，⾯积达56万平⽅⽶，为同期黄河流域最⼤的城址之⼀。
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规划设计的。
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封闭的宫殿区，⾯积⼤约5万平⽅⽶。
⼩城外东南部，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 已清理出⼤、中、⼩各类墓葬1000 多座，包括随葬鼍⿎、特磬等⾼规格礼器的“王”级⼤墓。
陶寺文化名词解释
陶寺文化名词解释
陶寺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
该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之一。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周边地区，以及临汾盆地、晋中盆地和忻定盆地等地区。
这些地区地形复杂，有山有水，资源丰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墓葬和祭祀遗址，为研究该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陶寺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同时，该时期的人类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定居意识，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得到了较为发达的发展。
陶寺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彩陶为主要的工艺品，制作精美的陶器；二是出现了大量的铜器，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三是该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已经有了较为分明的等级制度；四是该时期的宗教信仰比较发达，出现了许多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和仪式。
总的来说，陶寺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陶寺》解说词
《陶寺》解说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一同踏上一段探寻远古文明的旅程，目的地是山西省襄汾县的一座古老城址——陶寺。
作为距今约4000年的历史遗址，陶寺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源与成长，它不仅是黄河流域璀璨文明的瑰宝，更是我们追溯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里程碑。
陶寺，顾名思义，因大量出土的彩绘陶器而得其名。
这些彩陶器色彩斑斓，图案精美绝伦，展现出远古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每一件彩陶都仿佛在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当我们踏入这座古老城址时，便会被眼前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遗址中矗立的建筑遗迹，见证了古人的建筑智慧与技术。
这些建筑采用木骨泥墙结构，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尽显古人的建筑艺术之美。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宫殿区，这里的大型夯土台基、复杂的排水系统以及雕刻精美的玉石器，无不显示着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昌盛。
除了建筑遗迹外，陶寺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铜器、玉器和卜骨等，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线索。
尤其是那些刻有文字的卜骨，更是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文字的奥秘，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陶寺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通过这座古老城址，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
它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在这里，每一片废墟都在讲述着历史的沧桑，每一个文物都承载着文明的记忆。
当我们驻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时，不禁会为古人的智慧与才华所折服。
正是这些珍贵的遗物和遗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也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在此，我们要感谢那些为保护和研究陶寺付出辛勤努力的考古学家们，正是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才让我们有机会一窥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
让我们怀着敬畏与崇敬之心，共同感受这段跨越时空的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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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2-10-25；修订日期修订日期：2013-01-30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4117100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No.2013BAK08B0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No.11&ZD183）资助。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拓宇（1985-），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
E-mail:lituoyu@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李拓宇1，莫多闻1，胡珂2，张翼飞1，王建军1（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43）摘要摘要：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重要的大型城址，具备早期城市和都城的特征。
综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剖面孢粉分析、野外地貌调查等方法，结合考古资料，从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背景的角度，探讨了陶寺都邑的形成原因。
认为有四大因素主导其形成：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背景下区域文化的连续发展和陶寺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陶寺文化的繁荣；聚落群的发展有利于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促进中心聚落的产生；陶寺城址地理条件优越，具备满足大量人口生存的食物和能源需求的生业基础；平坦且有浅沟的局地地形、丰富的建材、发达的手工业和交通便利等优越条件有利于大型城邑的发展。
关键词：陶寺遗址；环境背景；社会背景；临汾地区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P531;K901.1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000-0690(2013)04-0443-07研究古代人类和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环境考古学的核心，国内外的环境考古研究内容主要是探讨全新世以来区域单元内的人地关系[1~3]，就重要遗址特别是都邑遗址的人地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
都邑是古代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是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史前都城功能区最齐全的大型城址，其早、中期城址的面积分别为56×104m 2、280×104m 2左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2000a [4]。
中期城址的功能分区，以及城垣、宫殿、祭祀观象授时基址和等级分化明显的墓地的出现，表明陶寺文化时期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社会组织和结构比较完备和成熟，已经具备王都的规模和规格[5,6]。
由此可见，陶寺遗址符合都邑遗址的标准[7,8]，因此研究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和社会背景，有助于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本文通过对陶寺遗址所在区域聚落群分布规律的研究，城址外自然剖面反映的环境信息和陶寺城址内外水文地貌的调查，结合临汾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全面分析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
1研究区概况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以东约7km 处，地处临汾地区（图1a ）中南部塔儿山西北麓缓倾斜的黄土台塬上，遗址由西至东被宋村沟、中梁沟、南沟和南河切割（图1b ）。
临汾地区主要地貌类型包括中低山、台塬、山前倾斜平原等。
塔儿山为基岩山地，基岩主要类型为灰岩、角砾岩等，基岩山地之上有厚层的黄土覆盖。
塔儿山上部阴坡及塬面上的自然植被有椿树（Ailanthus altissima ）、山桃（Prunus davidiana ）、山杏（Siberian apricot ）、荆条（Vitex regundo var.heterophylla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铁杆蒿（Artemisia sacrorum ）。
陶寺地区实测多年平均温度和降水分别为12.5℃和635mm [9]。
临汾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核心地区之一。
新石器以来仰韶早、中、晚时期分别发展了枣园、庙底沟和西王村文化，龙山早、晚时期发展了庙底沟二期和陶寺文化（图1a ）。
其中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遗址较多，文化较为发达。
第33卷第4期2013年04月V ol.33No.4Apr.,2013地理科学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地理科学33卷2陶寺文化聚落特征分析史前遗址在空间上相对聚集而形成聚落群，而聚落结构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10]。
为了探讨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与形态，对《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11]记录的临汾地区陶寺文化遗址进行统计，共有239个遗址。
根据有关聚落规模分级标准[12,13]，对陶寺文化各遗址进行规模等级划分（表1）。
可见，陶寺文化聚落规模从四级到特级分布比例递减，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模式，而陶寺遗址是特级聚落中规模最大的，成为临汾地区的中心聚落。
表1陶寺文化遗址面积等级划分Table 1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aosi culture sites ′area 等级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面积(104m 2)100~30050~9925~4910~24<9个数（个）471739172比例(%)1.72.97.116.372.0遗址密度是分析古文化空间分布规律的良好参数，可以推知当时的聚落组织结构。
使用Arc-GIS 的Point density 工具对陶寺文化遗址进行密度分析（统计网格大小为10km 2）。
陶寺文化遗址分布密度为0~1.38个/km 2，呈现出明显的团聚分布且大多相互连通，反映了该区各聚落之间交流频繁，在地理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聚落连绵带”。
然后依据遗址密度的高低，结合本区不同级别聚落的位置划分聚落群（图2），陶寺文化聚落大致划分为8个聚落群：A ，襄汾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300×104m 2的陶寺遗址；B ，曲沃-翼城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200×104m 2的唐兴镇苇沟-北寿城遗址；C ，霍县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150×104m 2的上乐坪遗址；D ，乡宁-吉县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126×104m 2的义尖-安平遗址；E ，洪桐-浮山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76×104m 2的郭盆遗址；F ，汾西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36×104m 2的万安遗址；G ，蒲县-大宁聚落群，最大聚落为面积达30×104m 2的翠微山遗址；H ，安泽聚落群，聚落数量较多，但面积均小于9×104m 2。
陶寺文化聚落及聚落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表现为：①聚落群内部各聚落之间的距离较小，普遍小于2km ，聚落群结构紧密，其中陶寺城址所在的襄汾聚落群密度最高。
②各群落主要沿汾河展布，其中霍县聚落群、洪洞-浮山聚落群、安泽聚落群和曲沃-翼城聚落群在河的东岸；汾西聚落群、乡宁-吉县聚落群和蒲县-大宁聚落群在河的西岸；仅有襄汾聚落群跨汾河分布，这显示该聚落群内部跨河交流频繁，反映了该聚落群社会经济最为发达。
③襄汾聚落群和曲沃-翼城聚落群所包含的聚落数量最多，等级最丰富。
④聚落之间的相对位置显示了当时社会的组织形态，陶寺遗址被其北面、西面和东南方向的特级聚落环绕，位于区域聚落群的相对中心位置。
综上，陶寺遗址不仅规模最大，处于区域相对中心，而且其所处的襄汾聚落群聚落数量众多、聚落规模等级丰富、遗址密度最大，聚落间交流频繁。
陶寺都邑正是在图1临汾地区和陶寺遗址概况Fig.1The sketch map of Linfen area(a)and the Taosisite(b)444李拓宇等: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4期各个聚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3陶寺都邑形成的区域背景3.1区域社会文化背景陶寺都邑形成之前临汾地区考古学文化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仰韶文化（7~5kaB.P.），又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仰韶早期为以枣园H1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以称之为“枣园文化”，但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仅有8处。
仰韶中期为庙底沟文化，遗址数量增加到177处，该文化是枣园H1遗存受半坡文化影响发展而成的[14]。
庙底沟文化以临汾地区为中心，其鼎盛期传播范围较广，北逾长城，西至湟中，南过长江，东及海滨[15]。
仰韶晚期主要为西王村文化类型，是庙底沟文化被分裂后发展而来，遗址数量降至15个，遗址可能向运城地区迁移。
仰韶文化常见的农业工具有石斧、石锛、石（骨）铲、石（陶）刀等，以粟作为主的原始农业得以发展[16]。
龙山文化（5~3.9kaB.P.），早期为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数量为210个，该文化是在西王村文化类型基础上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15]。
出土的手工业工具，较之前有大幅增加，手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的基础之上的，反映当时农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龙山晚期为陶寺文化，遗址数量为239个，陶寺文化是以本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为基础，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文化的交汇撞击下形成的[17]。
在文化的撞击和融合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发展。
陶寺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镰等，在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之前没有的石犁，体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陶寺遗址浮选出了大量的炭化粟[18]，表明粟作农业为主的原始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此外，陶寺遗址内还发现有数座陶窑和石器加工点，说明当时手工业较为发达，手工业生产在遗址发展成地区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
总之，临汾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陶寺文化的多元性奠定了陶寺文化的优势。
3.2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背景1）气候与植被背景。
为了研究陶寺城址形成的气候与植被背景，对陶寺城址外南河的沟壁上的一个沉积剖面（NH ），以每5cm 间距连续采集了40个样品进行孢粉分析。
为确定各层位的年代，在埋深205cm 、250cm 、315cm 处采集样品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释光实验室进行光释光年代测定，结果分别为5110±210aB.P.、8500±910aB.P.、10410±670aB.P.。
剖面从上至下分为5层(图3)：陶寺文化时期古土壤层，夹有陶寺陶片，为棕黄色粘土质粉沙，厚40cm ；全新世早中期古土壤层，为褐红色粘土质粉沙，厚60cm ；冲积砾石层，冲积层厚25cm ，夹有零星砾石，砾石层厚10cm ，砾石直径为0.5~1cm ；全新世早期古土壤层，为棕红色粘土质粉沙，厚45cm ；晚更新世晚期黄土层，为浅黄色粉沙，厚20cm 。
NH 剖面孢粉分析结果如图3，乔木以松属(Pinus )为主，有少量的栎属(Quercus )和冷杉(Abies )，灌木含量非常少，草本主要是以蒿属(Artemisia )为主，有少量的藜科(Chenopodiaceae)、菊科(Compos-itae)、禾本科(Gramineae)和老鹳草属(Geranium )，蕨类主要为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 )，藻类主要为环纹藻(Concentricys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