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

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

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

摘要:我国译学界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

历史性”、“视阈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个主要方面分析和解

释翻译现象。阐释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绩显着,但是也存在问题。

因此,翻译研究者对于诠释学理论的借鉴和引用应该持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科学态度。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研究;视阈融合;效果历史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来源

于希腊学者论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语文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

的神学阐释学,从词源来讲,它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须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

意思。20世纪初,海德格尔(Heidegger)使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

阐释学,从而引发了阐释学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

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进入哲学阐释学阶段,“阐释学意识”成为20世

纪以来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到伽达默尔(Hangs-GeogGadamer)

时代,阐释学最终完成了向哲学本体论转化这一过程。伽达默尔的巨

着《真理与方法》(1975)提出了现代哲学阐释学三大思想即:理解的

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本文将这三大哲学理论原则对翻译

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

二、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

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

解过程,翻译不再被认为是文本仅仅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对文本进

行分析和应用。总的来说,阐释学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理论研

究中,也在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1)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研究

根据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原作者写作时的原意。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

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

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看法,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

定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以其固有

的意识去积极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在翻译这一文

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

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

作的翻译处理同样也会体现其主体性的标志,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特定

的时代,其思维、行动的方式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人是历史存在

的人,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因此,理解总是

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必定是相对的、不完善的。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本的多样性以及“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译成不

同的形式。据统计,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社的外国古典

文学作品中,复译本的作品占80%以上,欧洲古典名着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

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有十三四种译本。东

方古典名着《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

的复译本甚至超过几百种。[1]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每个译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对原着的阐释显然不尽

相同,译本的风格因此明显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而传统翻译原则和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

境”“等值”“等效”等,都无不以源语文本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唯

一参照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而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理则

对这一过去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前提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之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意义观,

丰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理解观,一方面对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另一方面为翻译研究的宏观构建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突破了

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从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

化背景之中。

(二)视野融合与翻译研究

伽达默尔在理解的历史性基础上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概念。伽达默尔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

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因

此,“视阈”指的是某个个体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总和。文本本

身带有一定的“视阈”,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的.存在,译者也具有自己

的“视阈”,因此,译者所创造出来的文本并不能完全体现原语文本

的“视阈”,而是结合了文本“视阈”和译者“视阈”的新的“视阈”,这便是“视阈融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

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

接近其审美价值本身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作为理解主体的人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

创造意义的存在。现代阐释学主张,“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

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和时代境域的合一”。[3]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在对原作进

行阐释时,其理解无疑是历史性的。作为译本的终端读者,不仅不同

时代的读者对同一译本的理解、鉴赏会有很大差异,而且即使是同时

代同环境下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方

面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也会千差万别。鲁迅曾说:一

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

宫闱密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