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的三分之一定律

儿童教育政治学——“三分之一”定律
汪丁丁
杨格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他研究“带有随机过程的博弈学习”，现在很有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不论如何，我要介绍的政治学，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

想象一群人，他们使用两种货币进行交易，金币和银币。

每一个人每天早晨出发之前，在口袋里装一些货币，在扁担里装一些商品。

游戏规则：每天从早到晚每一个人只能携带一种货币，金币或银币。

而且规定不能以物易物。

杨格的社会仿真，从最简单的情形开始，他假设这群人最初是使用金币的，但有一个极小的概率，例如，千分之一的概率，会有人携带银币（偶然的错误或故意要创新）。

这样的随机性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这个偶然带着银币出门的人遇到的大多是只有金币的人，于是无法交易。

那些带着金币的人晚上回到家里想起第二天要带何种货币的问题，很自然，会有一些人从第二天开始带银币出门。

银币扩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非常缓慢，可能需要等待两年，才有第二个人偶然携带银币出门。

但它引发的心理效应是可以累积的，直到某一天，相当多的人携带银币出门。

然后，杨格发现，当携带银币的人数占了某一比例之后，有一种“雪崩效应”，人们开始迅速从金币改为银币。

这样的实验，他做了成百上千次，结论是：哪一种货币成为“本币”，依赖于随机冲击的效应，或迟或早，当前流行的本币一定会被“颠覆”。

杨格这一发现，被称为“轮流颠覆”定律。

多年之后，大约2006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的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

大致所言即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只不过，更精确一些，他发现我们反复提及的那一“阈值”，通常就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如果制度诱使坏人的数目增加到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则出现向坏人发展的雪崩效应。

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直到中期，例如1997年以前，为城里人供应食品的农民不懂得造假或懂得但不愿意造假。

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样多的造假农民？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在特定的制度里，“好人”越来越少（持有金币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坏人”迅速增加（雪崩效应），以致大多食品都是假冒伪劣的。

当然，也可有另一方向的颠覆：最初敢于供应优质食品的农民，引发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好人”突然增多，雪崩一样地增多。

轮流颠覆，杨格发表的数据表明，“轮流”是什么样的周期？完全无法确定，没有周期性，只有“随机”颠覆。

我们能预言的仅仅是：坏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可能无限长，
同样，好人也不可能永远占统治地位。

甚至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制度与人性的协调与不协调之分。

人是可以变坏的，如果制度迫使他坏。

坏人也可以变好，如果制度迫使他好。

现代人性的强烈可塑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项基本假设。

所以，不要简单认为一个人坏，于是就永远坏。

以及一个人好，就永远好。

正确的态度是考察与人互动着的制度的各种性质。

一个好孩子被送到一个坏幼儿园里，迅速可以变为坏孩子。

这是从海外留学回国并且带着孩子的中国家长们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以致他们见了面就要提起这件事，以致他们许多人无法在国内继续工作，只能返回海外去找一份工作——为了孩子。

最近几年，甚至没有留学体会的国内家长们也纷纷要送很小的孩子去海外读书，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然后是，可预期地，幼童，或干脆在海外出生——为了孩子。

难道没有人想过改变制度吗？例如，改造一个坏的幼儿园？或新建一所好的幼儿园？或几位家长联合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海“孟母堂”的实验）？当然可以，我周围就有这类家长，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

但很艰难，因为官方的各种管制条例与审查——夹杂着腐败，最终，你受不了折磨，干脆一走了之。

留在国内或在国内生孩子，我明白，读者当中很多属于这类家长，你们面对的第一难题，就是“三分之一定律”。

你的孩子教养很好，不论以四书五经的伦理标准衡量，还是以百科全书的知识标准衡量，都非常优秀。

然后呢？你敢不敢送他上幼儿园？你知道那里的老师有意无意地常常引导孩子弄虚作假阿谀逢迎尔虞我诈，总之，诱使孩子们成为将来无恶不为的人。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医院一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