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的矛盾及统一

论严复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的矛盾及统一作者：李元沁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6年第11期内容摘要：严复作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翻译家，在其翻译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一书的过程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理念。

但由于严复所处的晚清时代的特殊性，严复的翻译实践又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似乎跟他所主张的翻译理念有所冲突。

本文从严复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出发，论证并剖析了严复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的深层次背景，指出二者看似矛盾，但实则是统一的。

关键词：严复天演论信达雅目的论晚清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当时社会上正酝酿着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巨变。

政治上，晚清制度腐败落后，政府已是垂垂老人、摇摇欲坠；文化上，国内各种势力把西式现代文明大量引入中国，对清廷或颠覆或拯救，混乱不堪。

与此同时，一场近代翻译运动也应运而生，严复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除了政治家、教育家等头衔，严复还更多的被称为启蒙思想家，而他所具备的启蒙价值，正是体现在他翻译的西方先进作品中。

通过翻译《天演论》等大量介绍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著作，进而宣传西方民主与科学，严复被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一.对严复翻译理念的当下再议以色列翻译理论家Gideon Toury指出，翻译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文本标准（textual norms），第二类被称作超文本标准（extratextual norms）。

[1]所谓文本标准就是译本本身，因为它是译者标准最直观、最生动的体现，；而超文本标准则是译者或其他人士提出的半理论（semi-theory）以及批评性观点。

他还指出，这两类标准常常是有差距的，甚至往往会存在矛盾。

因此要弄清楚某一标准的确切含义，常常不能孤立地来看，更不可望文生义，必须结合译家的其他论述，特别是要结合他的实践。

严复的翻译理论及方法，概述在他翻译的《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其首倡了“信、达、雅”的“三字真言”翻译标准。

郭宏安先生在《恶之花之跋》中对这“三字真言”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

我们从严复翻译外国作品的实践来看，其译文大多运用意译，而非采用直译，你很难把原文的文字与其翻译作品的句次加以对照比较。

在翻译中，严复常常根据原著中的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展开论述，借而抒发自己的见解。

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天演论》视为严复自己的作品。

“信、达、雅”这种翻译理念的提出及流传不衰，其实反映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注重思想内容、语言表达、文体风格相统一的本质，而其中又以“信”为首。

[2]可以看出，严复把“信”（不背本义）看的比较重，摆在了基础性甚至是先导性的位置，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连“信”都没有做到的话，基本上相当于没有翻译。

在“达”和“雅”方面，严复也备受争议。

“达”讲求的是精确的再现原文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严复严重偏离了作者的原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从严复想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宣传进步思想的角度去理解，严复的翻译其实是符合“达”这一标准的。

另外，严复过于追求古雅对于一般人来说译文“确实难以理解”，而学界质疑最多是“雅”作为翻译标准的理据。

华中师范大学黄忠廉教授指出：“应把严译及其主张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研究域外信息的摄取方法；严译名著并非尽善尽美，却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法制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奥妙值得研究。

”[3]二.“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矛盾性其实，作为“信、达、雅”这翻译理念的创始人，很多学者认为严复本人在其翻译实践中就没有很好地恪守和贯彻这一理念标准。

“信、达、雅”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案例佐证，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信”这一方面，严复都没有做好“忠实”于原文。

1.严复对“信”的理解与操作。

单就对书名的翻译来看，严复翻译的一些作品的书名，有的是根据原著书名意译而来，但也有很多书名翻译时被他做了删节处理。

比如，他把Evolution and Ethics译成《天演论》，将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成了《原富》；有的书名在翻译中对文本进行了改写，如他将History of Politics译成了《社会通诠》，但我们知道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Politics不管直译还是意译，都只有“政治”的意思，而不可能被译为“社会”。

另外，严复还有意对原著的思想内容或观点的改写。

在思想内容方面，《天演论》一书与原著文本相比较，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天演论》巧妙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赫胥黎在其原著中所表现的进化伦理观。

那么，严复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严复是通过加在译文中增加案语、评论，并运用删节和改写等方法来实现的。

例如，在《天演论》一书导言部门第一节中，有一段关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无时无刻不处于演化进程中的文字描述，严复在翻译时对其进行了改写，在严复的译文里，“神思知识”和“政俗文章”这两个词汇在赫胥黎的原文中均没有与之相对的文字。

其实，严复想表达的就是——进化规律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

有学者指出，严复早在翻译《天演论》之前，其实就已经广泛涉猎了达尔文、斯宾塞等欧洲思想家的先进著作。

这其中，令他最钦佩、信服及认同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因此，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和思想，已经成为了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是他本人所无法摆脱掉的。

本杰明·史华兹曾明确指出：“严复自己的先入之见在他的译著中到处显现”，“凡是他的先入之见没有闯入的部分，原文的一般意思则能基本上被无损地译成中文”。

[4]2.“达”何人之“旨”？作为翻译大师，或许严复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性，他在翻译《天演论》时就曾经说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并承认这种方法“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这里所谓的“达旨”，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达”原作者之“旨”，即应该属于“信”的范畴，二是指“达”译者之“旨”，他的言语表达只有“达”了他心目中的“旨”的话，才能算是“达”或“通顺”的。

在翻译《天演论》之前严复就已经接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当读到有关“演化只发生于自然界”的文字时，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结果是，严复将赫胥黎的思想误读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的这种选择恰好符合了其翻译目的——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唤起民众的救亡图存意识。

严复对很多翻译文本中的部分思想内容或观点进行改写，反而促进了严复翻译目的的实现。

因此，我们与其说严复翻译《天演论》是要宣扬赫胥黎的相关学说和观点，倒不如说是严复想通过《天演论》来“达译者（自己）之旨意”。

可以说，严复对很多翻译文本中的部分思想内容或观点进行改写，反而促进了严复翻译目的的实现。

李泽厚在《论严复》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

[5]因此，我们与其说严复翻译《天演论》是要宣扬赫胥黎的相关学说和观点，倒不如说是严复想通过《天演论》来“达译者之旨意”。

3.对“雅”标准的再认识。

“雅”就是指翻译文字的优美吗？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

因此，在对严复的种种批评中，对“雅”这一标准的探讨也是学界争议的重点。

如果把“雅”等同于使用汉以前的文体，那么这条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显然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但是，严复的“雅”是否就是指文字优美，实在值得深究。

翻译家王佐良就曾指出：“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

”[6]这里所说的“招徕术”，是指严复在翻译西方作品时，故意运用古雅的古文句法组织文章，以引起国内士大夫观读的兴趣，从而达到介绍西学、灌输新思想、以文化救国的目的。

“雅”正是严复为达到其自身目而运用的一种特殊翻译手段。

所以，“雅”（目的法则）又优先于“信”（忠实法则）和“达”（连贯法则）。

[7]可以看出，严复并不只是为了文字优美而采用汉以前的文体，他更多的恐怕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考虑的。

严复自己也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8]这一层“不得已”他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测。

严复译的作品对当时封建守旧的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副“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要给自己的译作涂上一层“糖衣”，也就是采用汉以前的文体。

三.目的论视角下严复翻译的统一性严复所生活的的晚清时代，社会就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影响，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意识的精神洗礼。

1.严复翻译实践中隐含的目的性。

严复从事翻译活动，一向具有较强的目的性，那就是介绍民主思想，推广西学，启迪民智。

他的译著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和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

因而，我们在看待严复时，要认识到严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这对于理解和研究严复的翻译是非常必要的。

在笔者看来，严复首先是位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位翻译家。

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曾说，“风气渐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9]可见，严复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是带着其自身的政治目的。

他之所以提倡多多翻译西方的科学经典，是因为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抓住了西方发达的根本，能够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之所在”。

2.严复翻译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操纵。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系统总和，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或世界观。

[10]从翻译学理论来说，翻译在根本上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交际行为。

因此，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翻译行为自始至终都将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烙印。

而在清代，彼时的翻译者大多是社会上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严复的翻译活动带有鲜明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倾向明显受到近代中国长期以来“救亡图存、救国保种”主流意识的影响。

严复在身处的特殊社会大环境之下，在翻译时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进行“改写”，从而达到适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迎合特定的读者群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严复通过翻译资产阶级著作这种学术性的方式，达到了启迪国民、开启民智的社会目的，其译著不仅是他学术成果的生动体现，更是他传播西方社会先进政治思想的直接载体和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对西方社会先进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充分认知，也增强了其译著的思想魅力。

因此，严复的翻译实践表面上虽然在很多地方没能与其提倡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完全契合，但考虑到严复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局限，以及其翻译达到了设定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故笔者认为严复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