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参与呼唤制度与理性
试论公共政策的主要分析模型与超理性分析
作者 简 介 ： 陈佳 云 （ ９ ５ ） １６ 一 ，男 ，广 东 汕 头 人 ，北 京 大 学 政 府 管 理 学 院博 士 研 究 生 ，研 究 方 向为 公 共 政 策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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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精英 分析理 论 ，公众被 认为是 麻木 的 、被动 和消息 闭塞 的 ，公 共政 策 只是 由统 治 阶层 的 少数人 负责制 定 ，反 映精英 的兴 趣和偏 好 。精 英理 论最关 心公 共政 策形成 过 程 中领 导人 物所 发挥 的作用 ，用精 英分析 理论来 分析 我 国封建 社 会 时期 及 带有 专 制 色彩 的发 展 中国家 所 出 台的政 策 ，
应性 。如美 国的伊拉 克政 策 ，可 以说 就是共 国 内石 油 能源利 益集 团利益 的反 映。 ２ ．理性 分析模 型 的主要 观点 认 为 ，公共 政 策 的制 定应 当 以社 会 收 益最 大 化 为 目标 ，政 府应 当选 择给社 会带 来 的收益最 大 限度 超过 所付成 本 的政 策 。理性分 析模 型一 般包 括 完全 理性 决 策模 型 、有 限理性决 策模 型和渐 进决策模 型。完全 理性决 策模 型根 据数 字和 事实 ，用 合理 的科 学方 法
是 一种 政 治行 为 ，但 随着社 会 的进 步和 发展 ，社 会 公共 利益 成 为人们 关 注 的焦 点 ，政 策 的 出 台是 为 了实 现社 会 的特定 公 共 目标 服务 ，强 调政 策 的公共 性 ，于是政 策过 程对 理 性 决 策和 分 析 方法 有
了更 多更 高 的需 求 。
治 过程 。政 治分 析模 型一 般包 括 制度 分 析模 型 、精英 分析 模 型 、集 团分 析模 型 。制 度 分析 模 型 主
目标责任制、官员理性行为与公共政策走样——以G省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为例
文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即 “个人对公共机构特有目标做出敏感回应的一种心理倾向”〔８〕。 随后瑞尼和斯坦伯尔进一步将其界定为 “一种服务于团体、地方、国家乃至全人类利益的 利他主义动机”。这一理解让公共服务动机的指向超越了公共部门而具有普遍意涵。最近 ２０ 年间，学界逐渐认同应在结构或影响因素的层面来对公共服务动机加以阐释，提出诸 如 “公共服务动机过程”等理论。但对本研究而言，更有启发价值的是基于公共服务动 机内涵解读的系列实证探索和发现。一是关于公私部门职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比较。休斯顿 （Ｈｏｕｓｔｏｎ）、比尔伦斯和凡登布莱克 （Ｂｕｅｌｅｎｓ＆ Ｖａｎ ｄｅｎ ） Ｂｒｏｅｃｋ 等发现公务人员对物质奖 励的倾向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员工；〔９〕〔１０〕富兰科斯 （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指出公共服务动机使得公共部 门至少能够以不低于私人部门的效率来提供社会服务；〔１１〕瓦莱特和格兰特 （Ｗｒｉｇｈｔ ＆ ） Ｇｒａｎｔ 则进一步验证了公务人员更倾向于内在价值的实现，而非外部或经济的奖励。〔１２〕二 是公共服务动机对组织和个人绩效的影响。布鲁尔和赛尔登 （Ｂｒｅｗｅｒ ＆ Ｓｅｌｄｅｎ）、纳夫和 克拉姆 （Ｎａｆｆ＆ ） Ｃｒｕｍ 都证明了政府职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其对工作 （绩效）满意度之 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１３〕〔１４〕布鲁尔和赛尔登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数据分析和金 （Ｋｉｍ）对韩 国各级政府 １７００ 多名政府雇员的研究，也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可感知的组织绩效有明 显促进作用。〔１５〕李小华和董军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与个体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服务动机 强的公务员绩效表现更高。〔１６〕
应该说，就两类关系取得乐观结果的研究者占大多数。这在相当程度上为本文关于公 共政策主体的理想人性假设提供了依据。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有职责分明、照章办事等 特点，组织中的成员为因循而刻板的技术官僚。但现实似非如此。作为公共政策设计、执 行和监督主体的各层级政府官员，若都是出于公共服务动机自主设定绩效目标并导向绩效 行为的 “自为行动体”，则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即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积极贡 献。
浅议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浅议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摘要:从理论要求和现实需要两个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认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利于保障公民权益，有利于培育公众参与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经济发展，公民的利益意识得到了激发，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
我国政府也顺应时势，正在逐步推进公众参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应当承认，我国当前还存在政府信息透明度低、公众参与机制短缺、参与成本高、公众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等问题,制约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进一步发展。
提出必须从转变传统决策观念、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建立有效机制等方面,促进公众参与公共决策, 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和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政府和谐社会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及其机构之外的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直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
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对于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必要性（一）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法性政府制定公共政策需要收集足够的信息，才能制定出较科学的公共政策。
现实中政府往往倾向于不考虑公民的意见而制定政策，从而使得政策缺乏科学性。
而公众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给政府带来多方信息，有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愿望，使得政府能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制定出科学的、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有利于保障公民权益，监督决策权的滥用公众参与使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被执行主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以确保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前提下，制定符合程序的公共政策，从而避免作为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带有暗箱操作的性质。
论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制度路径
的矛盾只 有在 公民 充分参 与公共 政策 过程且 政策 结果 体现 和维 行动迟缓的繁文缛节的另一种形式呢？” 公众复杂的政策要求，
使政府组织不可能按照“ 效率最 护 公民利 益时 才能真 正获 得解 决。但 我 国公共政 策 决策存 在着 政策过程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民意基 础薄 弱的现 象 。 民事实上 只是 政策 的执行 者、 公 服从者 。 政治现代 化促进 公民主体 意识的觉醒 ， 经济 市场化导致 利益 多元 化格局 的形成 ， 公共政 策过程 向利益 平衡方 向发展 以及 信息 网络 大 化” “ 和 最优 化 原则” 性 的行动 。 理
即使能参 与， 与 的效果 也要大 打折 扣。 参
二 、 因分 析 原
（ ） 一 尚待 完善 的市场 经济 ， 碍 了公 民 参与 的实现 妨
我 国市场 经 济 尚未 完全建 立， 完全或 发育 未成熟 来讲 ， 公 由于我 国许多社 团对政 府 的
依赖 性大 ， 务活动受主 管行政 部门的指 导 ， 业 履行职 责不 到位， 受 济 ， 容易 导致市 场 失灵 ， 这就 在客观 上 需要政府 的管 制。政 府与
到政府 的控 制 ， 使得 公 民集 体参 与也受 到 了影ｕ 。 这就 ｌ
（ ） 与共识 的 困境 二 参
市 场发生 了千丝万 缕 的联 系 ， 不可 避免 的就会存 在一些权 力寻租
（ ） 度 化 缺 失 四 制
政府 有关 公 民参与 的制度 化 建没与 公 民的利 益表达 需求之 间存 在着 矛盾 。从 目前来 看， Ｊ投 票选举 、 参Ｊ ｕ 昕证 、 信访等 是公 民
技术 的发展 ， 使得 公 民参 与 问题 成为 一个越 来越 突 出的 问题 。 都
公共政策与参与的价值解析论文
公共政策与参与的价值解析论文论文摘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及执行力，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还存在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机制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等方面的困境。
为此，必须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构建制度体系，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体制的基本价值维度。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价值目标的达成和实现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来支持。
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共性和执行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还存在着诸如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困境与挑战。
因此，必须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构建制度体系，来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结构，优化公共政策的过程和效能。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实质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分配。
这样的资源配置与价值分配，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制度为依托，经过科学的程序，大量收集信息，广泛发扬民主，充分研究论证，采用集体决策方式，并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才能达到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
而且，现代公共政策的基轴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公民不仅是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也是政策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
公民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结构的完善和过程的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主要表现为:(一)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赖于翔实可靠的信息和完善的程序。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与民主决策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与民主决策研究I. 前言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政府和特定利益群体都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
过去，政策制定主要以政府、政治家和一些顶级官员为中心，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公众的发声和意见日益重要。
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了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
本文将探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研究，并分析其重要性和影响。
II. 公众参与和政策制定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对于对公众权利的保护和事务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这种方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义务法案(SEPA)。
此举是因为政府的监管行为被视为对商界和其他利益群体耗费无数时间和资金，公众意见则被忽略。
因此，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某些利益群体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权力被削弱，社会公众的作用得到提升。
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目标有助于确保公众的声音被充分听到和加以考虑；确保其贡献被主义者认真地评估，从而鼓励可持续的决策。
加强公众参与有助于培养公众的过程性观念，即以长期而非短期的进行决策，从而增强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III. 公众参与和公共政策制定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可以分为两种。
首先，是咨询式的公众参与，由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早期阶段向公众暴露和享受公众反馈，确认政策的核心和主题，以及了解公众对不同政策选项的好恶。
其次是决策式的公众参与，它涉及到决策的过程和好恶，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和实施他们的政策预算。
政府的公众参与计划取决于程序、方案类型和参与层面。
程序越公正和有效，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就越大。
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互动方式，如举行公开听证会和小组讨论会等。
除了上述程序，政府还可以在与特定群体的谈判中展现公平和诚信，加强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和信任，这也是增强公众意见相互沟通的主要方式。
IV. 民主决策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决策是一种政治体系，它以要求人民直接参与和表达意见为主旨。
民主决策的特点是基于人民的支持和意见，制度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选出来的代表。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李松梅;刘耀东【摘要】There are th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G tionality in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utual intermediation between valu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ies in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we must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olicies,improve the oversight system on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avoid the deviaG 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enhance the effect of policyimplementation,promote openness of government affairs,and increas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y efforts.%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与冲突现象。
要实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之间的相互融通，必须要加强政治社会化，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系，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效果；推行政务公开，加大公民民主参与力度。
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运用及其实现
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运用及其实现作者：杨芳来源：《理论导刊》2012年第04期摘要：公共理性是民主多元社会条件下，公民处理公共政治问题的共有价值观念。
公共理性可以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因为公共政策是政治活动的结果，它具有公共性并以正义为其根本价值取向。
公共理性建构了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政策问题的解决，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实现取决于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协商民主基础上重叠共识的达成以及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权的保障。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理性；价值取向；正义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18-03“公共理性”这一概念最早由康德1784年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指在一切事情上人们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罗尔斯是公共理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以公共理性为基本理念构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图景。
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
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
”[1]225-226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提出，回答了民主多元社会中，人们的共同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
公共理性成为民主国家运用公共权力解决公共政治问题时所必须的理性，成为公民解决公共问题时共有的价值观念。
作为运用公共权力解决公共事务、实现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也必须以公共理性作为其理念支撑。
一、公共理性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理性所作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所有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对所有公民都具有影响的公共问题。
它不仅适用于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也适用于民主社会中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交流而形成的政治公共领域。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公共理性的论坛应是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遍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不仅政府官员，而且普通的民众，还有有组织的政党、集团，或者只具有松散性联系的各种协会、团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到这一领域中来。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摘要]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观。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冲突，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却陷入了种种困境：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价值目标与执行手段的冲突。
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促使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中走出困境，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统一。
标签：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指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负责落实公共政策的目标、措施的人和组织，它包括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公共政策执行组织。
在我国行政体系中，大部分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都属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范畴。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
但我们知道，各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归根到底都是由个人构成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经济人都会关心新政策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好处，同时也会考虑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因此，每个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这往往会导致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个体理性、忽视公共理性。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私利的最大化追求能够促进社会的公益，但那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行为无意识的结果而非目的。
个体理性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个体理性并不能保证公共理性。
在现实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单纯的个人谋利行为必然会演变成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化解，公共政策就会失效。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困境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其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模式，而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
纸 空 文 ， 人 执 行 ， 者 不 能 得 到 完 全 的 执 行 ， 者 被 歪 无 或 或
和 有 利 于 公 民 的 意 志 、 益 和 需 求 ， 必 须 对 公 民 承 担 责 利 都 任 。 我 们知 道 ， 项 公 共 政 策 的执 行 主 体 ，归 根 到 底 都 是 但 各 “ 由 个 人 构 成 的 ， 作 为 一 个 普 通 经 济 人 都 会 关 心 新 政 策 能 而 为 自己 带 来 多 少 好 处 ， 时 也 会 考 虑 要 为 此 付 出 多 少 代 同
种 压 力 更 多 时 候 是 通
古 典 经 济 学 代 表 人 物 亚 当 ・斯 密 认 为 私 利 的 最 大 化 追 求 能 够 促 进 社 会 的公 益 ， 那 在 更 大 程 度 上 是 个 人 行 为 无 但
意 识 的 结 果 而 非 目的 。个 体 理 性 的 行 为 并不 一 定 能 够 而 且 在 许 多 情 况 下 显 然 不 能 够 在 亚 当 ・斯 密 的 “ 不 见 的 手 ” 看 的 指 引下 产 生 最 佳 的社 会 共 同结 果 ， 共 政 策 执 行 者 的 个 体 公 理 性 并 不 能 保 证 公 共 理 性 。 现 实 社 会 资 源 一 定 的情 况 下 ， 在
导 致 原 有 政 策 问 题 的 恶 化 ， 而使 公 共 利 益 得 到 损 害 。 从 第 二 ， 期 利 益 与 长 期 利 益 的 冲突 。 共 政 策 主 体在 执 短 公
行 公 共 政 策 的 过 程 中 ， 应 高 瞻 远 瞩 ， 长 远 利 益 为 出 发 本 以 点 。 在 实 际 的政 策 的 执 行 过 程 中 ， 共 政 策 执 行 主 体 面 ｌ 但 公 临
的 ， 就直 接 关 系 到执 行 者 的 政 绩 和 升 迁 。 因此 ， 为 执行 这 作 者 ， 们 在 具 体 的 执 行 过 程 中 ， 然 会 更 多 地 关 注 与 自 身 利 他 当 益 相 关 的 各 项 指 标 ， 视 更 为 遥 远 的 价 值 目标 和 理 想 。 忽 第 三 ， 值 目 标 与 执 行 手 段 的 冲 突 。 戴 维 ・伊 斯 顿 认 价
自考 00318公共政策小抄 知识点
中国古代政策思想的内容：1“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策思想2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原则3“惠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传统4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5“不惠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6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
亚当-斯密对政策研究的贡献1他谴责一切封建关系，既对重商主义进行了严峻的批判，又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力图证明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证明只有分工进一步发展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反对一切阻碍经济自由的政策和学说，并提出了理论和经济政策2他有关政策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对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一种基本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
经济自由是它的基本观念3在研究方法上，他以经济人的利已心这一假设作为立论的基础克劳塞维茨的贡献：1他提出系统的战略决策思想，认为应当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并把每一个战斗都看成这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他认为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而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
这样，他就正确地设定了战略、策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为政策研究中“政策链”“政策群”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他将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3他强调战略决策须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为公共决策如何根据内部情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予以修正和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马克思的贡献：1他的全部理论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与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规定了根本的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元政策和各项基本政策，甚至为各个领域的部门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
2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政策研究从注重政策结果到注重政策过程的转变指明了方向，而且政策研究遵循这样的认识论路线能够正确地勾画出政策过程及其各个主要阶段的一般特点。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揭示公共政策制定的环节参与者与决策机制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揭示公共政策制定的环节参与者与决策机制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涉及多个环节的参与者和决策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参与者的利益、观点、需求以及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分配都会对最终的政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环节参与者和决策机制。
一、议程设置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期阶段，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制定议程。
议程设置是政府或政策制定机构决定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的过程。
在这个环节中，政策制定者会考虑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公众的关注度等因素来确定需要制定政策的具体议题。
例如，针对社会的某个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教育改革等），政府可能会召集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各方参与者来讨论和研究，以确定制定政策的方向。
二、政策制定与评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或政策制定机构会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以了解问题的本质和背景。
这些信息可以来自学术研究、专家咨询、行业调研等渠道。
政策制定者将根据这些信息提出政策选项，并评估每个选项的优缺点、可行性和预期结果。
此时，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同时，政府还可以开展公众咨询、听证等活动，以吸收公众意见和建议。
三、决策与实施在完成政策制定与评估之后，政府或政策制定机构将根据相关程序，进行最终的决策和议题通过。
这个环节通常涉及高层决策者，例如政府部门负责人、行政首长等。
他们将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利益协调、政治意愿、法律法规等，来做出决策。
一旦决策确定，政策就会进入到实施阶段。
政策实施涉及到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的配合和执行。
四、监测与评估政策的实施并不代表政策制定过程的结束。
相反，政策的监测与评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府或政策制定机构将根据一定的指标和标准，定期对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以了解政策的效果和问题。
如果政策出现问题或需要进行调整，政府将会重新制定政策，进入到一个循环的过程中。
总结而言，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涉及多个环节参与者和决策机制的复杂过程。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作者】王春福【作者简介】王春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杭州310035【摘要题】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就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而对授权者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是外在的客观责任和内在的主观责任，即制度性责任和伦理性责任的统一。
在人类理性中，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把客观制度性责任提高到空前显赫的位置，以至于主观伦理性责任渐渐弱化。
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还主观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已成为理性的重要任务之一。
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研究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
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解析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内在结构，探寻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统一的途径，对于科学地确定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界限，提高履行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政策决策责任与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以其德国民族的思辨头脑，探寻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把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这一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两大基本特征，因而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
工具理性着重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
正如伯特兰·罗素表述的那样：“‘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
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
”[1]工具理性的特点是注重过程、注重手段、注重方法、注重技术、注重实证、注重量化，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和体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进了理性的工具化。
“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被广泛接受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模式”[2]。
对形式化了的科学技术的无条件地强调，使实证主义大行其道。
在政治学的舞台上行为主义虽然受到了后行为主义的冲击，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制度理性：政府公共治理的价值源起
制度理性：政府公共治理的价值源起政府公共治理实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的平衡。
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平衡需要制度来规范。
公共治理的制度理性应当是以维护第三部门的利益为基点。
公共治理的失序，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制度的非理性。
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将有助于政府公共治理价值的实现。
标签：制度理性；公共治理；价值源起；潜在制度制度理性是指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内在机制的建立，保证制度的连续、稳定与公平。
即通过制度安排，使基本制度具有较强的理性空间和理性色彩，既能够使制度得到修正，又能防止制度缺乏公正。
制度理性的核心，是政府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中，能够将长期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的同时，也以应公平、公正作为目标重视对非政府组织、个体经济组织与公民等“第三部门”的利益的保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应按照利益规则进行博弈寻求公共事务中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利益的平衡。
一、政府公共治理的制度理性制度作为一种秩序，是由一系列的规范构成，并由此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及其和谐序列发挥根本性的动因作用。
制度安排的价值源起首先应关注非政府的利益，这也是政府公共治理的理性所在。
从制度视角而言，公共治理的制度理性，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公共治理是一系列来自政府、社会公共机构甚至包括私人机构在内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个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共存的管理机构体系。
在公共治理看来，政府不是国家唯一的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同、认可，都可以或应当成为在各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主体与中心。
现代社会就是政府、社会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各司其职，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
其次，政府与公民社会(公民)的互信和回应。
公共治理强调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糊公私机构的界限，不在坚持政府的专属性与排他性，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
个人理性选择与公共政策制定
个人理性选择与公共政策制定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公共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指在面对不同的选择和权衡利益时，个人根据自身的目标和利益来做出决策。
而公共政策制定则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制定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
个人理性选择是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原则之一。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利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利益进行货比三家，最终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产品。
个人的选择行为受到了价格、品牌声誉、产品质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是追求自身最大效用的结果。
然而，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总是与公共利益完全一致。
在市场经济中，自私利益是每个个人的首要考虑因素，各个个体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不公平分配。
例如，在购买商品时，个人可能会选择廉价的低质量产品，虽然在个人短期内少花费了一些钱，但在长期内却可能因为产品质量差导致了更多的费用支出。
此外，在一些公共事务中，个人选择往往是以眼前利益为重，而忽视了对社会、环境产生的长期影响。
为了调整个人选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政府需要制定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和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并通过采集和分析数据、听取专家意见等手段来获得科学的决策依据。
政府还可以通过纳税制度、法律法规等手段来引导个人的理性选择，减少不当选择的产生。
然而，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无法完全了解每个个人的需求和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时会面临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政府的决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和程序，导致决策过程相对缓慢和复杂。
此外，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贪污腐败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不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加强信息收集和分享，提高政策决策的透明度。
政府还可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激励个人做出理性选择，例如通过税收和奖励机制来引导个人购买环保产品、参与公益事业等。
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社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方案和措施，旨在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而公共政策研究则是对这些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的过程，旨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不仅是广大市民的一项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意义和价值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和价值：1. 实现民主参与：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市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决策过程，实现民主参与和权力分配的公平合理。
2. 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特定群体的利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可以帮助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3. 促进政策创新：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可以为政府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促进政策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4. 解决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而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方法：1. 政策建言：市民可以通过书信、公开信、建议报告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建议和意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2. 参与调研：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调研，积极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和信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
3. 参加论坛和研讨会：参加政策研讨会、学术论坛等活动，与专业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4. 社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某一政策的认知和需求，为政策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三、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研究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以下是几个常见的挑战：1. 信息获取难：政策制定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支持，但这些信息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市民获取起来较为困难。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王春福
【期刊名称】《学术交流》
【年(卷),期】2004(000)008
【摘要】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分析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任务.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主观伦理性责任,本应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而被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是其重新统一的根本途径.当客观的制度性责任通过服从、认同和内化的路径,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的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和角色社会化的路径,客观化为一种负责机制的时候,二者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公共政策实践服务.
【总页数】6页(P36-41)
【作者】王春福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3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34
【相关文献】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 [J], 李松梅;刘耀东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大学精神的理性分析——以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校训"鼎承大同,钵传天工"为例 [J], 朱涛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析 [J], 陶树果
4.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J], 石海泉
5.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的公共政策 [J], 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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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参与呼唤制度与理性
2012年09月14日09:47 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09月10日作者：郑琦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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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涉及政府所为和所不为的所有内容，其实质是政府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分配。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分配有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受益或受损，从而对公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
美国学者托马斯就指出：“在今天，除非公民参与的要求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充分重视，否则，如果大多数公众对公共政策过程十分冷漠、麻木不仁甚至极力反对，那么政府的决策制定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
在我国，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要求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然而无论是2007年的厦门PX事件，抑或是近期的什邡钼铜事件均表明，即使在投资过百亿的重大项目决策过程中，公众在决策伊始都是知情甚少的。
然而一旦决策结果曝光，公众通过既有途径无法满足公共政策参与的需求，则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从保护环境、反对污染项目升级为警民冲突、官民对立。
这其中制度和理性的缺失是导致公共政策参与失序的最主要原因。
制度的缺失并非指目前的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没有制度，而是既有制度无法很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006年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应当在发布信息公告、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简本后，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实践中，很多有争议的项目决策也都通过了公众参与环评这一环节，然而最后还是引发公众强烈质疑甚至反对。
究其原因，一是被咨询的公众不具代表性，一些征求意见的专家讨论会或听证会没有明确的遴选参会人员的标准，个别会议还专门选择意见一致的人员参会，导致公众参与从一开始就缺乏公正性和代表性；二是缺乏有效的回应和采纳机制，有些公众意见反映、汇总后并没有成为决策依据而是被束之高阁，既没有对不同意见的反馈，也没有对原有决策的修订；三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缺失，强势集团利用掌握的资源，可以购买有倾向性的研究报告、游说政策制定者等，而弱势群体则很难在同等条件下发出声音，导致公众参与的结果无法真实地反映民意。
在制度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公民与政府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行为。
目前我国体制内的公共政策参与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二是信访、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等，前者会期短且不易进入，后者没有约束机制保障及时、正面的回应。
为此，一些公民就将参与的重点放在体制外，甚至不惜通过非法集会等方式，引起媒体关注并放大自己的声音，对政府施加一定的社会和舆论压力。
地方政府在处置上述矛盾的初始阶段，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将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通常就将执法人员推到第一线，动辄动用警力压制公众，导致一些民商矛盾演化成官民矛盾，公众的怨气和不满情绪急剧上升。
在事态不断激化、上级政府出面协调的情况下，出于维护稳定、平息事态的考虑，地方政府又会在短时间内通过非常态的行政手段满足公众诉求，导致的结果是使公众误认为极端的方式和手段才是保障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进而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和矛盾时，非理性的公众参与途径变成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选择。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与民主意识的提升，公共政策参与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当务之急是构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有效机制，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诱发公众的理性参与，从而推动积极、有序、有效的公共政策参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就政府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参与的制度设计。
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
这表明构建一个有利于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和平台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主动引入公民参与。
研究表明，“由政府首先发现和启动的问题通常都比由外界压力强加的问题更加容易得到成功的解决”，所以如果政府能够与公众保持良好互动，在重大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广泛关注公众态度、主动引入公民参与，往往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二是提供全面可靠的信息基础。
公民需要在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开展公共政策参与，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将参与所需的信息以通俗、清晰的方式及时、全面地传递给公众，以使公众少受或不受虚假信息的误导。
三是给予公众充分的参与时间和讨论机制。
公民从开始接触政策问题到深入了解进而表达自己意见，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面对争论较大的政策问题时，可能会形成意见不同的几派，需要长时间的讨论，才能产生共识。
四是及时反馈公民参与的结果。
政府一旦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就需要对收集的公众意见进行分类整理，及时公布采纳和未被采纳的意见，并说明原因，从而提升公民参与的效能感。
五是适当考虑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弱势群体由于资源和能力有限，容易在与强势集团的竞争中被忽视，因而政府在利益协调过程中，需要适当考虑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通过吸引他们的参与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就公众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政策的理性参与。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充分反映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最终的政策方案能够尽可能对自己及其所属群体更有利或少受损，这是一个各方利益讨价还价、协商调整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各股势力上纲上线、由事及人的斗争，因此在制度框架内理性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
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尽可能广泛地了解政策内容。
从多个渠道、不同侧面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轻信网络谣言或小道消息，更不被情绪化的言论所煽动。
二是以公共利益为基准寻求共识。
公共政策涉及利益调整，就某一项具体政策而言必然会有群体获益或受损，此时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应尽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在基本公平的情况下相互认同和宽容，不要固守自身或本群体的特殊利益。
三是开展积极的公共政策参与。
建设性的意见比单纯的情绪宣泄或坚决抵制更有益于政策的改善。
当然这需要公民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一方面在与政策问题相关的领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提供一些专业意见；另一方面了解并掌握一些公众参与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理性选择适宜的参与策略，提高参与效能。
四是严格遵守法律，明确参与的目标和空间。
公共政策参与需要严格依据现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体制框架内有序开展。
事先明确公众参与的空间在哪里，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策产生影响等核心问题，从而对公共政策参与的目标有一个合理的预估。
同时，重视参与策略的合法性，避免出现“过激言行”，尽可能做到合法、有序、积极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