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政策的事实依据和价值分析

法制园地“严打”政策的事实依据和价值分析□李宁[1]李涛[2]（[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60；[2]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公诉处江西南昌330029）摘要“严打”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

本文旨在通过揭示“严打”政策存在的现实性依据，通过对“严打”政策确立以及立法、司法体现的介绍，强化对“严打”政策的认知，辩证看待其与依法治国、刑法基本原则以及整体防治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期准确地为“严打”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位。

关键词严打事实依据价值分析法治中图分类号：D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0-081-02“严打”政策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的刑事政策。

不可否认，该政策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随着刑事法治的逐渐完善，“严打”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可避免的遭到了质疑与抨击。

一、“严打”政策出台的事实依据“严打”政策之所以从出台后至今天，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长期得以坚持，并且不断以战役形式掀起一浪又一浪的高潮，打击的重点也随着犯罪状况的变动而及时调整，当然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现时意义，它已经成为我国在刑事法运作中的一项常规性的刑事政策。

国家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都是刑罚启动和刑事政策推进的原动力，这是社会功利心理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

正如梁根林所言：“事实上，离开了现实的阶级统治、法律秩序、社会利益等功利目标，国家也就失去了行使刑罚权的内在动力，迄今为止，单纯以满足社会正义要求和赎罪感为己任的刑罚几乎是不存在的。

国家对罪犯行使刑罚权发挥报应功能以外，必然还有其功利目标选择。

”80年代初期，我国的犯罪率就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

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犯罪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至今，已经经历了20多年。

不过，基于特定的历史成因和社会背景，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诠释。

事实上，近20年来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模式转型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大变革导致固有的矛盾显现出来并且使新型的矛盾泛滥成灾，“诱发犯罪的因素增多，而社会控制相对薄弱，严重恶性案件有所增加，刑事案件发案率上升到建国以来（除文革时期外）最高水平”，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受到狠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凭自己的革命经历，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评判后，便认为“现在是非常状态”，指出“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

在分析犯罪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便迅速决定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坚决实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由此，“严打”政策形成了。

另外，犯罪的动态变化也是实施“严打”政策的一个重要现实依据所在。

目前我国刑事犯罪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严重的犯罪动态，对于这样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刑事法律基于自身的保守性和稳定性有时不可能对其加以及时调整，所以，依靠灵活的刑事政策加以处置不失为一种先期的、有效的手段。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既然犯罪是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情势之中的，那么我们的有关对策也理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虽然我们应当注重罪刑的法定化，尊重程序的正当性，但是，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和方法在刑事法治的范围内实施灵活多样的刑事政策，所以，不妨把“严打”看作是一种灵活的政策手段。

因此，开展全国性的“严打”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依据不同时期犯罪动态变化的新情况。

历史已经反复向我们表明：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

因此，针对逐渐严重的犯罪发展趋势，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围追堵截”这一股日益泛滥的犯罪洪流，于是，“严打”政策就顺势新鲜出炉了。

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组织实施“严打”，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集中打击犯罪分子，扭转不良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强化人民的正义认同感，有效保障经济建设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中顺利进行。

因此，可以说，“严打”政策的出台有其自身的适时性与必要性。

“严打”在刑事法治层面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是在非常时期对特定犯罪采取的特定政策。

二、“严打”政策的价值分析（一）从社会意识层面而言，“严打”政策在我国社会有广泛的民意认同基础，符合社会朴素的正义观念“严打”在我国社会存在广泛的民意基础。

我国作为人法制园地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严厉的专政，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国家有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切实理由，人民群众也有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社会治安形势的稳定是人民群众所关切的事情，“严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群众获得社会安全感。

因此，“严打”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由此，为使“严打”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严打”体现出走群众路线的特征，尤其是某些公开化的“严打”形式，例如，公捕公判大会，甚至公开处死等，既对于犯罪具有震慑性，又吸引了广大群众的参与，使之以一种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方式开展。

中央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视与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安全的追求，在“严打”这一点上取得了非常默契的一致。

不可否认，“严打”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唤醒并且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正义观，从一个大的层面上对“好”与“恶”做出了现实评判。

“严打”政策的这些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作为不是具体法律规范的“严打”政策在观念层面上也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首先，“严打”是一种政策导向，缺乏具体的稳定性和制度化，其“从重、从快”的实质内涵如果不加以引导和限制无疑会导致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轻程序，重实体”的消极结果，那么，对于犯罪分子的行为进行合法、合理评价便会丧失基本的法律基础；其次，该政策容易过于对民意进行超乎法律范围的“激情”诱导，在我国法律知识普及尚不完善的国情之下，很容易导致民意超出法律范围的情况，进而影响着司法的独立。

基于以上的利弊分析，笔者认为，在刑事法治日益完备的今天，在维护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对于“严打”政策的推行慎之又慎。

因为“严打”从其诞生之日，就具有严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国家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功能过分期待的结果。

所以，在为“严打”取得的成效而欢欣时，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此乃用刑之道也。

（二）“严打”政策的刑事立法体现与价值分析1.在我国，刑事政策不是法律，其并不直接用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也不直接对具体的行为做出评价，而是借助刑事法律的具体运用发挥自己的功能。

并且，英国法学家洛克曾说过，“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并且警戒别人不犯同样的罪行而定。

”从我国立法方面来看，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它首先就体现在刑事立法当中，使我们的刑事立法变得向一种重刑化的方向来发展。

我国刑事立法在罪刑配置上一直存在严重的法定刑攀比现象，这种攀比使得一些罪的法定刑配置日益趋重。

就经济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而言，有学者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违法犯罪形势，“刑事立法似乎沿着重刑化和犯罪化的轨迹作单轨运行。

”自1982年颁布《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后，经济领域的犯罪化立法也成为整个刑事立法活动的主流，增加了20多种新罪。

与此同时，“到1995年对刑法的修改和补充又增设了49种新的死刑罪名，高死刑率已成为当时我国的一大特色。

”如此规模的立法活动，虽然反映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定的迫切需求，但也反映了刑事政策上偏重犯罪化的观念。

事实上，对于经济领域中的某些违法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和强化经济制裁的方法去予以抑制。

但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秩序维护的同时，却常常在操作层面上忽略了对公民权利、自由的应有关怀，没有能够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因此，要使“严打”政策在具体司法化的过程中真正步入法治的轨道，我们有必要树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互相结合的观念，在依法从重从快惩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同时强调刑罚的轻缓化和刑法的谦抑性。

2.就价值方面而言，“严打”所导致的实体法上的“最高刑”甚至大范围的死刑适用，程序法上某些程序性事项的简略乃至刑讯逼供等等，使得刑事法律对犯罪的惩罚性、威慑性及控制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所以，“严打”的司法实践正如所希望的那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对遏制严重刑事犯罪，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仍然难以摆脱政治附庸的情况下，“严打”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对本已处于劣势的犯罪人人权保护现状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立意被往往被定位在消灭犯罪之上。

为了消灭犯罪，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不惜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

但结果事与愿违，这样最终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容易激发犯罪人的对抗心理。

因此，我们在执行“严打”的过程中应采取科学的态度。

在我国目前的权力框架下，“在执行‘严打’决策的同时，如果法治不能获得同等地推进，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刑罚权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刑罚权与法治原本就存在紧张关系的情况下，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三、结语可以说，“严打”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性术语。

因此，如何科学对待“严打”，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严打”的问题，即如何把“严打”纳入严格的法律规范之中的问题。

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我们无法阻断历史的惯性，也无法摆脱现实的选择。

由此决定了对‘严打’的过分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所做的应该是理智地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严打”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

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我们应当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从而将其重点调整到预防犯罪上来，将其目的明确到保障人权上来。

参考文献：[1]梁根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3]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1年.[5]龚培华.刑事干预的法律基础.政治与法律,1995,(2).[6]钊作俊.死刑限制论.武汉大学出版,2001年.[]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