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跨学科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综述【原文出处】文学争鸣【原刊地名】长春【原刊期号】200001【原刊页号】34～38【分类号】J1【分类名】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0005【标题】跨学科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综述【作者】贺桂梅【作者简介】贺桂梅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文系邮编：100871【正文】缘起1999年7月19日，北京大学邀请部分学者及新闻媒体的记者共40余人，为新成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陈平原、严家炎、杨义、徐葆耕、王富仁等14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对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如何更好地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发表看法。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中，对“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对20世纪进行整体研究的思路可以追溯至15年前。

1985年，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1988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改变了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

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打破了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现代、当代专业的界限，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它把1840年至80年代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套以现代性“美学”作为阐释系统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对这一新的理论构想，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很快便作出了呼应。

上海学者陈思和相应地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现”，并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杂志上共同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随后便出现了多种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名的文学史论著。

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及相关的文化理论命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不限于个人论著，而是采取了“协同作战”的方式，由多位学者参与一套丛书的写作；另一是研究内容不限于文学，而开始对多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如谢冕主持、1993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种），严家炎主持、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10种），谢冕主持，199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已出11种，另有两本将在1999年底出齐），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严家炎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严家炎和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孙玉石和谢冕主持的“20世纪中国诗歌史”以及严家炎主持编写的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正在陆续出版或编写。

陈平原等人主编的《学人》集刊和“学术史丛书”，则联合北大文史哲各系的部分学者，尝试时“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今年7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跨学科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没有经费、级别和人员编制，目前挂靠在北大中文系。

它的组织者希望以学术课题为纽带，联合校内外学者，综合考察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教育等，尤其注重跨学科研究和个人难以完成的重大学术课题。

7月19日下午，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及学校有关负责人吴同瑞、程郁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香港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郑培凯，著名学者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谢冕、王富仁、洪子诚、赵园、胡军、欧阳哲生、朱青生等以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的记者，共4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该中心的主要发起人陈平原首先介绍了组建研究中心的意图、进展情况和工作计划。

严家炎、孙玉石、杨义等14位学者对于组建这样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学术机构的意义，以及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下研究20世纪文化可能获得的新视野等，发表了不同看法。

研讨会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如何使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化”；二，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也就是如何通过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来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并对21世纪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三，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研究视野以及如何具体实践跨学科的研究。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一门新显学由陈平原所拟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情况介绍的草稿，一开始便指出：20世纪很快将成为真正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概莫例外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北京大学组建一个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机构，便成了一种适逢其时的举措。

陈平原在会上所做的发言中进一步阐释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含义，他指出今天提“20世纪中国文化”并不是15年前所提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的顺延。

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包含了一套理论诠释和具体的推断与描述的话，今天所提的“20世纪”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时间概念，即讨论20世纪中国的文化，至于研究者从什么角度进入、用什么理论或采取什么立场，则是研究者的自由选择。

陈平原认为，下一世纪的前20年时间中，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清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将成为一门显学。

这是因为为了走出20世纪的光荣、梦想与困境，必然要投入比较多的人力和精力来详细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而这一文化的复杂性，也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一些大的理论构想。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与会者普遍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北京大学的谢冕先生说，对20世纪的整体感的体悟，似乎是80年代的事情。

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一些理论性的表述，随后又有一些实践性的运动，但是仍然缺乏一种形式，将这种关于20世纪的整体意识固定下来。

从这仲意义上看，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适时的。

乐黛云先生认为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预示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将从过去偏于某一个方面的发展，走向更繁荣。

在“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袁行霈教授主持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乐黛云先生主持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先后成立，她希望这三个中心能联合起来，做更多更大的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将研究中心的成立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行为”，因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将一批相当好的学者联合起来，实际上涉及一个“学者的学术资源的组合的问题”。

很多学者都同意陈平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在下一世纪初将成为一门显学的判断。

严家炎认为，正因为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

我们才有可能与它拉开距离，比较冷静客观地考察历史真相。

我们不仅可以把握整个20世纪文化的内在历史脉络，可以摆脱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实事求是地研究已经发生的种种历史事实和文化上的后果，同时也由于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被挖掘或整理出来，使我们对于20世纪文化的研究具有了此前研究所不具备的种仲优势。

孙玉石则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使得它必然为现在和将来的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和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充满了“痛苦、灾难、悲剧、荒诞”，也充满了“无效复兴的生机和艰难的创造”，这个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包括它的一些“狂飙突进”，如“五·四”，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的狂飙突进，其中成功与失败的教训，都将成为一份具有精神魅力的遗产。

这个世纪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精神的复杂性，是过去的文化所没有的，具有一种“永恒的探索价值”。

杨义提出，谈“文化”，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其中涉及到的整套关于民族性与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与民族的文化姿态、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素质等问题，是一个世纪以来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现在正是到了以研究中心的名义集中地重新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因而，在21世纪的头20年来研究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文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历史研究与学者的人文关怀对于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的文化问题进行考察，与会的学者们认为，这并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体现研究者的文化关怀和学术立场的一种方式。

陈平原说，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对于在鲁迅精神和“五·四”新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始终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人间情怀”，那就是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希望能够影响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

研究中心确立的宗旨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学术立场，是参与研讨会的大多数学者共有的。

对一百年历史中经验教训的考察，与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思考，与他们对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的考虑，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他们审视20世纪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这次研讨会上唯一一个从海外赶来的学者、香港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培凯说，大家的发言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对于精神文化的注意，跟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相关。

在国外是不会发生这样的在脉络上思考问题的。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前景、中国人的命运，不是美国人的命运，不是欧洲人的命运，所以他们不会关心学术研究怎么与文化建设相联的问题。

因而，我们追求知识的激情，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关心，对于我们的未来、前景的关心，对于过去的回顾是为了将来发展的自我回顾，也是对往前发展的“现在”的定位。

发言者大多对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发表了看法。

严家炎指出20世纪文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最丰富的遗产”是“文化生态的平衡问题”。

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由主导的和多种不同于主导文化的其他成分构成，他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并在对立中互相吸收，不断更新，文化才能健康活泼地发展，避免武断、专制和决策上的失误。

从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多种救国理论和思想，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突出“革命救国”，对其他的思想都做了简单化的批判，从而导致了“文比大革命”这样严重文化生态失衡的历史阶段。

因而，他主张应该建立一种不同文化并存，互相匡正互相制约的社会文化机制。

孙玉石认为，这个世纪的文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放，内部的和外部的开放。

从清代末年到本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最值得珍贵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如何打破文化闭关保守主义，追求改革开放，让西学东渐的强风越吹越猛．使文化在发展中找到民主、科学的精神武器。

这也是这个世纪的“精魂”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富仁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命题：一是研究20世纪文化，一是走出20世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