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蛇恋透视中日文化心态

从人蛇恋透视中日文化心态

摘要:人蛇恋作为一种情爱类型是历来学者研究的对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都作为一种故事类型备受关注。其中,中日人蛇恋中最典型的有悲情式《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复仇式《蛇性之淫》,通过这有传承关系的一组故事的对比可看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与沉淀在各自民族中的文化因子。

关键词:符号“蛇”;人蛇恋模式;文化心态

一、符号“蛇”

蛇作为一种常见的动物,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化符号,无论西方邪恶的拉弥亚,东方的白娘子还是真名儿,印度的拉吉等等都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那么,蛇作为常见的爬行动物是怎样由物到象完成转变的。它作为一种代表理性性欲和色彩的符号是怎样在中日两国文化中出现并且绵延的。

在洪荒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个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力量与人类对立着,人类惴惴的躲避着危险,繁衍着自身而选择最可怕最强大者作为崇拜对象加以亲近,符合原始思维——“以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1]在中国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如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的《山海经》中,蛇的形象最为集中也最为丰富。据统计,《山海经》中的“蛇形象图表”共收了43种蛇形象,蛇作为各种功能的代表者,具有预示水患灾祸的先兆功能。然而蛇具有女性色欲与性联系在一起则与西王母有关。

在日本文化深处,我们找不到像中国文化那样在一种动物身上集结了如此庞大的体系。在日本的《古事记》中有古老的蛇信仰之说。日本民俗学者吉野裕子的专著《蛇-日本的蛇信仰》中指出:“蛇在日本之所以成为信仰原因之一在于,蛇在形态上与男性的生殖器相似,或者说蛇所意味着的强大的性暗示与性联想的力量,并且这种由蛇到性的联想的程度越回溯到古代越显得激烈。”无论是《古事记》中记载的肥长比卖被皇子窥视蛇体之后,惊慌逃走之事,还是后来的“道成寺”传说,都反映出“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日本文化中是与性有关的,并且对性的折射更为直露。

至此,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日文化中携带着特有的意义而得以定性,即女性-蛇-性欲模式。不同的是在日本文化中,蛇郎的故事更为常见,而在中国文化中,蛇女的故事常有,男性以蛇的身份出现是极其少见的,这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蛇在日本文化中是一种原始的男根崇拜,继而演变为与性-色有关的文化意蕴,而在中国文化中,蛇是始终与女性的性欲有关的。同样被附加于淫邪象征意义的蛇,在不同的国度,它又再度回到了性别确认问题。

二、人蛇恋模式

何为人蛇恋?顾名思义,即指人与蛇相恋。在中日两国中,有人把中日人蛇恋的故事进行了分类,它的故事类型有:“神婚式人蛇恋,圆满式人蛇恋,悲情式人蛇恋,复仇式人蛇恋与淫欲式人蛇恋。”[2]其中在中日人蛇之恋中最为典型的即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的《蛇性之淫》。后者《蛇性之淫》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继承和变异,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故事类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属于悲情式人蛇之恋,这类故事的情节是人蛇之间的相恋以悲剧告终;《蛇性之淫》属于复仇式人蛇之恋,这类故事的核心情节是人蛇之恋不能成功,蛇进而进行报复。

众所周知,《雨月物语》中的《蛇性之淫》是根据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改变而来,但同一故事在文本改编后却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有关白娘子的传说在冯梦龙之前有一个发展历程,一个是在志怪小说中,男子为美色(蛇精化身为美女)所勾引,其死惨烈,如《太平广记》中的李黄、李官。然而真正的白蛇传的雏形为明人的《西湖三塔记》,这是一部宋元话本。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雷峰塔俗称王妃塔,传说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底”[3]二是在传奇中即为冯梦龙的白娘子的故事了。尽管《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在冯梦龙笔下始终是以一个诱惑的标志而出现的,然较之于南宋传奇中阴谋食人心肝的蛇精,冯梦龙的白娘子显然已褪去了这层直接的企图与险恶的用心,仅作为“色欲”的诱惑而存在,白娘子的形象依然体现着女性——蛇——色欲的隐喻,但上田秋成的《蛇性之淫》一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悲情式人蛇之恋而为复仇式的。白娘子性格中的勇敢坦诚注入真名儿身上,同时又抛弃了白娘子性格中的宽厚与善良,保留了日本传统蛇妻形象作为邪恶之神的恐怖与无情。真名儿的报仇包括两方面的行动,一是诉诸言语的威胁,比如“无论纪路群山有多高,定将你的鲜血从峰顶灌到谷底,勿轻易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或“官人与我无冤无仇,为何找人要来捉我,倘若要以仇相报,不说官人一条性命,全乡人都不得好死”。[4]二是诉诸行动即灵魂附于富子之身,富子终于病死。

这两个文本都没有脱离女性-蛇-色欲的隐喻模式,但《蛇性之淫》带有强烈的日本本土色彩,虽看似改编,但就蛇女的本质来说,真名儿是一个地道的日本蛇女。真名儿复仇在语言上是白娘子的模仿,但在付诸行动上在日本文学上却是常见的。这个“魔性情欲”的日本蛇女与中国的白娘子不仅是文本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文化心态的不同。

三、文化心态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用“菊”与“刀”来概括日本人的爱美而又黩武。那么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的文本对比中,也可见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态。《蛇性之淫》在真名儿复仇之前,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真名儿“此乃经年大蛇,传说其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麒麟,与马交则生龙马。如今被它纠缠,想是因你容貌俊秀而施淫,既然如此执拗纠缠,若不再加小心,定会丧了性命”。这一“魔性情欲”的定位已将这一形象牢牢限制在淫邪的位置上。同白娘子一样,真名儿也是色欲的隐喻者,但两者所承载的文化心态不同。

其一,中国是以伦理为纲的,谈情说爱只能“发乎情而止乎礼”,白娘子虽隐喻

色欲但不直露,而日本文学则不同,同时隐喻性欲却大胆直白,这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快乐不是犯罪。”[5]“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与中国重精神轻肉体的道德观截然不同,因此,通过文本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心态。

其二,日本文化中的“刀”,即黩武复仇是日本民族的显著心理特征,雪耻或者对名分的情义是他们复仇的主要动机,真名儿的复仇即体现了此种民族心理对失败、侮辱或排斥的极度反应,真名儿临被埋道成寺实施还害死了富子,而白娘子的被压是悲怆的。

同样在文本的另一侧面,许仙与丰雄的比较中,丰雄与许仙的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许仙在经受了飘飘欲仙的爱欲的洗礼之后,开始了禁欲的生活,而丰雄则不。上田秋成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改造过程中,围绕着真名儿的复仇有一个较为严整的情节进行逻辑。一方面是被排斥出文明世界的兽类所隐喻的淫邪的象征,另一方面是宗教与世俗观念里人性构成中应有的健康的一面相结合。许仙最后遁入空门与丰雄的获救,则体现出中国文化中重精神与讲究因果佛法,而日本文化中的现实生活感则更为强烈。日本学者高田卫认为,在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里存在着对人生的两大课题的追问,一是人生之“生”的不安与恐怖,二是不可知的“魂”之现实根源,对比中国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其文化心态的差异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法)列维·布图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蔡春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M]上海:三联书店

[3]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冯梦龙警世通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