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军事思维特色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温宗仁：孙子军事思维的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在第六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作者：温宗仁 来源：本会原创 更新时间：2007-2-8 14:17:58


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金秋时节，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围绕“《孙子兵法》与战略文化”这一主题，再次就孙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展开深入讨论，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盛事。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对第六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产生于中国春秋时代晚期的《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于《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学者们虽有许多不同的解说，但谁也不否认，《孙子兵法》十三篇具有严谨的结构和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涵盖了战争观、战略战术理论、指挥艺术、军队建设思想等军事理论的主要方面，并在这些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思想。《孙子兵法》是公认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形成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的著作，孙子是公认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系统军事理论的伟大思想家。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正伟大的思想成果，不仅不会为时间所湮灭，而且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愈见其光芒四射。《孙子兵法》自从2500多年前诞生以来，其影响与日俱增。“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中国明朝的兵学家茅元仪的这句名言，是对《孙子兵法》重要历史地位和永恒思想价值的至为精当的评价。在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之后，《孙子兵法》的影响非但没有消退，反而进一步跨越了地域和语言的局限，受到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人们的重视和推崇，被更加广泛地运用于军事和其他众多的领域。这部被东西方的人们共同尊崇的“兵学圣典”，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曙光，显得更加光辉夺目。

孙子的思想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孙子思考战争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借此机会，我着重就孙子军事思维的特色及其现代启示谈谈看法。

人类的军事思维，随人类军事活动的发展而发育。任何形式的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都是基于军事实践的军事思维的产物。军事思维的发达程度及其合理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品质，深刻反映了一个民族军事文化或战略文化的底蕴。我们今天阅读《孙子兵法》，无处不感受到孙子军事思维的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正是这种卓越的思维特质，赋予了《孙子兵法》广大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并对不同时代的军事实践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孙子军事思想的现代价值，也首先体现于孙子的军事思维方式之中。
我们认为，孙子的军事思维，具有如下五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理智性。对待战争的态度，是衡量人类军事思维理性程度的重要标尺。在这个问题上，孙子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和平、主张“止戈为武”的思想传统，而且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孙子兵法》中虽然没有讨论战争观的专门篇章，但当孙子论述其战略、战术思想时，却随处体现出理性和慎重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火攻篇》中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这一倾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不仅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而且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的代价、战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他一再强调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多处谈到了战争对社会的扰动、对国家的耗损，以及给百姓造成的灾难。这种理性和良知使孙子坚决反对情绪化地处理战争问题，而力主以对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危高度负责的态度，审慎地对待战争。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孙子主张应认真研究和深入了解战争，《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孙子提出了著名的“非危不战”的慎战原则，主张把战争手段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即使不得已选择了战争手段，也要尽量控制暴力的运用强度，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善之又善”的最高战略追求。
二是总体性。孙子的军事思维具有鲜明的总体性特征。他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军事家思考战争问题的思维局限，以无比广阔的宏观视野审视战争，追求从全局和总体上把握战争。比如：他强调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多方面因素（道、天、地、将、法）进行综合评估和运筹；强调把战争手段和国家实力培植、外交联盟斗争相结合，通盘谋划，以最低代价达成“全胜”目标；强调通过国家内外多方面的努力，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先胜而后战”；强调在“安国全军”的总目标下把握战争，力求达到不战而胜，等等。正是由于这种总体性的军事思维特质，使《孙子兵法》在理论上呈现出高屋建瓴的气势，并具有浓厚的大战略色彩。孙子军事思维的总体性，不仅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而且具有罕见的超前性，与当今时代人们所倡导的系统性军事思维不谋而合

。当代西方一些战略思想家甚至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三是辩证性。在中国历史上，以《易经》为标志，很早就形成了辩证地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孙子秉承了这种辩证思维的传统，并创造性地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思维领域。《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军事范畴，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立统一性，诸如虚实、奇正、强弱、众寡、专分、治乱、迂直、速久、劳佚、巧拙等等。与同时代的老子一样，孙子也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上，并抱持比老子远为积极的态度，主张通过人的努力，主动地促使战争态势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消极等待。他对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充满了辩证的智慧。比如，在“迂”和“直”、“患”和“利”的关系上，他提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击与不击、攻与不攻、争与不争的问题上，他主张“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他还深谙胜与败、生与死的转化之道，提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些一再被军事实践所验证并被后人视为用兵经典的光辉论断，处处闪耀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绝非简单的机械唯物论者所能够企及。

四是灵活性。孙子的军事思维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他认为，战争的情况如同水的流动一样，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用兵的方法绝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必须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一要“因利而制权”，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而权衡利害和实施权变；二要“践墨随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地修订作战计划。在孙子看来，作战用兵的关键是“因敌变化”，以诡奇变化的手段迷惑、调动敌人，从而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并进而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用兵原则。这就要求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拘泥僵化，而必须充分调动主观积极性，灵活变化，出奇制胜，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即每一次作战，都不是机械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以变应变，变化无穷。他把能够做到这一点视为作战用兵的最高境界，称之为“神”。可以说，孙子作战思想的灵魂就是灵活变化、因情用兵。

五是科学性。孙子军事思想的真理性程度之所以能够领先和超越当时的时代，根本的在于他在军事思维上坚持科学的态度，从而掌握了“知胜之道”。在战

争指导上，他高度重视“认知”的作用，认为“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力求对战争的各方面情况
“先知”和“尽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对认知问题的强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的始终。孙子还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换言之，对战争情况的了解，必须依靠人的能动性。这说明孙子的认知观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孙子反对用迷信的方法预测胜负、指导战争，而主张在掌握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相关因素的计算和运筹来计划和谋划战争。《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计”的内涵就包括计算、筹算、计划、谋划。在《形篇》中，孙子还提出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量化分析方法。孙子的认知观，以及对认知基础上的计算和运筹、计划和谋划的强调，集中体现了其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也使其战争指导理论具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孙子军事思维的上述特质，既是东方智慧的表现，也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它比孙子某些具体的军事观点，具有更为永恒的价值，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富于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无疑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必然能够获得丰富的收益。在这里，我仅就孙子理性对待战争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启示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启示之一：要理性地控制和把握战争，就必须从时代主题的高度，努力寻求解决安全问题的合理途径。孙子处在2500多年前中国那种诸侯抗争、战乱不止的年代，仍然对战争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强调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已非昔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各国人民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共同呼声，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古人“慎战”的思维传统，更加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战争。那种以强权和武力谋求单边绝对安全的做法，已经一再被证明不是明智之举，往往适得其反。武力的滥用，非世界和平所需，非人类社会之福，也非战争发起国家的“安国全军”之道。世界各国解决安全问题的必由之路，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彻底终结冷战思维，通过谈判、协商、磋商来和平解决争端，通过合作来谋求安全。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然，谁偏离这条道路，无疑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启示之二：要理性

地控制和把握战争，就必须认清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努力推动多种力量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继续发展，越来越将世界各国置于“吴越同舟”的紧密联系之中。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可逆转，决定了无论哪一个国家，即使超强国家，都不可能超越其他国家和超越联合国为所欲为。各国的事情要有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有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有各国合作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争端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消弭。只有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秉持古人所提倡的“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的和平理念，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和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那种动辄诉诸武力和以战争相威胁的行径，不仅违背了历史潮流，而且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背道而驰，也将最终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与孙子所提倡的在战争问题上“非利不动”的“慎战”原则相去甚远。

启示之三：要理性地控制和把握战争，就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现代技术赋予人类的控制战争的能力，坚决摒弃在运用武力问题上的轻率态度。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战争形成了新的制约，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军事变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类控制战争的能力。但是，世界仍面临战争的多重威胁。足以造成人类自我毁灭的核武库仍然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隐忧挥之不去，局部冲突的战火无时或已，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增加，战争的可控性还十分脆弱。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发展演变清楚地表明，人们今天对于战争的把握和控制并不完全准确和有效，战火失控并造成巨大灾难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自古知兵非好战”。战争仍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力士之剑，一旦落下，后果难料。而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随心所欲地收放。因此，那种不断滋长的对战争可控性盲目自信的情绪，并由此而采取的对使用武力的轻率态度，是非常有害的。而孙子理性地慎重对待战争的态度和“非危不战”的原则，以及他“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当今战争可控性的增强而失去指导意义。人们只能充分运用现代文明、现代技术所赋予的控制战争的能力，千方百计地遏制战争的爆发，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理想境界的实现；而绝不能以“可控性”或其他种种理由，淡化战争的危害，轻易挥动

战争之剑。战争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必须三思后行，慎之又慎。当代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必要从往昔智者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切实更为理性地把握和控制战争，为推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以上认识，愿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