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虹：《文心雕龙·知音》篇与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西东合集

孙丹虹：《文心雕龙·知音》篇与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西

东合集

中国古代对作品的阐释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两大类。“以意逆志”比较偏重于客观的文学释义方式，以读者自己的思想来猜度作者的心意；而“诗无达诂”偏重于主观的文学释义方式，将作品的原意破除，让解释者积极地参与进来，达到一种“见仁见智”的效果。《孟子·万章》中就曾说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魏晋唐代以前，人们都很重视“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孟子及其后学强调的以“己意”来臆度、推想和体味作者的意旨，是对文学释义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文学释义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但是，无论主观条件怎样，最终要达到的效果都可以归结为对作者和作品原意的探究和传达。然而，同时一些文人却发现，由于“己意”的参与，阐释者想要完全掌握作品原意实在是很难实现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也说过：“仆之为文，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欧阳修在《唐薛稷书》中也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

由此可见，要使文学释义活动正常而有效地展开，释义者必须消除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这种时间间距和文化间距，去逆作者之志，这个“逆”在《说文》注云：“逆，迎也。”后来朱熹解释的“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益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这种思想继续发展，到了清代王夫之那里提出了“诗无达诂”的理论主张，在评论杨巨源的《长安春游》诗时，王夫之认为这首诗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的朦胧意义，谁也无法从中寻找某种单一确定的原意，所以

王夫之认为这首诗可以“广通诸情”，并由此总结出“诗无达诂”的释义学理论主张。

那么在这样一个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刘勰“知音说”可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将两种释义方法都含概进去，既注重对作品原意的探究，同时又注意到读者、阐释者个人身心素质的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的阐释结果。虽然看起来也是把作者之志即作者和作品的原意作为自己探求的目标，但在具体的释义活动中，他并没有把本文的意义牢牢地栓在作者身上，而是适当地注重对作品“意味”的探求和挖掘。

一、“披文入情”的客观释义方法

刘勰偏重客观的批评方法在《知音》篇中可以见出一斑。“知音”二字在《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可见，刘勰用知音来命名就是强调文本意义的独一无二性、排他性。在《知音》篇中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序里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断定《文心雕龙》“大而全篇，小而一字，莫不以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这样的欣赏方法，正是在《文心雕龙》产生以前人们追求的阐释结果。

此外，刘勰对怎样达到知音的效果找到了一个客观的途径，即是对文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文的各个要素进行特殊的关照，提出他的“六观说”。其一是“观位体”，《镕裁》篇云：“履端与始，则设情以位体”。观位体，即看确定文本情实义理是否繁略得当，也就是看拓情理或规范本体做的如何，是否做到了纲领昭畅或情周而不滥。其二是观置辞。在《镕裁》篇中刘勰认为文本写作是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但是有时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观置辞便是看作品文辞是

否繁略得当，也就是看矫揉文采，或剪裁浮辞做的如何，是否达到了“芜秽不生，或辞运而不滥”的境界。而且谈到置辞时也离不开情理的问题，在《情采》篇里说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认为繁采寡情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欣赏价值的，使人味之必厌。其三是观通变，《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便是要在斟酌乎质文、拓乎雅俗的基础上而参伍因革，也就是要有所继承和有所创新。刘勰认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所以文要通变，即有所继承又有所新变。其四是观奇正，这是针对当时的“率好诡巧”的文风说的。《通变》篇中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定势》篇中也说过：“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刘勰并不是一概反对，而是主张要把握好奇正的关系，这对鉴赏者与批评家是很重要的。其五是观事义。《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然则明理隐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事类是以隐乎成辞和举乎人事来明理徵义的，所以事与义紧密相连。而且运用必须恰当，做到援古以证今，用人若己，否则适得其反。其六是观宫商。宫商这里指代文本的律调声气，可以看作是指诗文声律。《声律》篇中说：“夫音律所始本与人声者也”，“声转于物，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这一观可以说是从形式美的外在来看文本是否和韵，气是否贯通。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观察诗文作品，来沿波讨源，去寻找作者的感情，明了文本的义理，也足见刘勰对这一环节的重视。他的“六观”主张要对文本进行详细分析，这一点与巴尔特的“五种符码”很接近。维特根斯坦在《文化和价值》里说道：“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经错途的网状系统。……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那么，刘勰的“六观”就是在这个迷宫中给人设立路标，帮助阐释者一步步走出迷宫。

只有从这六个观察点来“披文”即感受分析文章，阅读阐释者才可以“入情”，这个“情”在刘勰看来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文本中

的表现，这和他的知音题目正相对应，知音就是能够彻底了解对方心理感受、内心情感的人。所以这里也就表现出中国古代独特的鉴赏批评方法——知音的方法。刘勰对六观说的重视即对文本的重视正突出了他重视阐释的客观性。只有正确地分析阐释文本、了解其风格特点，才能更准确的明确作者的“志”。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文本中隐含的理，正所谓“情明了，理将焉匿？”然而大多数的人都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其中的原因是“识照自浅”，更有人可能是“俗鉴迷者”，只能“深废浅售”了。刘勰在这里明确意识到因阐释者主观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阐释效果的不同。

二、“博观圆该”的主观阐释方法

刘勰也偏重主观的阐释方法，他并没有把作品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作者的原意，他认为阐释者既要追求作者的原意即“志”的那部分，同时也应该依据自己的历史境况去理解作品的“味”。他在《体性》篇中，在评价扬雄时所说的“志隐而味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刘勰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作者之志通常是以暗示和象征的方式来加以表现的，所以它往往隐而不彰。在《隐秀》篇他高扬“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文风，在《练字》篇他提倡“趣幽旨深”的文趣，以及在《原道》篇讲的“符采复隐，精义监深”，都是强调文本潜藏的“味”的重要性这一点。

由于这个味之深，所以品评它时，就需要将读者、阐释者的个人素质考虑进去。刘勰偏重主观的阐释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对阐释者本身素质的重视。对阐释者的分析，他主要通过四种不正确的阐释方法来揭示出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而导致阅读阐释结果的不同。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四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具体来说，贵古贱今，是儒家文化思想的通病。王充说过：“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也，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于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刘勰正是继承了王充的这一思想，提出要反对贵古贱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