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观点集锦
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赵汀阳
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赵汀阳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3666 次更新时间：2007-02-27 00:46:38赵汀阳 (进入专栏)提要：道德金规则是伦理学中公正原理的一个浓缩表达。
本文分析了传统的道德金规则的典型民间版本和学术版本，指出传统金规则要得以成立，在逻辑上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
而在今天，价值共识已经不存在，所以传统金规则不再成立。
作者试图通过从“主体观点”到“他者观点”的转换而提出一个关于道德金规则的新版本，即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代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试图论证其逻辑上的完美性。
本文中的核心论点最早于2000年提出，由于该问题涉及到生活基本准则，事关重大，因此经过听取多方意见和反思，在这里进行了更严格的论证和修改。
1．问题背景首先需要提及为什么要讨论道德金规则的问题背景。
一般地说，金规则指的是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的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如果在学术意义上说，它就是伦理体系的一个元定理，它是对伦理体系中各种具体规则的总指导和解释。
金规则总是非常稳定的，除非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否则它不会变化，而现在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全球化把以前不明显的许多问题变成了明显的问题，其中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各种文化/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点虽然有着根本性的错误，但它却揭开了“对话/交往”问题的真正底牌。
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对话就被认为是通向普遍承认的真理之路，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坚持认为，完全合乎理性标准的正确对话必定能够产生一致认可的理解。
但是哈贝马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底牌，这就是，理解不能保证接受[i]。
理性对话有可能达到一致的理解，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被理解，而是被接受。
接受才是“对话/交往”问题的终点，这一危险的底牌在以前的哲学分析中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达成共识和合作的充分理由不是互相理解，而是互相接受。
可是互相接受的问题超出了知识论和理性所能够处理的范围。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作祟？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转载）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
差不多100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
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
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面。
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南风窗》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了西方和中国在“想什么”、“如何想”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
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
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
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
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赵汀阳：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讲道理”。
赵汀阳：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
赵汀阳：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从理解世界到理解意识，再到理解语言，形而上学的线索走的是一条唯心论道路。
胡塞尔试图论证的不仅是主观性能够构造出客观性，而且只有在主观性之中才能够构造出客观性；于是，存在的客观性就总是内在于意识而直接显现的。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我思其实仍然是心理学式的主体，而真正的主体必须是彻底形而上学化的主体，不能含有心理学成分。
维特根斯坦找到了语言：语言不是我思，却是决定我思之可能所思的形式。
有意义的世界是语言所定义和构造的：语言并非世界的再现，而是构造了世界的显现。
语言本身就蕴含世界，而且本身就具有客观性，不会为心理活动所拖累。
这样就更彻底地解决了客观性问题。
尽管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语言图像论”，但并没有放弃语言的决定性地位，而是转向了“语言实践论”，就是说，人们在语言游戏不断演变的实践中不断调整所理解的世界。
通过知识论路径来讨论的形而上学，几乎是在不同方面去证明唯心论才是成熟的理解方式，同时顺便证明唯物论是不成熟或质朴的理解方式（唯物论非常接近人们对世界的日常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唯心论的成就表现为确认本体（noumena）并不在现象（phenomena）背后，而就在现象之中;并且，本体是思想所构造的思想对象，而不是思想无法理解的实在，也就是说，本体不是被给予思想的，而是思想构造出来的。
希腊人早已把noumenon 定位为所思之物，但没有能够确定它是思想构造出来的内在对象，还是思想试图探究的外在存在。
作为感知的经验现象，phenomenon 显然事关noumeno，但只是相关而已，并不能直接说明noumenon。
那么，noumenon 到底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是思想所造还是事物本身？这些是老问题。
现代唯心论者发现，既然本体不可能通过现象而被给予，因此本体只能是思想所造；证据是，我思是无疑的（笛卡尔论证），我思确实在意向着确定的东西（胡塞尔论证），我们还确实谈论着某种共同理解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论证）——这些就是本体乃思想所造之明证。
赵汀阳：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
/exclusive/lecture/special/zhaotingyang/赵汀阳：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2013-07-26 第061期赵汀阳（资料图）赵汀阳：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原标题）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全球性的未来编者注：5月19日，哲学家赵汀阳在《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北大元培班主办的“文化纵横杯”书评大赛中，以《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为主题发表演讲。
赵汀阳认为现代正在结束，全球时代正在开始，而现有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分析新游戏和新问题。
第一，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自由（free）同时意味着“免费”（free），并构成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第二，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当人们越需要系统提供的生存服务，越可能“自愿”接受被控制，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第三，心灵日益自愿被体制化和奴隶化，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系统化暴力。
全球游戏正在变得越来越有相互依存性，任何自私的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
在赵汀阳看来，金融体系和媒体已经成为全球时代新游戏的最大赢家，“它们是新游戏的最大权力，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之王'。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5-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李泽厚。
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和《第一哲学的支点》等，主要研究领域是存在论和政治哲学。
以下为演讲内容“现代”这个时代正在结束全球时代正在开始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其实我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
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当场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
赵汀阳：《长话短说》摘录
赵汀阳：《长话短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1月一个人或者本来就是或者永远不是哲学家。
希腊人早就知道智慧和知识不是一种东西，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
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智就是知识。
（序）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应该解释为：可遵循的道理并非永恒的道理。
第二个“道”，不是言说，而是指遵循。
（序）一个观念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对错，哲学考虑的问题是观念构成的思想图画如何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
如果把观念比作棋子，它的好坏在于所处的位置，而不是它本身。
换言之，哲学就是思想的博弈论。
（序）1000年时的中国是宋朝，军事很弱，但经济、文化都是世界一流。
相比之下，西方在中世纪里徘徊。
但此后，西方文明发展了，东方的文明去走向衰落。
汤因比说：多数古老文明都死了，只有西方文明保持了活力，中国文明虽没有死，但也是勉强维持。
（3）科林伍德说：历史归根结底就是思想史。
（4）中世纪虽然没有伟大的思想，却训练了严密的逻辑，这对后世西方人迷信逻辑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实，用完美的逻辑论证的东西很可能实际上是荒谬的。
（4）（5）注重逻辑的语言发展，很可能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
中国很早有科学技术，但语言和思想的重心偏重文学，所以没有推进科学的发展。
（5）宋明理学对于儒学的发展并没有创造性的突破，理学和心学和阿奎那对待神学的企图一样，也想为儒学寻求理论依据，但他们用的是文学性的暗示、隐喻方法，所以不太奏效。
新儒家基本上是继承了孟子的路数，而这个路数比起孔子已经有水平上的差异了。
（5）主观主义有两个困难，一是内心的心理过程无法证明其自身，而是无法有效推论他心和我心的一致性。
（6）中国传统的心灵有着极细腻的敏感，但缺乏怀疑精神和肆无忌惮的思维，而肆无忌惮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条件。
（6）儒家把心灵片面理解为伦理之心，道家的深刻又限制在个人的狭小天地里。
因而，心灵的单调化和私人化成为中国心灵的两个基本缺陷。
这就导致了1840年以后，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时，因为没有强大的具有公共效果的理念支撑，导致精神的软弱和涣散（6）文艺复兴是后来西方思想和社会革命的预热。
赵丹阳中信演讲部分
赵丹阳中信演讲部分赵丹阳中信演讲（部分）赵丹阳，毕业于厦门大学自动化系，获系统工程学士学位。
1994年出国，从事投资和贸易，1996年进入国内证券业，从事风险投资。
后加盟国泰君安(香港)公司，负责管理客户委托的资产，被称为“私募教父”。
牛市已经启动，坚定看好后市。
现在还是牛市初期，这一轮牛市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牛市。
2014年初的观点仍没有变，利率下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本市场开放是支持牛市不断向前的三大主要因素。
目前的市场：牛市第一浪快结束了，这个位置可能需要调整，消化甚至还要一定的回吐;第二浪快要开始，第二浪的整理消化结束之后，然后才进入主升浪。
自去年初回归以来，一直是100%的满仓，因为牛市的形态和持续时间难以预测，坚持买好公司不动的策略。
不过，在不同阶段，会在周期性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中进行调整。
看好金融行业、高科技制造业、消费品行业、医疗保健行业和互联网行业。
不过，由于估值偏贵，目前尚未投资医疗保健行业和互联网板块，未来在估值不那么贵时会考虑。
未来考验投资者挑选上市公司和股票的能力，要挑到有真实业绩的好公司。
随着注册制加快推出，创业板、中小板里面比较垃圾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像香港的仙股一样，没有业绩支撑，未来会跌得很惨。
2014年1月初，上证指数还在2000点到2100点低位徘徊，市场一片悲观气氛，而有着“私募教父”之称的赤子之心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赵丹阳，时隔六年重新回归A股，旗帜鲜明地喊出大牛市要来。
数据显示，赵丹阳赤子之心成长产品成立于2014年2月20日，截至2014年12月15日产品净值为129.75元，涨幅为29.75%，至当年12月31日涨幅预估达47%。
时隔一年，赵丹阳现在怎么看A股市场呢?2015年1月8日下午，深圳CBD，在中信证券组织的投资者交流会上，赵丹阳以《牛市已启动》为题和300多名投资者做了一场70分钟的交流，以下为演讲及问答全文。
牛市已经启动，坚定看好后市。
现在还是牛市初期，这一轮牛市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牛市。
040513以天下观世界赵汀阳
040513以天下观世界赵汀阳《040513 以天下观世界赵汀阳》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式变得愈发多元化。
而赵汀阳所提出的“以天下观世界”这一理念，为我们审视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深邃的视角。
“以天下观世界”，并非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蕴含着丰富哲学内涵和深刻思考的观点。
它挑战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试图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体性的认知框架。
赵汀阳认为，以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往往受到国家、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局限，导致了视野的狭隘和短视。
而“以天下观世界”则要求我们超越这些局限，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去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类的共同命运。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进程中。
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只关注自身所处的局部范围，忽视了整体的联系。
这种局限性的认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对于世界的全面把握和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以当下的国际局势为例，各种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蔓延、经济不稳定等，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
如果我们仍然仅仅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那么这些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而“以天下观世界”的理念，则促使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在文化交流方面，“以天下观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同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但如果我们仅仅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去评判和对待其他文化，就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只有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从天下的视野去欣赏和理解各种文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
此外，“以天下观世界”还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它鼓励我们超越个人的私利和短期的利益，关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长远福祉。
一个具有天下观的人，会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为构建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_赵汀阳
(5哲学研究62003年第7期)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赵汀阳一、问题的背景和结构Identity最早是个哲学和逻辑问题(在哲学和逻辑里就译成/同一性0)。
逻辑里关于同一性的表述是著名的/三大规律0中的同一律。
在逻辑三大规律中,排中律受到许多质疑,甚至矛盾律也并非绝无疑问,但是同一律却始终众望所归。
只有当把identity落实为人或者文化的身份时,这个问题才有些异样。
最普遍的身份现象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身份。
身份意味着社会等级、权利、权力、利益和责任。
身份的社会制度往往有着价值偏好,于是可以让某种本来以事实判断形式成立的身份同时意味着某种在价值判断形式中成立的身份,比如西方曾经有/黑人=低等人0这样的意识。
这种在理论上非法的转换可以成为某些人拥有获利特权或者某些人被迫害和歧视的理由。
现代社会出现了对传统等级社会中身份的/身份解构0(de-identity),表现为对各种价值判断形式中的身份的怀疑和拒绝。
身份解构背后的理想是要把人还原为平等身份的/同样的人0,或者说是把具体的人抽象化,使得人人只剩下共同的、普遍的抽象人面目。
所有人都是这个/抽象人0的可任意代入的变元,这正是人人平等原则的哲学基础。
这种对具体价值身份的解构是逐步进行的,开始的时候解放的是受封建贵族压迫的平民(如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解放奴隶(如林肯的解放黑奴),还解放妇女,如此等等。
各种明显的/奴隶0都解放了之后,现在人们在后现代态度的指导下正在解放同性恋者和艾滋病人以及一切自己觉得受到身份歧视的人。
如果引入时间维度,还可以发现一个人并没有一个固定身份,/我是谁0至少可以划分为/我过去是谁0、/我现在是谁0和/我将来是谁0。
当人们采取本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人时,就会以/过去是谁0为准来理解一个人,因为本质被假定为/一贯如此0。
本质主义或多或少具有/出身论0的一般思维结构,因此为所有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所痛恨。
以/将来是谁0为准,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思维。
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
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如果一种文化不去干涉另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那么，文化就不可能被搞成一个问题。
或者说，假如文化之间没有形成价值之争，一种文化不会自动地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会成为反思对象。
任何一种文化的自身都不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长着。
在文化被“问题化”之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纯的知识论关系。
一种陌生的文化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形式或者另一个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对象。
如果有机会互相接触，一种文化总会对另一种文化感到好奇，发生兴趣而进行交往，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交往中互相学习某些被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文化交通中，知识论意义上的“好奇”决定了关于陌生文化的表述主要是知识性的描述（descriptions），特别是关于与自己不同的新奇事物和生活的描述。
这些知识性的描述未必准确（事实上从来都不准确），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描述试图客观地去表述“其它”文化，它所要完成的是“好奇”这一知识性任务，它所揭示出来的“其它性”（the otherness）基本上是价值中立的，所以“其它性”还没有被转化成后来制造出来的“他者性”（the Otherness）。
例如最早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山海经》就以相当单纯的好奇态度描写了各种奇异事物。
知识只要单纯，就不会导致“文化问题”，知识不准确没有关系，甚至是歪曲，也没有关系，单纯的互相认识不会把知识变成政治。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分析上引入了“阶级分析”，这是划时代的知识论突破。
虽然文化的阶级分析不是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模式（它会导致许多片面定位），但它所启发的一般分析框架上则是非常重要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至今仍然有效，可以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尤其是城市的各种文化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有着比较显著的“阶级性”。
它发现了，至少在人文社会知识上，知识总有着逃脱不了的政治背景。
这种把知识政治化的分析框架后来被福柯进一步发展和明确为“知识/权力”的辩证运动分析模式。
赵汀阳：人民需要思想，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
赵汀阳：人民需要思想，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21年第09期目前这个社会似乎有一种集体性的对人民的误解，即以为人民只需要娱乐而不需要思想。
事实上正如很容易观察到的那样，当下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娱乐明星、都市写作（都市写作指的是小资读物、城市生活和梦想、励志图书、城市青春故事、八卦故事、时尚风情、动漫图书以及各种关于物质生活的图书，即各种鼓励人们胸无大志的读物。
）这样轻浮的堕落是令人吃惊的。
娱乐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的精神解构，让人只关心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感受，总之把视野缩小到个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了，关于个人，至多有文学（而且是坏的文学），而不可能有思想。
所谓思想，就是去想他人、社会、国家和世界。
不想大事情，就不是思想，而是感想。
在思想的时候，思想只代表某种可能性，不是要去代表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个集体。
如果代表个人，就是轻浮;如果代表集体，就是意识形态。
用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娱乐代替思想，这样腐败的精神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对自身的另一种误解，学术界喜欢欺骗自己说，学术有理由从书本到书本，只关心概念而不需要关心真实。
这种纯洁的堕落虽然不太显眼，但却也是对思想的误导。
对生活没有意义的思想也是一种娱乐，尽管据说是一些高于生活的知识。
可是，知识未必都是光辉的，也有可能是完全无聊的。
我们所以思想，终究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假如生活不出问题，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
思想的严肃性来自生活的严肃性，显然，正因为生活中有着不幸、不公、压迫、剥削、谎言、欺骗、贫困、冲突和战争，有着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混乱与秩序，如此等等，因此才有许多问题可想，而这些问题所以是严肃的，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意义。
生活的意义是一切思想的必要条件，思想不可以高于生活，但比现实生活更宽阔，它要把各种生活可能都包括在内，以便能够充分地理解生活提出的问题。
邓晓芒评陈嘉映和赵汀阳│思想者的随笔性格
邓晓芒评陈嘉映和赵汀阳│思想者的随笔性格展开全文思想的确是有性格的。
当一个人把思想当作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或”副业”时，他的真正的“本我”就最真实地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尤其是那些不经意地、无拘无束地写出的文字中。
所以有经验的读者想要真正了解一位思想家，就会热心地去读他的随笔或散论。
东方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思想散论”丛书，汇集了四位学者陈嘉映、倪梁康、孙周兴和赵汀阳先生的四本随笔集（因篇幅所限，本期“无处不哲学”只摘选文章中邓晓芒老师对陈嘉映和赵汀阳两位的评价介绍给大家），从这里，我们可以走近在他们自己的翻译和论著中以其成就和学识令人肃然起敬的思想者。
陈嘉映：随处可见的底层智慧陈嘉映和我同属“文革－知青’的一代人，就从他的《冷风集》谈起吧。
该书中的“摘自旅行人信札”部分，我读得特别仔细和投入。
这是作者1981年为作研究生论文遍游南方大半个中国时所写的笔记和书信。
我并不羡慕他游的那些名山古刹，我缺少他那种骚人墨客的思古幽情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
我感到惊叹的只是他那么早就已经了悟到人生的真谛:“悟得一切皆空抑或悟得万法若若，我总以为还是后一种悟性要来得更透彻一些”，“了悟一切皆空的人，未始没有，但我们凡人，谁真能悟到一切皆空?更须一问的是，谁始终悟到一切皆空?若始终悟到，那还是悟吗?我们尚在贪生之时，干吗多讲求死之念?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是万法若若。
但饿了仍不受嗟来之食，这也是万法若若。
最怕的是口说一切皆空，实则只把他人看空了，于是自己的生活反倒实得没有了转换的空间。
生孩子过日子，就要说修道、作诗的是空；修道、作诗的，就要说常人的生活空洞。
生孩子要好好生孩子，作诗要好好作诗，这就是万法若若了。
”显然，这段话直击禅宗六祖慧能的要害，炼成那锋利匕首的无非“始终”二字。
历来讲“顿悟”的人，都回避这两个字。
连鲁迅都说，人最怕的不是醒来，而是醒来以后无路可走。
“顿悟”了“以后”做什么？这是最要命的问题。
040513以“天下”观世界-赵汀阳
1999年有两个政治学者哈特和尼格瑞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很轰动的书叫《帝国》，也是把这个新帝国问题给摆明了。就是在这背景下，我们突然发现天下这个概念它具有了一种当代性，它不是现代性，而是当代性，当代总是通向未来的。所以你具有当代性，作为一个当代问题的提出，也就是对未来问题的一个解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天下这个概念讨论，能够发现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政治安排的一个理论。
那么中国关于天下理论，它的内在的理论结构有一个是我特别关心的，这个世界制度的合法性，它有一个叫做我称之为叫双重的合法性论证。你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一种合法性，一般来讲，我们一个制度都是从一个角度去论证它的合法性，就是有单一方面的合法性论证。但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双重的这种合法性论证的这个结构是比较少的，很少见的。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中国古代在谈论到天下国家的时候，这么一个政治单位级别，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就是西方的它因为国家是它的考虑重心，所以它没有考虑过比国家更高的政治单位，所以对于西方的政治单位来讲，那就是国家是最高的，然后是共同体，然后是个人、个体。而中国的序列是跟他们错开一点，我们是天下就相当于世界，天下是最高的，然后是国，然后是家，所以就才有这个天下、国、家或者家、国、天下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有两种表达，如果我们看这些古代文献我们可以注意到，凡是在谈论到政治问题的时候，都是按照天下国家这样去排序的，在谈论到伦理问题的时候，都是家国天下这样的一个排序，这两个排序意味着两种合法性的论证。
那么中国天下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天下国和家它的政治制度是一致的，它是普遍的，它是完全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它的结构是同样的，所以它能够一层一层地传递下去，只有保证了这种普遍性和传递性，我们才有可能说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充分有效的政治制度。后来在先秦时代的那些儒家比如说孔子以后等等这些儒家，所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个天下理论补充了一个在我看来叫做伦理合法性的论证。因为政治合法性仅仅论证了这个一种政治制度的它的效率，它的自身的融洽，不能保证一种政治制度在价值上是不是好的，所以它需要一种价值上的，单纯价值上的论证。所以儒家给出的就是一个伦理的论证。所以它倒过来是由家去论证国，由国再论证天下，它是这样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排序。这个排序道理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人的生活的价值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价值，你必须由最小的单位去考虑最小单位当然就是两个人，就是孔子仁义道德那个仁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到这个最小模式的时候，它的典型形式那就是家庭，一个家是一个最小的模型单位，所以如果说在一个家庭这样的模式里头所能够发现的，所能够找到的那种伦理关系，那么它就应该是最基本的。因为没有比这更基本的。它是最基本的，那么它就应该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政治层次上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由家的伦理推到国，推到天下这个道理，它是反过来的一种普遍性和传递性，反向地传递上去。至于为什么说这个家的伦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伦理价值的一个根据呢？我们可以想像一个论证，就是这一个家庭，这里头我们利益冲突是最小的，所有的都是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双方的这种价值关系是无条件的。从理论上讲家庭是最有条件产生相互的关心责任和爱，这样的一些人最想要的价值。所以儒家从家去考虑伦理问题，这一点在理论上是非常优越。比从单个人比如两个陌生人，西方一般都是讨论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两个陌生人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不稳定，非常危险的一种关系。那么当儒家给出了这个伦理合法性论证之后，天下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应该说是基本上完满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从天下、国、家到家、国、天下它正好构成了一个循环，一种循环论证。
新生代大神赵老哥语录总结：一、二板定龙头...
新⽣代⼤神赵⽼哥语录总结：⼀、⼆板定龙头...新⽣代⼤神赵⽼哥语录总结:⼀、⼆板定龙头，⼀板能看出来个⽑。
从资⾦⾯讲，没有新题材，⽼热点就继续。
短期交易，不讲价值，不讲技术，只讲故事。
”如果⼀定要捏造技术的话，就是看“⼈⽓”，⼀⼝⽓上不来就要完蛋。
有故事，有⼤量资⾦活跃的票，就有⾁吃，吃完撤退，慢的买单。
⼈⽣难得⼏回搏，热点来了全⼒以赴，热点退潮果断卖出。
热点就是印钞机。
⼆、有新题材，坚决抛弃旧题材。
只有新题材，才有凝聚市场⾥最敏锐，最犀利的那股资⾦。
这股资⾦，以亿为单位。
所到之处，只有涨停。
只要能跟上这股资⾦，想不赚钱都难。
对别⼈赚钱的模式，不关注，不关⼼。
没有关注，就没有伤害。
三、市场差不怕，成交额少也不怕，就怕题材多。
题材多势必切换快。
龙头战法的核⼼：第⼀时间发现市场的精神领袖第⼀时间上了她⼀直持有直到发现市场新的精神领袖果断切换没爆量的都不能说是龙头既然是领袖，必须爆量，接受⼤家的检验先预测，后跟随。
四、⼤龙头都是多点共振的结果。
题材派，龙头派，技术派都认同。
筹码供不应求。
越⾛越轻。
加速。
不少纯打板战法，过分看重分时板的质量，打的是分时板，⽽不是⽇线板。
五、模式不同的⼈，尽量少交流。
交流多了，容易受影响。
想法越少越好，模式越简单越好。
跟着合⼒，有吃有喝。
六、开盘不接⼒技术⾯看，分时⾛稳，换⼿够了再说市场⼤局看，是不是当天的G点确定性，远⽐利润的多少重要。
⾮G点不看，不研究。
不研究，因此也就不会买。
七、只做龙头，只做主升，只做惯性。
不做反抽，不做波动，屌丝才爱逆袭。
没有主升的龙头，就守候。
有，就⼀击。
坚持龙头主升战法，必有回报。
这个是执⾏⼒。
是不是真龙头，这个考验的是理解⼒。
⼋、跟风股，不看，不买，不研究。
好的惯，才能保证稳定赚钱。
⼼猿意马，赚不到钱。
喜欢操跟风逼的⼀定会被市场淘汰，这是定律。
九、交易⼀定要纯粹。
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
⼗、选股，必须新题材龙头。
但买卖点，要注意节奏。
亏钱都是没有坚持⾃⼰的模式。
浅议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doc
浅议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社会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2012年，敦煌景区的游客。
社会的一个真相，就是权利、利益的博弈。
社会生态的恶化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生态重建来消除。
在社会博弈中，如果只是一部分人赢，没人愿意一直按这个游戏规则陪着“玩”下去。
而在分配权利、利益的博弈中，修改旧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回应现实的挑战，这就是“改革”的重要含义。
2013年，中国也许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起点。
从某种作用上，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以及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超越”。
它包含责任意识、制度设计本身以及进行制度设计的思维的超越。
除此之外，文化、道德等层面的反思、转变，也需要被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他的深思，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博弈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走出整个社会的存活游戏困境的策略论。
该听一听哲学家怎么说。
制度设计是“好社会”的前提《南风窗》：从天空往地面看，可以更能全面地看到地面上的一切。
哲学家的深思大概可以说是从天空往下看。
您一本极具原创性的关于“政治该怎么玩？”的书，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坏世界”。
像强者通吃、官吏滥权、道德沦丧等显然就是一个“坏世界”的特征，或者范围缩小一些，一个社会如果这样，肯定是糟糕的。
可以观察到在弱者被剥夺的时候，强者其实也不安全。
您是怎么把握这样一个“坏世界”或“糟糕的社会”的？赵汀阳：你所指的是《坏世界研究》这本书。
我所谓的“坏世界”指的是有可信证据所记载的所有社会，并非特指当下的现代社会。
人们可以想象缺乏可信证据的“美好的”远古社会，但很可能并不真实，只不过是理想倒映为传说。
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其实都是尚未摆脱残酷性的社会，都是以“战争”为基本隐喻的坏世界。
赵汀阳：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
赵汀阳：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本文是赵汀阳在2015京城国际论坛“何谓中国——中国的生长方式”分论坛上的发言;他质疑国人认识中国，为什么总走不出西方的框架？总是在骑驴找驴；国人应当好好想想！】一、何为中国？我大概是1993年之前，基本上是属于做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93年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
在1995年的时候，北大的朱苏力教授有一次提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这个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一些土特产。
朱苏力这个问题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说从转向中国的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不同专业的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古文献、中国的历史，诸如此类。
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无数的解释，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我是看过不少。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它告诉你中国长这个模样，这个我们知道。
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这个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各个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
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就无法脱身，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
所以，我也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性，这样一个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向祖先致敬的行为。
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是因为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者说一种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
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征服世界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
城邦_民众和广场
政治哲学(专栏)城邦、民众和广场赵汀阳/文提要:作者分析了希腊城邦制度所提出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领域问题,这也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作者还分析了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指出在苏格拉底的/知识论迷茫0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更严重的知识论迷茫。
关键词:城邦;公共领域;民主中图分类号:D091.2文献标识码:A一、/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0西方的/政治0(politics)一词,以及/政体0(polity),都源于/城邦0(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0和/政体0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来源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分析中国的/政治0概念及其不同理解。
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都是试图处理利益和权力的问题,但却可以有非常不同的道理。
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成就。
除此之外,另外一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希腊戏剧,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0。
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¹(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政治问题,暂不讨论)。
城邦不仅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在城邦环境中发生的,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至于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的那些被后世追认为/自然哲学0的思考,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
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导致的。
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
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不是政治,而只有当谋求合作才形成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当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
而作为政治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
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
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
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
十字路口的国家路径选择：美国梦？欧洲梦？还是中国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十字路口的国家路径选择：美国梦？欧洲梦？还是中国梦？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马静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1(000)018
【摘要】美国梦是一个分裂世界的梦，一个为美国自己谋幸福的梦rn人民论坛记者：有专家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已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社会治理领域，实际上破除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模式神话，您怎么看？
【总页数】2页(P34-35)
【作者】马静
【作者单位】人民论坛记者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12
【相关文献】
1.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J], 张艳涛;张晓
2.论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差异 [J], 王娟
3.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之比较研究 [J], 魏平强;秦婷
4.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 [J], 乐黛云
5.《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特约编委赵汀阳研究员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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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作者： 李文倩
出版物刊名： 民主与科学
页码： 70-73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第一哲学;赵汀阳;支点;生活行为;责任;清醒;意识
摘要：读赵汀阳的著作,常能感到某种思想的魅力,即使是在你并不完全同意其观点的情况下。
赵汀阳的有趣,在于他对既有观念的顽强挑战,外加其犀利的笔锋。
但他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的写作上,在用笔方面,较以往似有所收敛。
不过,此书的内容本身,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思想的责任。
有关思想的责任或任务,赵汀阳有着清醒的自觉和积极的思考。
他在此书中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思想的首要任务是把生活行为组织起来，免于活在混乱和茫然之中，思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做什么’，然后才是‘是什么’。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
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赵汀阳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
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
那种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幸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所以过于不幸的人有理由自杀。
康德认为不可以自杀属于绝对命令，这是不对的，这个想法只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
如果“不可自杀”具有绝对性，只有当以“生命”作为分析单位和最高价值时才说得通，可是，人的生命就是用来实现为“生活”的，生活才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有效分析单位，没有生活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这正是人的存在有别于其他存在的地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既然幸福是伦理学的第一问题。
那么伦理学首要的原则必定是一条“幸福公理”，而且是一条在每个人身上有效的普遍必然的幸福公理。
幸福一直是一个尤其含糊的概念，它过于美丽，于是人们喜欢滥用这一概念，而且不分场合，无论是浮华的、轻浮的、认真的和严肃的场合，以至于幸福被混同于快乐、利益、福利和完美生活之类。
幸福概念虽然看起来说不清，就像“时间”、“存在”等基本概念一样，但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尽管这种“知道”不一定是理解，而更多是体会，是情感性的“懂”(属于 mind) 而不是理性的“知”(属于heart)。
首先有必要区分幸福和幸福感受。
幸福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意味着经验着幸福时的心理过程。
幸福感实际上无须讨论，每个人在从事幸福的活动时都能准确无误地获得幸福感，谁也不会在感觉上犯错，这就像一个人总能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个人是否真诚一样。
感觉不是一个关于客观事实的证明，所以总是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杂多材料”。
毫无疑问，感觉不能证明客观事实是什么样的．它可能是关于客观事实的一个幻觉，但是幻觉本身却是个事实，是个属于自己的“主观事实”，比如说某人总是欺骗自己说他在某方面很伟大，虽然不是事实，但这一欺骗“导致快感”却是个事实，于是“伟大幻觉”对于他就是个主观事实。
由于人天然有着敏锐的感受力，所以企图在感觉上欺骗别人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尽管有时有的人能逼真地表演某种感觉，就像好演员那样演的跟真的一样，我们在做事情上受骗了(比如说被人忽悠去做了蠢事)，但在感觉上仍然没有受骗，因为既然演得和真的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准确地敏感到那种被表演出来的感觉，而一旦在某个地方演得不真实，我们同样马上就敏感到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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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观点集锦被自由误导的自由权利的深层问题表现为自由问题,权利无非是获得合法承认的自由。
只有深入自由问题才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权利问题。
自由也有两个层次,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自由是一个与必然性相对的概念。
它意味着:一个人在可能的条件下对可能的事情做出自我决定的选择。
必然的事情就是只有唯一选择而别无选择的事情,而可能的事情就是存在多种选择的事情。
在可能选择的范围内,一个人想要做x并且做了x,这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
有意义的自由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或许具有理论分析上的意义,但没有真实意义。
超越了因果关系的自由仅仅属于神,几乎超越了因果关系的人就是半神,可是无论是神还是半神都解释不了人的生活,所以与人无关。
人们真正想搞清楚的是决定着人的命运的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人们并不奢望超越因果关系,而且乐意沉溺于欲望,人们真正希望的是能够免于权力的支配,免于被他人所强制,因为被物的力量所支配并不是被奴役,而是被限制,被人的力量所支配才是被奴役。
因此,人们真正所追求的自由是:一个人没有受到任何人或权力的强制而做了他想做的事情。
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自由基本上符合麦卡勒姆的自由公式:某人x摆脱了构成妨碍的条件y而做了事情z。
当一个人拥有自由权利,并不等于拥有了实际上的自由。
自由权利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比如说,一个人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这不等于他就有了财产。
权利是一种政治状态,而自由是一种存在论状态。
存在论状态绝非纯粹的“存在”( is),任何存在都必须实现为行动,无事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所以我愿意说,存在即行动( to be is to do)。
一个人所以需要一个免于被强制状态,是因为他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前者的意义在于后者,或者说,消极自由的状态是为了达到积极自由的行动,假如把这两者划分为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就可能出现画饼充饥状态,想做的都允许做,但都没有办法做,你有做某事a的自由,但是a在你能够通达的任何可能世界中都不存在,比如,没有人不许你寻找独角兽,但是独角兽在你所能到达的可能世界中不存在,这样的话,自由就缩水为“空想的自由”而不再是“行动的自由”,是否有人兴高采烈地满足于空想的自由就不得而知了。
无法兑现的自由作为一种不可能的自由而否定了自身。
不把兑现问题考虑在内,就会把自由搞成一个悖论。
对于权利,则不存在自由悖论的问题,因为权利只是一个政治状态,它仅仅承认可以去做如此这般的事情,却没有承诺做成如此这般的事情,因此,没有做成某事不等于没有做某事的权利。
可以看出,只要分清了自由和权利, 问题就迎刃而解。
自由只有一种,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权利才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自由总要落实为具体的权利项目,每项权利都明确地规定了自由的具体内容,只有当自由转换为权利,才能够明确哪种行为是被允许的或被禁止的。
自由是从个人角度去定义的事情,它仅仅考虑: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免于被强制或被约束而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很显然,在仅仅考虑个人时,自由当然多多益善,个人想象的个人自由总是自由的最大化,以个人为准的自由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当他人同时在场,自由的形势就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人的存在就是自由的约束,他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的边疆,自由再也不可能最大化了,于是必须通过制度把自由规定为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就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共同定义和承认的有边界的自由空间。
概括地说,个人所追求的自主行为的无限空间是自由,人们的相互关系所定义的有限自由是权利。
当权利定义了具有明确内容的有限自由,权利才能够被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而在变成权利之前的自由是无法划分的。
权利与自由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自由所担保的事情大于权利所担保的事情,自由担保的是行动的结果,而权利仅仅担保了行动的资格。
比如说,当某人拥有参加入学考试的权利,这不能保证他能够入学;但如果说他拥有入学的自由,显然是说他只要愿意就可以入学,这类似于“吃饭的权利”和“免费( free)午餐”的区别。
把自由混同权利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指鹿为马。
自由不可能直接兑换成权利，有效的自由只能是普遍承认的权利所限定的自由,因此,自由必须放弃最大化的欲望才有可能转换成权利。
在理想条件下,一种人人普遍承认的权利几乎总是自由的“最大最小值”或者“最小最大值”,否则很难获得普遍承认。
消极自由和消极权利说的是“不要什么”,积极自由和积极权利说的是”要什么”。
自由只是现代的一个初始问题,它马上就会转入民主和公正问题。
民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才能把对个人自由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公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社会合作最大化同时使社会冲突最小化?一种自由到底应该不应该成为一种权利与一种自由本身的性质无关(消极的或是积极的),而与这种自由在社会游戏中的可行性相关。
如果不考虑一种自由权利在社会游戏中的可行性是不负责的。
现代社会的一个危机就是人们想要尽量多的自由权利和尽量少的义务(这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欲望是一致的),这是误导自由的一个根本原因。
只想要权利不想要义务的自由意味着“无负担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将使社会不堪重负。
权利与义务有两种必要的正当关系: (1)一种权利如果是正当的,那么它必定承诺了“做某事”的积极义务。
在其中,权利相当于收益,所承诺的某事相当于成本或支出,因此,拥有一种权利就承诺了某种相应的负担,反过来,承诺了某种负担就获得相应权利的资格。
这种积极义务是权利的第一正当条件; (2)一种权利如果是正当的,那么它必定不是某人或某些人的特权,而必定是属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因此,拥有这一权利的每个人都必须承诺尊重任意另一个人这一权利,即每个人都拥有不破坏他人权利的消极义务。
这种消极义务是权利的第二正当条件。
权利的这两种义务缺一不可,否则不可能是正当的。
如果仅仅以消极义务去证明一种权利的正当性,就会出现康德式错误。
康德相信,如果我愿意采取行为a,并且同意a成为普遍的行为,人人都可以做a,那么, a就是正当的。
以消极义务去证明一种权利正当性的方式与康德原则几乎相同:如果我想要权利r,并且同意r成为普遍权利,人人都有权利r并且都有尊重别人权利r的义务,那么, r就是正当的。
这种康德式论证至少有两个错误: (1)形式主义错误,即控制不住行为内容,于是坏事也可以被说成普遍有效的,比如某人愿意酒后开车和吸毒,他也愿意每个人都像他那样; (2)独断论错误,即个人独断地代表了所有人。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人同此心,我并没有权利去代表所有人并为所有人做主,因此,一个人自己想象的普遍性并非被承认的普遍性,别人有权利不同意我所主张的权利。
无论是自由、权利还是义务都是生活事实,任何生活事实都是由人际关系所定义的,没有一个生活事实能够由个人决定,相反,任何一个在生活事实中出场的个人的条件、权限、能力和意义都是由生活事实所确定的,而生活事实都是主体间事实,简单地说,不是个人创造了事实,而是事实创造了个人。
因此,从个人的内在性(内在性质或者内在要求)或者个人的自然性(自然欲求)不可能推论出任何自由和权利及其任何内容。
由霍布斯定调的权利理论方法论,即从自然法推论出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完全无效的,因为它无法推论出任何一个生活事实,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欲望。
在人际关系所定义的生活事实之外,“我”什么也不是,“我”甚至不存在,更加不存在“我”的自由和权利。
除非在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中,否则没有一种自由或权利是属于个人的。
自由和权利以及保障自由和权利的制度都是由人际关系定义的生活事实,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谁都不可能拥有自由和权利。
因此,无论对于权利还是义务、自由或者权力,人际关系事实都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分析单位。
扯淡与无稽之谈哈里·法兰克福教授写了《论扯淡》一书，书中认为“论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扯淡的危害在于“这种“反真相”的信条渐渐餐食掉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无法理解客观探索这一概念。
”这一分析是很深刻的。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到维特根斯坦对“无稽之谈”的分析，不过无稽之谈与扯淡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按照维特根斯坦，当科学和逻辑把“可说的”事情全部都说清楚了，就会剩下一些“不可说”的事情；但那正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生活的意义、世界、道德、美学观念等等。
我们活在那些不可说的事情中，我们就是如此这般活着的，虽然谈论那些不可说的事情必定是无意义的，但那些不可说的事情却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得不对那些不可说的事情“心怀敬意”。
我想说的是，哲学的那些无稽之谈并非扯淡，而是与人类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大话”，人们需要大话以便把生活说得具有意义。
生活需要扯淡，没有扯淡的生活是尴尬的。
生活需要扯淡，如果不扯淡，各种宣传工作、各种作秀、酒会联谊甚至交朋友就进行不下去。
不过扯淡仍然传递着重要信息，从人们如何扯淡、扯什么淡，特别是什么不被扯淡，可以知道人们的趣味、意图和他们真正严肃对待的事情。
扯淡可以，关键分清场合与事件，做到适可而止。
从国家、国际到世界:三种政治的问题变化现代政治的一切问题都是围绕着权利个人和主权国家而展开的。
在国家内部,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权力和权利的正当性;在国家之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为了国家利益的博弈。
国际政治与主权国家相辅相成: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国际政治就没有意义,而国家主权又是通过国际政治而成为可能的。
在国际政治出现之前,传统国家只有强权而没有主权,只有实力而没有权利。
国家以一定的实力在实际上控制着与实力相配的地域,而实力的强弱变化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大小消长。
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国际关系,而只不过是国家之间的自然竞争关系。
无论相安无事的和平还是夺地争利的战争,都仅仅遵循了自然法则。
强者逻辑是前现代国际关系的唯一法则(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强者逻辑作为唯一法则的单纯暴力世界里不存在政治,一切靠力不靠政,这与自然状态是一致的。
在修昔底德所记述的“米洛斯人辩论”中,雅典人就坦率地指出:“大家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强力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修昔底德,第414页)正是国际政治以及国家主权的发明使国际关系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现代政治状态。
主权势必促成国家在内部空间管理上的空前发展。
主权使得一个国家有充分合法性和积极性去最大限度地看护和管理作为永久合法的排他性财产的国家。
因此主权国家必定强化内政能力、国防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其结果是使主权国家变得比传统国家更强大,使现代政府变得比传统政府更强大。
只有当国家有了自觉的国家意识去强化政府能力时,才使政府权力的潜力得到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