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语走向历史透视(1).

从失语走向历史透视(1)批评界关于失语和话语重建的讨论已持续了数年，至今尚无结果。

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空幻的对象时只能做出种种"推测"性论断，而无法找到具体的解决措施。

甚至仍有人坚持在建立中国文论话语时首先应建立一个先验的逻辑起点（可参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和第6期李春青、曾庆元的讨论文章）。

不过在我看来，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文学现象的衍生物，它的发展与成形必须以现象的演变为前提。

一种批评话语的逻辑起点固然重要，但这一逻辑起点却不能先验地生成。

因此，建立中国批评话语的理路应当是这样的：从现象与文本入手，利用全球性理论资源，寻找合适的视角与方法，进而构建与现象相适应的批评形态。

在我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读到了刘俐俐教授的新著《隐秘的历史河流--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这本书恰恰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证。

在《隐秘的河流》中，作者淡化了话语立场的形而上思考，遵循文本第一的宗旨，在对文本进行考察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批评视角--历史观。

可以说，刘俐俐是一个较少考虑主义而重在解析问题的批评家，这从她的《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新时期小说人物论》、《颓败与拯救》等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正是长期对现象与文本的关注，使其形成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同时也就显现出较为稳定的话语形态。

而不是先求得某种形态，再去接触文本。

这一简单的道理却是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所绕不出去的怪圈，它在刘俐俐这里被搁置了。

从现象与文本入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本的特点是什么？当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后现代因素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的文化范型（或如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形下，中国的当代主流文本始终执着于意义的追求，这种执着导致了文本的强大历史感以及对现实的关切。

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新时期文学通过对传统的远眺与接续，展开了一种厚重的"历史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中国当代作家源远绵长的忧患意识的特定表现，也是他们冷静地直面人生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另一侧面。

……文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一种优秀传统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自律力量，中国从广阔的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观察生活的传统和忧患意识总会极顽强地沉淀在他们的审美意识中"。

（26页）文本的特性决定着方法的形成。

作为语言实验的文本在目前的中国市场上将很难占有主导的消费份额，因此，面对以"历史自觉意识"为表征的主流文学，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批评立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隐秘的河流》所采用的历史主义立场并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揭示"。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本文，也不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

"（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张京媛译，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这个预先的本文就是一个现代性视角，通过这一视角，进入文化的语境阐释。

作者基于恩格斯的观点，将其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所谓"逻辑"，其实就是一种阐释立场；所谓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就是符合阐释的逻辑。

正是借助这种阐释立场，作者揭示出中国当代文本中由于"现代性语境"与"古典主义人文情怀"的错位所形成的"寓言性"。

所谓寓言性，就是当具有完整意义指称的象征文本解体之后所出现的转喻现象。

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写照。

中央帝国的边缘化移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世观转变为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就造成了文本意义的表面断裂。

边缘化程度越高，其寓言性就越强。

于是，《隐秘的河流》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对中国西部文学的解读。

因为如果中国的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的话，那么西部文学就是寓言中的寓言。

在沉重而深情的叙事中，它既有着对民族中心的缅怀，也有着对区域中心的眷恋，其厚重的历史感也就在这双重的追寻中透露出来。

--批评者对历史逻辑的重构就是在这种解读中完成的。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文化批评，而文化批评乃是社会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等的科际整合批评。

刘俐俐并未认同于新历史主义，但她的批评方法却是新历史主义式的。

这一做法将我引向对另一问题的思考，即，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当今世界是否存在所谓的民族话语？任何批评话语都迅速被不同领域中的文化主体所方法化，从而消解了其话语立场，将其变为共享资源，为各自的批评对象服务，进而形成新的话语形态。

或者说，当今世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民族话语，存在的只是话语整合。

新型的历史主义适用于解读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但当主流变为非主流，非主流变为主流的时候，新一轮的话语整合又将开始，--或许这就是"话语重建"的论争应当终结的地方。

11 当前中国殡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1）土地浪费严重目前中国殡葬带来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争风景区及殡葬引起的环境后患问题已十分突出。

截止1995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121121万人，1995年底全国死亡率为6.57‰[6]，因此我国目前每年死亡人数不少于900万人，其中5/8为土葬，3/8为火葬，每年耗资100多亿元，木材100万m3。

按土葬平均占地5m2/人,火葬2m2/人计算，每年用于殡葬占去的土地为31Km2，新加坡国土面积仅为610Km2，也就是说20年内中国殡葬所占土地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国家的国土面积，这还没算由于人口基数的增大而使死亡人数相应增加的那部分。

长此以往，几十数百年后，山清水秀的广大农村和城市中处处出现坟墓云集、碑冢错落时，我们的子孙将发现他们行将死无葬身之地或将与我们，即他们的祖先争抢安息之所，若此我们又怎能在地下安息长眠？因此我们现在应对殡葬占地问题引以足够的重视。

入土为安的风水观（术）念、重阴宅和土葬习俗、经济的相对富裕而教育又相对落后等因素使得一些地区将大把的钞票都投向阴宅风水地修筑上。

1987年底仅温州市滥造坟墓就达11872座，其中一些椅子坟每墓占地10-50平米，每坟花费几万到几十万，形成青山坟墓成群、石灰水泥的白化污染的破碎景观，既浪费钱财又浪费大量土地；1992年温州地区一年就修坟墓3万多个，耗资2亿多元，占地80公顷，有的坟墓修得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规模宏大[8]。

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过密化已相当严重[4]。

按城市内非农业人口和建成面积计算，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已超过11,160人/Km2，其中上海、成都、重庆、武汉等10多个城市都超过了20,000人/Km2；其他主要大中城市人口密度也已超过了世界公认的人口过密城市──日本东京、大阪。

人口过密化，意味着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和空间减少。

相反，在自然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人口基数的增大必然引起城市人口自然死亡数增加，因此解决我国城市中殡葬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已迫在眉睫。

（2）公墓区布局不合理，景观破碎严重目前我国公墓区大多利用历史沿袭下来的墓区，而在落后农村和山区殡葬建设中几乎没有进行统一规划。

一些落后的风水观使得一些地区殡葬中各占山头及良田沃地，并人为地使其周围土地大片荒芜，导致墓区土地浪费严重。

少数死者亲属受攀比陋俗的影响不惜重金为死者购买风水宝地，随意选择墓穴位置，使得这些区域风景大煞，形成无人过问的死角或视觉污染，更重要的是有损景观的完整性。

苏州作为上海亡人的天国，如今已有70多万墓穴占领了数十个山头。

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殡葬问题集中体现在滥用土地、浪费林木、挥霍钱财、损坏景观等方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

因此，实施殡葬及殡葬观念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2 风水观（术）在殡葬改革中的作用及我国殡葬改革趋势目前我国殡葬问题已较为突出，尤其是在人口多、土地面积锐减的人口过密化城市中已显得非常尖锐。

对于注重阴宅风水传统文化的中国民众来说发扬中国风水文化的精华，使风水观（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而转变为现代风水观（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进一步推行火葬，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市区域提倡树葬当前，在全国普遍推行火葬是殡葬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当前殡葬改革的一大壮举。

火葬由于干净、卫生、占地面积小、费用低、环境后患小等诸多优点已基本被大多数人在心理和行动上所接受，因此火葬在全国推行已具有较为坚实的思想文化、心理和物质基础。

风水观（术）的核心观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刻地反映在入土为安以及老子的返朴归真的伦理观中。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受风水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民众，他们强调老有所养，死有所安，对死者的纪念缅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因此，风水观念要求具?quot;孝道文化传统的生者们能为亲人的遗体及骨灰找一块能够安息的风水宝地，希望逝者能在黄泉之下安息；同时也希望这片风水宝地能为生者带来福荫。

在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和城市，殡葬改革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提倡树葬，建立生态园林公墓。

树葬就是在公墓里，生者为死者植一棵树，在树前挖一深坑，将骨灰直接葬入树下的泥土中。

树前留一墓碑或编号，以便纪念。

这样骨灰直接入土，不用骨灰盒，既不会造成环境后患又成为树木的营养滋养植物，真真做到入土为安[8]。

因此树葬与风水思想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不谋而合，符合广大中国人的习俗和心理，值得倡导宣传。

骨灰复归泥土，成为生态系统中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网点之一，它既符合生态循环再生的基本原理，又符合风水观中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细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的阴阳循环论和世代轮回观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