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书院在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摘要：由古代到近代，湖南书院的产生与兴盛，从杰出的理论建树、卓越的人才培养、有效地文化传播、丰富的典籍刻藏四个方面，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作用。它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湖湘文化的底蕴与精神，在当今的现代教育中对我们仍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书院；湖湘文化；文化形成发展；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134-01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以“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坚忍顽强，经世致用”为主要精神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当我们追溯其源流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古代到近代，湖南书院的产生与兴盛，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多方面作用。

书院，最早出自于名山佛寺的藏经阁，清雅的环境，寺内的藏书，高僧的学识，佛学的哲理都成为学子们获取知识的理想之处，因而文人云集，进而开馆授课，渐渐形成书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官学日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成了部分人钻营功名利禄的场所，由此导致学风腐败，教学僵化，一部分崇奉儒学精神的士大夫则利用书院，探究纯粹学问，追求崇高道德，收徒教行化美。在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地书院日渐兴盛，逐步发展成集教学、研究学问、祭祀、藏书、刻书于一体，具有多样性功能的文化载体。

湖南自古就是中国书院最盛之地。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4年）尚书朱洞出任长沙太守，在唐末僧人岳麓山办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与嵩阳、睢阳、白鹿洞齐名的“岳麓书院”；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邑人李士真在衡阳石鼓山创办的“石鼓书院”；宋仁宗庆历年间，益阳人黄照在龙牙寺办起“松风书院”；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浚、张栻父子创办的“城南书院”；明嘉靖三十年，益阳知县刘激创办了延绵至今460年的“龙州书院”；清康熙三十一年，安化知县赵尺壁捐薪俸创办“中梅书院”；清朝末期，晚清重臣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联合办起的“箴言书院”；光绪二年著名学者郭嵩焘创建的“思贤讲舍”以及嗣后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一千多年来，湖南书院灿若星辰，弦歌不绝，从理论建树、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典籍藏刻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的的形成和发展。

一、杰出的理论建树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

自宋代以来，历代大儒纷纷以湖湘书院为基地，潜心学问，探究天理，进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思想体系。

南宋初，胡安国、胡宏、胡寅、胡宁父子隐居衡山一带，创建碧泉书院，研传程朱理学。胡安国历时30载，遍览诸家，兼采众说著成《春秋传》；胡宏继承其父学术思想，写就代表作《知言》，提出：宇宙本性是“性”，宇宙一切事物由“性”派生，天理人欲统一于“性”之中的思想体系，一举奠定湖湘学派的理论根基；胡宏高足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期间，与朱熹共同探讨“中

庸之义”，有《论语解》、《孟子解》等著述传世；明中叶，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在被贬贵州途中两次假道湖南访学，将良知之学与湖南学术传统相融合，营造出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明清之际，一代哲人王夫之，“决计林泉，潜心著述”批判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体系。

此外，开经世致用一代学风的陶澍、“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魏源；兼采汉宋，兼收诸子的曾国藩；不中不西，溶于一炉的谭嗣同；学贯中西，平视百家的杨昌济等，不论是主教书院，开坛布道的鼻祖，还是叩拜山门，问学求道的学子们，他们在湖南书院的学术研究，都从理论上提升了湖湘文化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内涵。二、卓越的人才培养造就了湖湘文化的精英群体

如果说，湖湘文化理论根基的夯实，得益于历代书院的学术研究，那么，一大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涌现，则更能体现书院的培养造就之功。南宋、明中叶、晚清，是湖南书院发展的几个高峰时期，也是湖湘人才辈出之际。

南宋是湖湘学派创立及湖湘文化形成期，胡氏父子、张栻、朱熹等儒学大师，培养出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一批学有成就的理学家群体，他们继承师门学术传统，张扬着湖湘文化；明中叶，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王夫之，继承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大成，成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清中叶以来，“岳麓巨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同为岳麓书生的曾国藩以

不朽的“三立”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精神偶像；还有湖南书院培养的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曾国荃等杰出人才活跃在当时各个领域，成为彪炳青史的显赫人物；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书生中更是涌现出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度、黄兴、蔡锷等一大批爱国志士，成为血荐轩辕的先行者。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书院文化，以“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理念和“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济世英才，而他们的人品、学识、智慧和身体力行，又为湖湘文化的弘扬光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有效的文化传播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持续繁荣

湖湘书院自开办起，就将传播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主要通过讲学和祭祀两种形式来实现。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一代名儒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道林三百众，岳麓一千徒”，四方学子闻讯趋之若鹜，盛况空前，并由此开辟了湖湘书院以讲学形式进行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年间，王守仁及其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汴、邹元标等多次讲学于长沙、衡阳书院，传播“明阳心学”；清代光绪年间，晚清著名学者、洋务派思想家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并亲任主讲，以及后来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传播船山学说……这些会讲和讲学活动，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书院文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是祭祀。南宋以来，湖南书院就以立祠祭祀自己的学术宗师，如胡安国父子、朱张、王明阳、王夫之等，

这种祭祀，主要目的主要是标榜自己的学术风尚和学术宗旨，引导学生继承传统和学风，同时，自然地与书院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发展到供祭与当地有关的忠臣义士、乡贤名宦乃至书院德有功之臣，客观上产生了很大的“开化民风”，“道德教化”的作用，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推广普及和持续繁荣。

四、丰富的典籍藏刻形成了湖湘文化的深厚积淀

湖南书院讲究藏书，同时拥有丰富的藏书。清代以前湖南书院的典藏数目已难以详考，但清代以后的藏书规模从几所书院的藏书量可见一斑：清中叶，长沙城南书院共藏书403部，3714本，10555卷；建于清同治三年的益阳箴言书院藏书达1133部，29700卷；嘉靖年间，岳麓书院藏书有384部，3301本，10106卷。藏书的读者不仅是书院的学生，也来自社会其他阶层，可以说，书院藏书楼，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先导。

典藏的同时，书院的刻书也与书院自身历史一样悠久。宋元初年，茶陵东山书院的刻书就已规模大、印刷精在全国有着很大影响，所刻得《增补六臣注文选》、《梦溪笔谈》、《说苑》、《考古图》、《文选补遗》等均流传至今，成为当今难得的元刻本。明中叶至清，岳麓、城南、石鼓、南轩、紫云、蓝山、渌江等书院均重视刻书，除刊刻各种经史典籍外，还刊刻有关书院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书院史料及学生的论文集。

典籍的藏刻，丰富了湖湘文化的积累总量，有效保存了湖湘文化作为物质形态的存在，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