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功利性及对当下文化的渗透

审美功利性及对当下文化的渗透张静（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摘 要]审美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是多层面的整体关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始终纠缠着功利性目的，它选择了精神却并不否定实用，它选择了情感和愉悦却并不排斥理性和认知，中西方文艺观因各自文化传承和地源因素的影响，对审美功利性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审美有功利性的观点是主流，而且这种观念正影响着当下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审美；功利；文艺观审美作为文学的特征之一，“亦称审美活动，在欣赏和创造美的过程中，是人去欣赏、感受、判断、评价美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1]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审美活动，是因为人与审美对象建立了“诗意联系”，没有这种“诗意联系”也就没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当然也就没有美。

这种“诗意联系”的建立，确有一种目的性在其中。

或者说这是涉及一种预期目的的活动，这就是审美的功利性。

“功利”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功效利益，“功效”是指功能效率，“利益”是指好处，一谈及功利，人们就会将其与金钱、欲望、欲念挂钩，其实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功利追求本身是一种人性表现，人敌视功利就是敌视自身，但时时事事处处沉溺于功利又是一种人性危险。

普列汉诺夫说：“功利毕竟是存在的，它毕竟是审美享受的基础，如果没有它，对象看起来就不会是美的。

”[2]艺术活动中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者，其主动性主要表现在审美判断的自觉性上，这种自觉的审美活动必然会染上个人的功利色彩，将自我的审美感受，审美趣味投射于审美客体上。

因而在我看来，审美和功利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因彼此的相互依赖而存在，并对当下的审美现象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审美与功利的产生及关系审美活动何时产生，是否自其产生之初就伴有功利性，还是先有功利性目的，才有人类的审美活动。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追溯文学活动的起源，关于文学的原始发生问题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是巫术仪式发生说，宗教发生说，还是游戏发生说，劳动说都与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想寻求一种理论或精神寄托去解释生存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当然就是带有功利目的的活动。

一般认为，劳动是文学发生的起点，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

”[3]这个例子恰好说明了原始歌谣的产生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是种劳动的需要。

审美是与人、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的。

在劳动的过程中，原始人类是想通过发出“杭育杭育”的声音来摆脱沉重劳动所带来的痛苦，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毛诗序》），内心的不满，厌烦的情绪或是慷慨的，激昂的情绪表现为言辞，是为了抒发内心感情的功利性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功利先于审美，其实在原始歌谣这类最早的文学形态中，就已有了审美的萌动，这“杭育杭育”就是一种审美的创造，所以，从第一次文学活动中，审美与功利就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的“礼仁为美”，“羊大为美”，“尽善尽美”无一不是功利的审美观。

包括原始社会的纺轮，我国许多古老的陶器，都足够说明，首先是有用的东西，然后才成为美的东西，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器很有装饰性，但它的造形始终服从于杀伤敌人和保护自己这一战斗需要。

即使是纯装饰的项链，也有它潜在的功利目的。

”[4]可见，无论是形之于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文字、还是形之于实体的雕塑器物甚至建筑，都是审美与功利相结合的产物，因为艺术的创造是人的活动，既然是社会的人就会将其作品与他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个人的功利目的，烙上社会或时代的烙印。

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者，因其身份，阶层，受教育程度的千差万别，他们的审美角度也会多种多样，正如鲁迅先生指出，大家都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5]审美欣赏同创作一样是个体活动。

欣赏者带着功利目的去欣赏审美客体就会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一面，也可以说审美就是多层面的整体关系的创造。

二、中西方的审美功利论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问题，审美到底有无功利性是中西方文艺观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问题。

这种争论似乎就没有停止过，直到所谓实用和虚用的功利性的提出，折中了绝对的有无的矛盾，中西方文艺观中认同审美有功利的观点绝不在少数，我以为审美有功利的观点是主流。

中国古代的文艺观就是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从孔子开始就提出了诗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教化作用，作诗读诗都不单是为了满足口耳感官享受的快感，而是为了起教育意义。

墨子甚至反对审美，以为其不具有实际效用，这当然是一种小生产者狭隘的功利主义。

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包含了善，又超越的善，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仁义等道德原则。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乘物以游心”，尽管他们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大美”境界，可也有功利目的，就是从道的观点，争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

荀子的思想带有很为浓厚的功利论色彩，他要求物质和利益都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汉代《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作用。

魏晋时文学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席位。

摆脱了政治和经济学的附庸，但“文章经国文大业”的说法却也摆脱不了文学的政治功能。

至近代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

梁启超的功利主义都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

西方文论早在苏格拉底就把美和效用联系起来，认为美必定是有用的，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

亚里斯多德虽强调审美是为了获得快感，但他在《修词学》里替美所下的定义是“把它作为一种善，‘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他善’。

”[6]贺拉斯认为诗有教益和娱乐的两重功用。

此观点第一次涉及到功利与无功利的两面性，英国经验主义集大成者休漠对苏格拉底提出过的美在效用说以新的解释。

他认为“美有很大一部分起于便于和效用的观念”。

[7]韦勒克和沃伦认为“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和‘有用’，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8]以上的论述反映了他们对审美的态度是即是无功利的又是有功利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西方文论中也有审美无功利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山水诗，田园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理想性，去鉴赏某一客体本身就是带有目的性的，或为排遣，或为受教育，或为寻求快感， 没有丝毫倾向性的审美态度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我认为没有完全摆脱功利的审美活动。

三、审美功利性在当下文化现象中的体现随着日常生活趋向通俗化，平民化，审美活动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越来越多的草根成为大众们欣赏和追捧的对象，人们的审美更具有功利性色彩，高雅文化，精美文化已不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变得曲高和寡。

听一场超女歌友会往往比听一场钢琴家演奏会更让人心动。

因为前者给人的是刺激耳目的感官享受，可以在喧闹中，欢呼中充分释放自我的感情。

看《百家讲坛》，看易中天三国，看于90浅论花间词风的形成温吉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摘 要]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

花间词出现于晚唐五代，离不开当时特定时代、地域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晚唐动荡的社会环境，促成了文人“曲子词”的成熟，也是花间词香软绮靡词风形成的根本社会原因；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导致了市民意识的空前高涨，舞榭歌台、贵府酒筵成了词的流播之地，使得镂金错彩、偏重闺情的花间词大行其道；巴蜀城市经济的繁荣是花间词写闺情、抒愁怨，委婉言情文体特征形成的物质基础；巴蜀城市文化的兴盛是花间词香软绮靡词风成型的文化基础；由于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而导致的追求世俗享乐的时代氛围，成就了花间词“镂玉雕琼”、“裁花剪叶”（《花间集序》）的独特品格；巴蜀独特的自然环境熏染了花间词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花间词风；香软绮靡；晚唐五代；西蜀编成于后蜀广政三年（940）的《花间集》，是一部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晚唐五代文人词的总集。

集中共收录了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作。

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人与蜀地无关外，其余十五人或为蜀籍、或流寓于蜀、或仕前后蜀。

花间词以温庭筠为正则，西蜀词人为主流，内容偏重闺情，情调秾丽幽美，多以镂金错彩、婉媚细腻的笔致，描摹女性之容貌体态、，抒发闺情愁怨，风格香软绮靡。

此种词风是与晚唐五代的社会巨变、城市经济的繁荣、巴蜀独特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密切相关的。

欲探讨花间词风的形成，就有必要对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唐末动荡的时局，是花间词香软绮靡风格形成的根本社会原因“时运交易，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改变了唐王朝的历史命运，也使唐代的社会文化遭到了重创。

唐末，社会更加衰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边患频仍，广大中原地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唐帝国的没落，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士风之变：面对日渐衰败的时局，广大知识分子政治理想幻灭了，他们看不到仕途上的前景，这就促使他们退缩到自我生活的狭小圈子中，及时行乐，自我陶醉，以醇酒美女消磨时光。

由此而形成的低迷颓废的士风，必然要影响到文风，当时的诗风就已趋于秾丽凄艳。

其次是世风之变：在社会动荡、民不堪命的情况下，晚唐的统治者却过着极其奢糜的生活。

自宪宗之后，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帝，都是经宦官拥立而继帝位的。

这些平庸的皇帝们，在宦官的诱导下嬉戏游乐，纵情享受。

如敬宗在位三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最后，因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饮酒，酒酣被弑。

懿宗喜欢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懿宗少子继位，为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引诱下，于音律、赌博无所不精，又好蹴鞠、斗鸡、击球，他甚至对优伶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

帝王和朝廷的自我放纵，诱导着社会风气的转移。

从中央到地方，追逐声色宴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曲子词这种配合燕乐而歌的声诗迎合了当时的文人心态，文人亦于曲子词中找到了寄情的最佳方式；文士们在教坊酒筵之地，为娱宾遣兴而依声填词，“用助妖娆之态”（《花间集序》），其时的文人词已没了民间词情新质朴的气息，代之以绮情悱恻、缠绵妩媚。

文人词主要是在北里教坊、绮筵罗幌中发展起来的。

号为“化间鼻祖”的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