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人权益保障

浅谈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人权益保障

[摘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在立法和执法理念上，对被害人的意见听取存在不足，我国社会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意识不强，导致被害人存在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容易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对此，我国应该保障被害人陈述意见权的权利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使得被害人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关键词]二次伤害；国家补偿；被害人权益

前言

犯罪被视为与国家政权相对抗的行为，因此国家刑事司法系统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理，犯罪人相对国家司法系统而言，其作为弱者而被赋予了许多的人权保护。但是遭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却处于被动和边缘的地位，被害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在刑事司法政策中，对于犯罪人的权利给予了保障，而对被害人的人权却并未规定应有的保障。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逐渐从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被害人与犯罪人权利的平衡，平衡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正义不仅代表着惩罚犯罪，还代表着保护被害人权益，给予其恰如其分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被害人的需要和作用。正如陈光中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我国法律中赋予了被害人陈述权、提出控告权、自诉权、申请回避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等等，可见我国十分重视被害人权益保护。但是，在我国的刑事公诉程序中，处于积极主动地位的是公诉方，国家给予公诉方代表国家惩罚犯罪人的权力，而对于被害人自身权益的保护，受到我国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思想的影响，被害人的权益的维护依靠的是公诉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多的注重于犯罪人，注重于对犯罪人人权、犯罪人人格、犯罪人行为的研究。被害人要维护自身的权益往往只能期望公诉方，但是公诉方并不能真正的代表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一、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

（一）立法上的不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以下简称“被害人意见”）。尽管刑诉法设计了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法律规定，这一规定不但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而且还增强了审查起诉阶段的透明度。然而，刑诉法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详细具体的如听取意见的方式、程序、以及不履行该程序的救济手段等方面的细则规定。可见，听取被害人意见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瑕疵。在实践中，一般将被害人的意见归结为依法判处、从重处罚、从轻处理。但是没意见案件都是独特的，案件的复杂性和被害人的差异性都会导致被害人对案件的感觉不一样，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尽管这三种意见基本代表了被害人的多数意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 条规定了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将被害人情况和意见作为起诉书的内容之一，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案件事实和获取证据的来源，在审查起诉中，起诉或者不起诉都没有体现被害人的意见。在实践中，起诉书中并不体现被害人的意见，一般是庭审过程中，由辩方提供被

害人谅解书等的证据，从而证明被害人对此案件的意见。而对于没有被害人谅解书等的证据的，无论在起诉书还是庭审过程中，被害人的意见都没有很好的体现。如强奸案件中的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找被害人谈话不是法定的程序，这个是由办案人员自由裁量的，办案人员一般是对事实不清、被害人陈述出现反复等的对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才会找被害人谈话。但是审查起诉阶段不会特地地对被害人受害之后的情况进行详细的问话并记录在案，而对于被害人案发后受到的精神损害，一般是由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首先，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不能实现法律规定的效果，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参与诉讼所享有的权利的保障明显存在不足。特别是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防治措施，在立法上，我国并没有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等都没有规定应告知被害人。

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后，应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至迟在开庭十日前送达被告人，而起诉书是否应当送达给被害人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实践中，起诉书并不同时送达给被害人。

再次，我国并没有确立被害人救济制度，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生活极端贫困，往往被告人都没有能力进行赔偿，我国对被害人也没有国家补偿的法律制度，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缺失，使得我国被害人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二）执法理念上的缺陷

我国现代的司法体制认为刑法就是惩治犯罪，追究犯罪是国家的责任，逮捕嫌疑人、起诉被告人是公诉方实现刑罚正义的体现，而司法机关对于被害人的保护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我国司法体制奉行的是国家追诉主义，认为被害人的利益在本质上与国家利益存在一致性，从而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立性，也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也是具体的，应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殊的保护。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无权摘抄、查阅、复制案件的证据材料，加上被害人法律知识的淡薄，对于不起诉决定是否确实达到法律规定的情形，无从知晓，更加无法确认不起诉决定正确与否。

《刑事诉讼法》第145 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分为三种：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有自收到决定书7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也有提起自诉的权利。

被害人虽然具有申诉的权利，也因无法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面临着驳回申诉的尴尬境遇。

被害人虽具有对于公诉方不起诉决定不服时具有自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当前公诉转自诉的案件中，被害人在案件中承担了较多的举证责任，原本是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责任转移给了被害人，被害人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二、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缺失的原因

（一）思想理念的原因

第一，在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之前，犯罪行为是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被害人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地位，被害人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被告人的处理。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之后，犯罪行为被视为对统治阶级利益的侵害，或者是对国家秩序的侵害，惩治罪犯、打击预防犯罪成了国家的权力，司法机关的强势介入使得惩罚犯罪成了国家首要的任务，而个人的诉求变得渺小。

第二，儒家思想几千年来都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我们从出生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