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王安石

首先要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有三样东西需要畏惧，一是天命，二是地位高、德行高的人，三是圣人的言论。

然后是介绍这两段话产生的背景，分析提出的原因。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主张变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这是当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提出的论调。

孔子则相信天命，认为天和地上的人君一样，能赏善罚恶，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孔子的思想中，固然有劝导当时的君主以“仁”治天下的理论，但也有让百姓安于天命的劝导，所以能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用来安抚教育百姓的武器。

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自己觉得谁的理论是对的，或者也可以觉得谁都不对，综合考虑，因为毕竟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要结合当前的情况，紧跟时代潮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是整体的写作思路。

追问

有没有从题目中找到一个论点的那种写作思路？

回答

有啊，那我建议你直接选则王安石的话作为你的论点，然后用论据去证明。

追问

可以用那些论据呢能不能提供一点呀谢谢

北宋的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这句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富弼的上书

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王安石恳切而明确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内，并且首先是指神宗。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这实际中也是为自己辩白。这一条，是三条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实际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变。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作为一个儒者，不畏天变，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个小人，就不配做一个儒者。王安石也不是这样的人。在前述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变，是人所感召。若遇这种情况，人就应修政，来回答天变。这是传统的因天变修德、修刑思想。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两种对待天变的极端倾向：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予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说某个天变，就是为某人、某事而生，这是汉代儒者的普遍意见，也为后代的不少儒者所坚持。但是就在汉代，出现了某种天变，究竟是为哪件事？当时就争论不休。《汉书．五行志》

所载，董仲舒、刘向、刘歆，对同一天变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西汉末年，谷永和其它儒者，对天变的解释也大相迳庭。汉代因天变要策免三公，魏文帝曹丕废除了这种作法，说天变首先是君主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对天变的不同解释。越到后来，天变不必定是为某事而发，已经日益成为儒者们的普遍意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不再记录某种天变所对应的人事，就是“天变不必定为某事而发”思想的典型表现。王安石反对“蔽而葸”者，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具有的意识。反对者也未必就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发。他们之所以制造这样的传言，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蓄意诋毁罢了。正如司马光所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三不足”说，特别是其中“天变不足惧”，就是这种毁之太过的表现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宗教气氛的浓重。

《宋史．王安石》传载：

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这条记载，就明确是在指责王安石不惧天变，一意孤行，而神宗还是惧天变的。这是史书、也是王安石当时或稍后的儒者们对王的指责。

熙宁五年，有人开始直接指责新法违背天意。《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辛丑，司天监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帝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诏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这条材料也见于《宋史》王安石本传，只是稍为简略。

同年三月，市易法颁布。不久又颁布保马法、方田均税等项法令，这次召来了更大的反对。尤瑛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一个下级官员，这次是元老重臣文彦博借天变言事，并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市易司既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

在文彦博看来，华山的崩塌，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兴利之法的颁布，天对人发出的警告。王安石对天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文彦博辞去朝廷的职务，放了外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