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求富思想之我见

李鸿章求富思想之我见

李文婷

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李鸿章等人所掀起的。它对于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在中国近代化的起始阶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李鸿章的求富思想加以探索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洋务运动兴起的初期，李鸿章也只是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如果中国也有像西方一样的大炮和轮船，外国人就不敢肆意妄为了，因而他提出了“自强”的目标，主张大力兴办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并坚信“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在兴办和经营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的诸如经费、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问题，使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们开始认识到，要发展军工企业，实现“自强”，必须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他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必先富而后能强”，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受尽欺凌，根本原因就在于贫穷，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西方国家之所以到处侵略，欺凌弱小，究其原委，也正在于它们的富裕。所以，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蔽者。”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李鸿章提出了求富的主张。

与洋商争利，是李鸿章求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的中国，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们逐渐意识到，要求富，就势必要与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相冲突，只有争回一些已被洋人所占之利益，才能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民族经济，从而达到求富的目的。李鸿章相继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举动，都相应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减少了中国白银的外流，显然有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李鸿章与洋人争利以求富的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既有助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

在李鸿章的求富思想中，和“与洋商争利”相关的另一主张是大力发展中外贸易、主动地对外开放。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封闭社会逐渐向被动的开放

社会转变的过程，具有一定商品经济意识的李鸿章，结合其求富思想，力图诱导中国社会由被动的开放走向主动的开放。他积极鼓励华商出海贸易，为使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打破中国出口商品由外商垄断的局面，曾试图开辟海外航线。这些思想主张，显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这与当代中国政府极力鼓励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市场占有率，以便更好地保护民族经济的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李鸿章积极主张引进外资、借债兴利。由于当时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不像欧洲列强那样工业发达，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引进外资、举借外债的记录。在中国各方面的主权逐渐丧失，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既能引进外资、举借外债以兴大利，又能防止洋人乘机要挟、勒索，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呢？为此，李鸿章提出了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时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一是一切“由我自主”，洋人“毋得过问”；二是只向洋人借款，“不准洋人附股”；三是“但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分还，不至于使其它的主权丧失”。从以上三个原则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李鸿章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作了比较充分的考虑的，其主张至今特别是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同样面临资金匮乏，需要引进外资的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持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次，李鸿章积极主张主动地对外开放，实行“开通”政策。在李鸿章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已洞开，应放弃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采取主动的“开通”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不像朝中一些顽固分子那样大谈“夷夏之别”、“强分界画”，那只是被时代抛弃的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腐朽思想。这也是给后世一些目光短浅的人的警醒，要懂得审清时势、当机立断，不要墨守成规、盲目自信，那样只会误人误国。

李鸿章的求富思想中，还有一种思想值得肯定，那就是以“官督商办”形式创办民用企业。所谓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经营管理。“官督商办”成了洋务运动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企业创办形式，体现了国家资本、私人资本一起上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封建农业国兴办新式工业

之初资金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迅速诞生，毫无疑问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李鸿章的求富思想是十分丰富和积极的。他为了振兴民族经济，巩固清朝统治，提出了“与洋商争利”的思想，主张依靠自身力量，创办诸如海运、棉纺等民用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的效果。他鼓励开展对外贸易，主张引进外资，倡导实行“开通”政策，在当时也是一种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致富求强的可取思路。在创办近代工业的模式上，他大胆创新，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不仅解决了当时洋务企业资金匮乏之苦，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迅速诞生，加速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的求富思想，其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之历史时代条件和他本人的视野经验所限，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效，但在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他的某些思路和主张，对于我们如何在确保民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避免外来经济的压制，如何在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如何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和解决企业资金匮乏等等问题，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