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灵魂的审问者_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2007年4月

第20卷　第2期

阴山学刊

YI NSHAN ACADE MIC JOURNA L

Apr.2007

Vo1.20　No.2

人类灵魂的审问者

———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韩小龙1,程金城2

(11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37;2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余华与卡夫卡都以荒诞怪癖的小说形式袒露了人生哲学的悖谬实质,但他们经过的途径、达到的层次高度又有本质性的差别。余华宏观落笔,全景式展开,辛酸中话悲凉,体验中悟真理;卡夫卡是细微处锲入,逻辑丝丝入扣,平淡中见无奈,推理中得悖谬。余华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把握人物的命运,卡夫卡则是形而上的层面上直接与人的灵魂交流对话。

关键词:余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2-0045-05

优秀的作家应该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命的体验者和评判者。作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发号施令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对生命、宇宙的感悟,幻化为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传达给世人。至于这种留给读者阐释的空间有多大,就取决于作家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与升华的程度。上个世纪之初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我国当代先锋派作家余华成功地借鉴和改造,余华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化了的存在主义作品。由于历史与文化氛围的不同,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卡夫卡出身于捷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而犹太人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所以与其说卡夫卡的作品是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哲学寓言更为合适,小说里的文学形象波谲云诡,光怪陆离,要剖析其中的内涵,决非易事。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绝不是对生活做形而下的直观的体验式的理解,我们不能沉迷于其中的细节的真实与虚无,人物形象的正经与荒诞,而要以“出乎其外”的态度,保持自己体验与文本的距离,做鸟瞰式的理解方能奏效。无独有偶,余华前期大部分作品也对生活对人生做了一种非经验式的概念化的理论图解,有些图解尽管枯燥乏味,但也能琢磨出一种人生的底蕴。耐人寻味的是余华与卡夫卡审美观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悖谬美学,他们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人类灵魂进行了实质性的审问,人类因何而存在,人类生存的困惑又是什么。一般研究者认为卡夫卡是绝望者的典型,孤独、恐惧、悲愤就是他的审美观,余华也相同,他将幻灭情绪与形而下的人生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文革十年”那恶梦般的记忆用存在主义荒诞的表现方法复活起来,可以这样认为,余华的先锋派小说是中国人的身材穿上了近代西方现代派的外衣,它的灵魂仍然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仿佛历历在目的酸楚生活的回忆以及国门打开以后西方价值观强加于自己头上时表现出的一种忧郁与困惑。

所谓的悖谬美学,即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时得出的有违于常理的有悖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荒谬与充满悖论的审美观,因为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生的形式就是怪诞的、不可捉摸的。余华说过:“在我想象力和情绪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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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8-14

作者简介:韩小龙(1969-),男,安徽怀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美学研究。

卡解放了我”,[1](P295)卡夫卡到底解放了余华什么?我认为余华从卡夫卡那里接受的主要是形而上的存在主义悖谬美学观。这里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当人们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颠覆的时代,人的精神普遍有一种失落感,存在主义流行的背景就可证明这一点,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人类的精神不再有皈依,所以普遍有一种幻灭感无常感,世界充满着悖论就在情理当中。第二,“文革十年”的历史的确贯穿着一种非理性,这是先锋派文学得以存在和流行的文化土壤,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正处于荒废颠倒,人文价值也在流失,昔日可以享受无上光荣的尊贵一夜之间显得憔悴不堪令人唾弃,以往让人看不上眼的下三流一朝成了时代的新贵,这不是充满喜剧性的怪诞又是什么?所以余华的心态与卡夫卡一拍即合,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卡夫卡的作品充满悖论是基于他对人生的形而上的理解,他对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谨小慎微,这与他先天性的懦弱性格密切相关,他曾经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征服一切”,在他自己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都能征服我”。卡夫卡更多的表现为他受丹麦存在主义大师克尔凯戈尔的影响,他的作品很明显是悖谬人生观的哲学寓言。这位艺术怪才,他生前寂寞身后名,他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谜一样的“卡夫卡式”的艺术世界,在他虚构的艺术世界里,对人的潜意识世界的探寻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给我们一种不寒而栗的残酷的艺术真实。《城堡》中存在这样一个荒唐的悖论:主人公K自始至终费尽周折要进城堡拜见最高长官,请求他批准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安家落户,但K始终都未能走进城堡,更无法见到最高长官,对K来说,那个城堡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可就是这样的悖论的确是人生道路中不可理喻的困惑,“城堡”是一个迷宫,是一种王国。人的一生又在不断地自我流放,流放又不是终极的目标,于是城堡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它可以让人新生,也可以让人死亡;你可以远观,但让你不可亵玩。有限的生命与坚不可摧的城堡相比,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和脆弱,这就是《城堡》中流放与王国的悖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也存在与此类似的悖论形式:“其实是在说三个儿子里他最喜欢一乐,到头来偏偏是这个一乐,成了别人的儿子。有时候许三观躺在藤榻里,想着想着会伤心起来,会掉出来眼泪。”[2]许三观为娶媳妇许玉兰靠卖血挣钱,偏偏自己的孩子的身上流着别人血。这是许三观这样一个低能男人的奇耻大辱,为此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做了王八十几年。然而他

还是免不了因为别人的孩子许一乐打架生事而再次去卖血还债。“我再替他把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我就是做乌龟王了。”[3](P454)他想报复妻子去勾搭林芬芳,没想到干柴遇烈火,偷鸡不成反赔一把米,只好又去卖血,十斤肉骨头五斤黄豆白送人。所以余华笔下都是些卑微可怜的小人物,他们活得辛酸无奈,从悖论的形式看,余华的悖谬与卡夫卡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从质的规定性上看,这二人的悖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余华表现的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形而下的关注,并非卡夫卡式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由此推知,方爱武先生关于卡夫卡影响余华的创作的观点,“面对现实世界,卡夫卡是一个迷恋孤独的形而下的战斗者,

启蒙者”,[4]这种立论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它颠倒的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黑格尔有这样的议论,艺术的巅峰是哲学,尽管余华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尝试,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哲学思考的高度。

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看,余华对卡夫卡的悖谬美学做了精心的研究,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有些地方甚至做了有板有眼的模仿,当然也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性探索。首先表现为叙事形式的研究,余华的小说被称为中国的先锋派作品,主要原因应该是他对中国传统客观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颠覆与革新,因为纯客观的手法在表现荒诞作品的内容时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在叙事方法上不断变换叙事的视角,往昔的今天的,时间上自由转换,城市的乡村的,空间上任意切入,叙述人更是随意的变动,“我”的视角以及人物身份的变更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信手拈来,天马行空。其次表现为话语权的问题上,它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拒斥了历史文本对人的本真形状的过滤与提纯,以一种原始的、混沌的、多向度的形态展开了它所蕴藏的魅力,再次在叙事态度上则表现为冷酷与温情的结合,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合于表达荒谬的悖论主题。《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它的悖论主题是通过这样一种荒谬的形式来表达的,牛、福贵和“我”三人的角度不停地轮换,福贵这样一个曾经在女人的胸脯上找寻快乐和眼泪的败家子,有过在妓女肩膀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心旌摇动体味快感———然而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了,荡然无存了。他毁掉了自己和家人一生的幸福却并不自知,他因为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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