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光银大足石刻研究会是以研究大足石刻艺术为主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大足石刻迄今已公布为全国和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4个，计像6万余尊。

其中以两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山、宝顶山各造像盈万的大型石窟为最。

大足石刻以表现佛教艺术为主，但儒、释、道“三教”造像并臻，故又以“集…三教?造像之大成”而迥异于前期各代石窟，为专家、学者注目。

但由于社会历史变迁等原因，大足石刻研究起步较前期各代大石窟都要晚。

它兴起于晚唐四川藩镇割据征战之际，崛成于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之年，宋末元季兵燹一劫又使大足在元代废州、县，入合州，致使史失其载，沉睡青山翠岭千年无闻于世，研究更无从谈起。

至清嘉庆知县张澍方注目石刻，但他在任不过半年，未能使其名世。

直至1945年春，在渝史家杨家骆、马衡、傅振伦等发觉，组团考察后以为“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并以可与云岗、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

抗战胜利，史家们各还处所，原拟研究之10多个课题停滞未进行。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足石刻，1952年就建立文管所刻意保护，但众所周知，研究工作滞缓。

1980年春大足石刻对外开放旋即引起举世瞩目，仅2年就成为年接待中外客人近百万的文物旅游盛地，为弘扬民族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2年10月，四川省社科院在大足主持召开四川省美学学会年会，收到的论文中涉及石窟艺术的不下十篇。

省社科院及县的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提议成立大足石刻研究学会，以推进大足石刻研究，把历来鲜为人知的石刻奉于世人。

经永川县地委宣传部批准，于10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

首批会员50余人，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理事会(其中副教授以上的专家11人)，推举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为名誉会长，凌文远(永川地区副专员)为会长，宋朗秋(大足县副县长)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会后编印了《大足石刻研究通讯》，载文十余篇中《试述大足石刻成因》是大足石刻史上专论成因的开荒之作。

1983年，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学会成为市社科联的团体会员。

学会成立后开展的一次大的活动是配合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赴北京、深圳、成都、桂林等地展出大足石刻图片。

1985年冬在成都展出期间，与省文管会、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成都地区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尔后各家撰就的关于大足石刻的上限年代、宝顶石窟造像的特点和是否是密宗道场、大足石刻道教造像的渊源及价值、大足石刻与安岳石刻的关系等10多篇文章，载入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集》。

学会会员发展到108人，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地区。

1986年4月17至21日在大足宾馆举行第二届年会，这是学会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学术研讨会。

出席年会来自北京、河北、厦门、新疆、甘肃、山西、陕西、云南、成都、重庆和省内外各大石窟的专家、学者及省、市新闻工作者、出版界的同志计110多人。

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的专家现仍健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梅健鹰发来了热情扬溢的贺信。

80高龄的傅先生还亲手撰写论文《漫话大足石刻》。

梅先生因考察过大足石刻在“文革”中还受到过批判。

他在出国考察前寄给学会的贺信中饱含深情的说：“我应该参加这次盛会，我应该为学会的会员，你们没忘记我，我非常感激。

”年会首次制订通过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章程》；听取了由宋朗秋代表理事会作的工作汇报；选举产生了29人组成的以宋朗秋为会长、丁先发为秘书长的第二届理事会；会员大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梅健鹰、阎文儒、温庭宽等10位专家为顾问。

年会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3篇。

其中，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60年代初考察大足石刻时撰就的《大足龙岗山石窟》、《大足宝顶石窟》数万言引起与会者注目。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

并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从宏观和微观、纵向和横向各个方面，对大足石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发言者一致认为，大足石刻应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傅振伦先生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合敦煌、云岗、龙门等雕塑而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有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在石窟建设、佛教发展和艺术史方面可填补晚唐至宋末的历史空白。

对宝顶石窟的建造年代，多数人认为以宋建为正。

对宝顶石窟造像内容，有人认为是显密融合，但文物部门同志的多认为是赵智凤历数十年而创建的“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宗道场”。

傅先生的文章还认为：“唐光启柳本尊创造道场于前，赵智凤营之于后……有计划地、系统地雕造密宗造像，以图像而宣扬教义，成为瑜伽部整个体系。

”云南学者提出，宝顶造像与云南密宗造像颇有渊源关系。

还有多篇文章对内容、神系、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作了探述，一致认为是研究道教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大家还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大足石刻中的碑铭、韵文、古塔、古寨遗址和历史人物、文物保护等作了学术考证、探析、校补等，对个别龛窟造像且有突破性认识。

如顾森和陈明光文章，对石篆山“志公和尚龛”自清代以来就误定为“鲁班龛”作了辨正。

本届年会收到的论文，大多选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第二、三期上，部分文章已发在《文物》、《美术史论》、《社会科学研究》和《四川文物》等刊物上。

第三届年会是经过社团整顿之后，于1992年11月5日至9日，与四川省社科院、文化厅、重庆市文化局、大足县政府联合发起主办，由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承办的四川省石窟艺术研讨会，也在此时同时举行。

(以下简称“两会”)按学会章程，第三届年会，应在1989年秋冬之际举行，由于中央发出清理整顿社团的通知，故年会推迟到1992年召开。

又因原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经重庆市编委批准为县级事业单位，由市文化局和县政府双重领导，更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故市社团管理部门亦将学会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

1992年春初，四川省社科院领导为推进大足石刻和四川石窟研究，与省、市文化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组建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出席“两会”来自全国、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文物工作者及有关部门领导及新闻界人士计110多人，其中不少是首次参会的中青年学者，会员也发展到150余人。

大会听取了宋朗秋会长代表第二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段文杰、李已生、马世长等14位专家为顾问。

“两会”的目的旨在于检阅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况和经验，探索四川石窟发展脉络及其价值，从而发动社会各方面重视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宣传和研究。

与会人员对四川石窟和大足石刻研究进行了广泛学术探讨和交流；先后实地考察了大足石刻及安岳石刻中的部分石窟；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作了题为《谈大足石刻十大特点》的学术报告。

“两会”先后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6篇，编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选》30篇，除论述、介绍四川石窟价值及安岳、巴中石窟专题文章近10篇外，其余多是关于大足石刻研究的文章。

其中《大足石刻研究述评》是首篇对大足石刻研究进行述评的处女作。

述评认为：大足石刻研究自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方开科学研究之先河，然至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渐向纵深发展。

关于论述大足石刻历史价值的《初探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宝库》、《大足石刻是一部宋代形象史书》以及《宋代石刻镌匠留名浅析》等著述认为：大足石刻对研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宋代“三教合一”造像，有文章从纵、横二方面探索其形成与发展后认为，大足北宋“三教合一”造像是全国石窟群中最早的，它的出现与宋代社会密切相关。

对宝顶石窟的研究仍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宝顶石窟区是大足石刻中宗教文化的中心”；有人认为是一部“刻在石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

此外，研究宝顶、北山等处龛窟造像、史碑校注和人物考识的文章还有《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跋》、《试论大足宝顶山南宋法身塔》、《韦君靖碑注》等10多篇。

在四川石窟研究文章中，《试述古代四川地区在早期佛教输入中国过程的地位》引起与会者兴趣。

论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从南方滇缅道传入四川要早于北方丝绸之路，仅因南传不及北传物质、精神并重而影响不大。

首次汇编的《大足石刻文献目录索引》，搜录古今中外研究、宣传大足石刻著述500余目，基本上反映了大足石刻研究著述情况。

本届年会论文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多篇，其中陈明光《初探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史料宝库》已被收载《中国当代论文选》。

为“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大足”，1995年9月上旬，中共大足县委、大足县政府举办了“95中国大足石刻艺术节”。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也于9月7日至10日举行。

出席本届年会的有中国社科院、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龙门、麦积山石窟、四川省社科院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0多人，还有《社会科学研究》、《四川文物》编辑部和省、市、县新闻部门的记者。

四川省、重庆市文物部门、社科界联合会的领导和大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莅会并讲话。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保护委员会、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旅游报社、中国文物报总编室的领导和麦积山艺术研究会、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等兄弟单位发来了贺电、贺信。

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的记者对参会的专家作了专访、报道。

年会听取了常务副会长郭相颖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修订通过《重庆大足石刻研究章程》，选举产生了由31人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并推选前任会长宋朗秋为名誉会长、郭相颖为会长、陈明光为秘书长。

大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段文杰、郭朋、黄心川等20位专家为顾问。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等处石窟；中国社科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黄心川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作了学术报告。

年会收以学术论文、资料43篇，论述大足石刻的38篇，其中考古研究著述引起与会专家、学者注目。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学术交流过程中，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内容之丰富，为研究中国石窟建设、艺术和哲学、宗教(特别是密宗)史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

各家著述简述如下：一、大足石刻概论张宝玺《调查大足石窟的回顾》，填补了1962年初北大考古教授阎文儒一行考察大足石刻之缺略。

宋朗秋《关于大足石刻分区与分期的我见》，将大足石刻74个文保单位以大足三条主要河流为经纬分为七个区域，把6万多尊造像分为唐代(前、后期)、前后蜀、两宋和明至民国四个时期。

黎方银《试论大足宋代石窟的文化基础》，论述了大足宋代造像的艺术特征和世俗化、生活化、写实风格等形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