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

光银

大足石刻研究会是以研究大足石刻艺术为主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大足石刻迄今已公布为全国和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4个，计像6万余尊。其中以两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山、宝顶山各造像盈万的大型石窟为最。大足石刻以表现佛教艺术为主，但儒、释、道“三教”造像并臻，故又以“集…三教?造像之大成”而迥异于前期各代石窟，为专家、学者注目。但由于社会历史变迁等原因，大足石刻研究起步较前期各代大石窟都要晚。它兴起于晚唐四川藩镇割据征战之际，崛成于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之年，宋末元季兵燹一劫又使大足在元代废州、县，入合州，致使史失其载，沉睡青山翠岭千年无闻于世，研究更无从谈起。至清嘉庆知县张澍方注目石刻，但他在任不过半年，未能使其名世。直至1945年春，在渝史家杨家骆、马衡、傅振伦等发觉，组团考察后以为“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并以可与云岗、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抗战胜利，史家们各还处所，原拟研究之10多个课题停滞未进行。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足石刻，1952年就建立文管所刻意保护，但众所周知，研究工作滞缓。1980年春大足石刻对外开放旋即引起举世瞩目，仅2年就成为年接待中外客人近百万的文物旅游盛地，为弘

扬民族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2年10月，四川省社科院在大足主持召开四川省美学学会年会，收到的论文中涉及石窟艺术的不下十篇。省社科院及县的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提议成立大足石刻研究学会，以推进大足石刻研究，把历来鲜为人知的石刻奉于世人。经永川县地委宣传部批准，于10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首批会员50余人，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理事

会(其中副教授以上的专家11人)，推举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为名誉会长，凌文远(永川地区副专员)为会长，宋朗秋(大足县副县长)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后编印了《大足石刻研究通讯》，载文十余篇中《试述大足石刻成因》是大足石刻史上专论成因的开荒之作。1983年，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学会成为市社科联的团体会员。

学会成立后开展的一次大的活动是配合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赴北京、深圳、成都、桂林等地展出大足石刻图片。1985年冬在成都展出期间，与省文管会、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成都地区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尔后各家撰就的关于大足石刻的上限年代、宝顶石窟造像的特点和是否是密宗道场、大足石刻道教造像的渊源及价值、大足石刻与安岳石刻的关系等10多篇文章，载入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集》。学会会员发展到108人，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地区。

1986年4月17至21日在大足宾馆举行第二届年会，这是学会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学术研讨会。出席年会来自北京、河北、厦门、新疆、甘肃、山西、陕西、云南、成都、重庆和省内外各大石窟的专家、学者及

省、市新闻工作者、出版界的同志计110多人。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的专家现仍健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梅健鹰发来了热情扬溢的贺信。80高龄的傅先生还亲手撰写论文《漫话大足石刻》。梅先生因考察过大足石刻在“文革”中还受到过批判。他在出国考察前寄给学会的贺信中饱含深情的说：“我应该参加这次盛会，我应该为学会的会员，你们没忘记我，我非常感激。”

年会首次制订通过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章程》；听取了由宋朗秋代表理事会作的工作汇报；选举产生了29人组成的以宋朗秋为会长、丁先发为秘书长的第二届理事会；会员大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梅健鹰、阎文儒、温庭宽等10位专家为顾问。

年会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3篇。其中，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60年代初考察大足石刻时撰就的《大足龙岗山石窟》、《大足宝顶石窟》数万言引起与会者注目。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

并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从宏观和微观、纵向和横向各个方面，对大足石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发言者一致认为，大足石刻应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傅振伦先生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合敦煌、云岗、龙门等雕塑而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有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在石窟建设、佛教发展和艺术史方面可填补晚唐至宋末的历史空白。对宝顶石窟的建造年代，多数人认为以宋建为正。对宝顶石窟造像内容，有人认为是显密融合，但文物部门同志的多认为是赵智凤历数十年而创建的“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宗道场”。傅先生的文章还认为：“唐光启柳本尊创造道场于前，赵智凤营之于后……有计划地、系

统地雕造密宗造像，以图像而宣扬教义，成为瑜伽部整个体系。”云南学者提出，宝顶造像与云南密宗造像颇有渊源关系。还有多篇文章对内容、神系、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作了探述，一致认为是研究道教史不可多得的史料。大家还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大足石刻中的碑铭、韵文、古塔、古寨遗址和历史人物、文物保护等作了学术考证、探析、校补等，对个别龛窟造像且有突破性认识。如顾森和陈明光文章，对石篆山“志公和尚龛”自清代以来就误定为“鲁班龛”作了辨正。本届年会收到的论文，大多选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第二、三期上，部分文章已发在《文物》、《美术史论》、《社会科学研究》和《四川文物》等刊物上。

第三届年会是经过社团整顿之后，于1992年11月5日至9日，与四川省社科院、文化厅、重庆市文化局、大足县政府联合发起主办，由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承办的四川省石窟艺术研讨会，也在此时同时举行。(以下简称“两会”)按学会章程，第三届年会，应在1989年秋冬之际举行，由于中央发出清理整顿社团的通知，故年会推迟到1992年召开。又因原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经重庆市编委批准为县级事业单位，由市文化局和县政府双重领导，更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故市社团管理部门亦将学会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1992年春初，四川省社科院领导为推进大足石刻和四川石窟研究，与省、市文化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组

建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出席“两会”来自全国、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文物工作者及有关部门领导及新闻界人士计110多人，其中不少是首次参会的中青年学者，

会员也发展到150余人。大会听取了宋朗秋会长代表第二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段文杰、李已生、马世长等14位专家为顾问。

“两会”的目的旨在于检阅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况和经验，探索四川石窟发展脉络及其价值，从而发动社会各方面重视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宣传和研究。与会人员对四川石窟和大足石刻研究进行了广泛学术探讨和交流；先后实地考察了大足石刻及安岳石刻中的部分石窟；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作了题为《谈大足石刻十大特点》的学术报告。

“两会”先后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6篇，编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选》30篇，除论述、介绍四川石窟价值及安岳、巴中石窟专题文章近10篇外，其余多是关于大足石刻研究的文章。其中《大足石刻研究述评》是首篇对大足石刻研究进行述评的处女作。述评认为：大足石刻研究自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方开科学研究之先河，然至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渐向纵深发展。关于论述大足石刻历史价值的《初探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宝库》、《大足石刻是一部宋代形象史书》以及《宋代石刻镌匠留名浅析》等著述认为：大足石刻对研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宋代“三教合一”造像，有文章从纵、横二方面探索其形成与发展后认为，大足北宋“三教合一”造像是全国石窟群中最早的，它的出现与宋代社会密切相关。对

宝顶石窟的研究仍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宝顶石窟区是大足石刻中宗教文化的中心”；有人认为是一部“刻在石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此外，研究宝顶、北山等处龛窟造像、史碑校注和人物考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