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生涯》之二.

《我的律师生涯》之二

郭国汀

【学科分类】律师【出处】《我的律师生涯》法律出版社【关键词】坎坷律师路、律师之路依然坎坷、坦荡律师路【写作年份】2002 年

【正文】

二、灭顶之灾

“幸运所需的是美德是节制，厄运所需的美德是坚忍”。逆境时常成为弱者心安理得地向命运屈服的借口，厄运往往成为强者与命运抗争、奋力拼搏的契机。多数人一生一帆风顺，平淡无奇；不少人曲折坎坷，九死一生；许多人历经磨难，磨砰了棱角、磨掉了斗志，最终听任命运摆布，随波逐流；唯有那些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人，才有可能驾驭命运之舟，越过急流险滩，到达理想的彼岸。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功成名就而爱情失意者有之，得到爱却碌碌无为者有之，唯既有辉煌的事业又有甜蜜的爱情两全者甚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古今中外无数英雄豪杰为了爱情，不惜赴汤蹈火，许多动人心弦的爱情诗篇，记载了人们的美好追求。然而因为寻觅真情、挚爱反遭恋人无情抛弃，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者虽较为鲜见，我竟不幸成了其中的一个。

从性格上说，我是个诚实、自信、刚毅、坚强的人，同时又很轻信，还有些虚荣。母亲的“听毛主席的话，做个勤劳、诚实的好孩子”的教诲，儿时读的：“狼来了”、“铁杵磨成针”、“孔融让梨”等课文，以及数十年的长跑训练，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从骨子里看，我是个热情奔放，外刚内柔，情感丰富的男子汉，一方面，多情善感，对他人的点滴关心、帮助、鼓励、支持铭记在心；另一方面，无论环境如何艰难困基础，从不低下高傲的头。就本质而言，我则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真、善、美，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爱，从不记仇，水不思报复。对爱情的憧憬也是理想化的，这也许注定了我在爱情生活中要扮演悲剧角色。

对事业的追求我确有一股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因而几乎总是能够过关斩将，攻克堡垒；对爱情的追求则缺乏耐心、执着、过份的自尊和虚荣，自然屡战均败。1984 年的“精神病风波”，彻底摧毁了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在昔日女友眼中则成了“四等残废”。然而我始终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不仅能在事业上进取，也能找到那颗能信任和理解我的心。

1985 年7月初，我以一封英文信应一则特殊的征婚广告，认识了北国一位经历与我相似的L 姑娘，她容貌出众，而且热情如火。起初10天半月一封的情书，不久就变成两天一封，言辞越来越热，感情也与日俱增，很快我们便双双堕入情网，在不到4 个月时间里相互写了近百封情真意切、热情洋溢的信。阅读这些来信成为我最大的享受。两次北国相聚，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慨，海誓山盟，非尔莫嫁，非汝不娶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当然在我们之间也发生了不少青年男女在热恋中自然发生的事。结婚已摆上议事日程。我奉行的绝对诚实准则，令我必须于婚前把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告诉她。1986年1月10日晚，我花了数小时，详细地把我如何思考哲学、法理，如何将自然科学原理与社会科学原理联系起来比较分析，以及一一论证得出的结论，向她讲述，她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称是。最后我坦诚地告诉她因此我被误当作精神病患者强制关入医院。她则表示理解我的想法。当时还真把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以为自己真的觅到了真情挚爱。可是事隔两月，事情便急转直下，初

时她来信渐稀，继而于1986年5 月10日邮来断交函，最后于6 月又发来最后通牒，若我不同意解除婚约，她将永远不给我回信，迫于无奈我只得同意了她提出的双方友好分手的决定。

失恋的痛苦并不好受，我深知根源在于那场使我名誉扫地的风波，恰在此时，我又得知厦门大学因我没有硕士文凭拒我于门外，这使我决心报考研究生。结果轻松地通过了上海海运学院海商法专业研究生考试。自以为十拿九稳，可以实现研究生、学者梦了，岂料一场更大的风暴再次将我从事业的高峰推下了万丈深渊。

L 姑娘也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在与我分手之前她便与北京的一位研究生相恋，并准备考研究生，不料力不从心。因此，那位研究生又另有新欢，便将她抛弃。L姑娘面对事业和爱情鸡飞蛋打的双重打击不知所措，在他人的挑唆下，她把自己的不幸的责任一概推诿给我，以为我诚实相等的风波之事纯属杜撰，目的是抛弃她。于是怒从心起，恶向胆生，对我发起了场骇人听闻的诬告：玩弄他人感情——流氓一一强奸！并正式和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厦门大学要求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这一切，直到监察处长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我坦然告诉处长我与L姑娘确实有过一段恋情，但并非我玩弄他人感情，而是她抛弃了我。在我的要求下，有关部门派了两位同志前往L处调查核实，结果证实我所说的完全属实。领导数次要我写检讨，都被我拒绝。因我认为自已谈不上有何过错。不久E主任以事务所名义上报了对我“取消律师资格、行政警告处分”的材料，理由则是我在给L姑娘的情书中发表了“对人事制度、民主制度不满的言论”、“写了下流话”。此建议材料竟然被批准通报。这是我第二次臭名远扬。许多人就是从通报中认识了我的。

经过3 年多艰苦努力，我好不容易刚从精神病风波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却又遭受了一场寒透脊梁骨的重创一一宣判了我政治生活的死刑。

该处分以私人感情纠纷和私人信件为根据，明显违法、违宪，严重侵犯了本人的通信自由权、名誉权和隐私权。我深知申诉之难不亚于“上青天”，但我还是写了一份情理并重、法律为据的详尽申诉书。然后躲进陋室，埋头撰文、译书去了。结果利用1 年多的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提单》和《审判的艺术》两本书，发表了10 余篇文章。在许多了解、同情我不幸境遇的同志诸如赵修果主任、林顺生主任、陈立达处长的帮助支持下，我的律师资格于 1 年后得

到恢复。实际上在这1 年时间里，我主办了一起令我终身为之骄傲的涉外大案。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远未结束，热衷政治运动的遗风犹存，某些人对整人之事乐不思蜀。接着连续3 年我要求报考研究生，要求参加赴英进修律师考试，均被无理拒绝。1990年我第四次要求报考研究生，结果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按理说我是考生中素质较高的一个，已办理近百起各类案件，其中海事、海商、涉外经济案多起，发表论文、译著等20 余篇（册）。然而上海海运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却均拒我于大门之外。一打听方知有人在我的政审材料上做了大手脚，令我义愤填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曾请调华侨大学、福建社科院，开始他们都表示欢迎，可一看档案便打退堂鼓。这种认档不认人的做法断送了多少人的前途！

在个别人以整我为乐事的同时，我却赢得了众多师长、同事、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1987 年我报考朱曾杰教授的研究生时，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朱教

授，他不仅没有冷落我，反而不顾年事已高，公务繁忙，抽空为我的《提单》译稿进行了认真的审校，纠正了不少错译。同时朱教授还时常写信勉励我继续努力，为我国的律师事业和海商法研究多作贡献。朱教授的真诚翔成为我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的精神支柱。游劝荣律师、李伟民律师、林华榕律师也时常鼓励我继续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