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布洛姆

读书报告

课程：当代行政学流派

题目：《政治与市场》读书笔记

班级：行政管理02班

姓名：罗汝钰学号 20090172 指导教师赵有声

一作者介绍

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是当代西方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Sterling教授（相当于我国的一级教授）。1917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1945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3年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称号。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学会主席（1975—1976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81—1982年），以及其他许多学界的重要职务。

作为政治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教授涉猎广泛且著述众多，主要作品有：《合并与资本主义》（1949年版）；《政治、经济和福利》（1953年版，与R．A．Dahl合著）；《决策战略》（1963年版，与D．Brybrooke合著）；《民主的知识》（1965年版）；《决策过程》（1968年初版、1980年再版）；《政治与市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1977年版）和《可用的知识：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解决》（1979年版，与D．K．Cohen合著）。

二.基本内容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林德布洛姆教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名作之一。这本书主要以欧美、苏东、中国和古巴为经验对象，研讨林德布洛姆所讲的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寻找各种体系的异与同，客观分析它们的起源、现状及走势，比较评说它们的成就和缺陷。林德布洛姆的这本书把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巧妙地结合使用，娴熟地贯穿制度分析的始终；作为一部“毋宁说更多地是经验的”著述，作者却同时独辟蹊径地在理论和研究手法上提出了新的内容：例如，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个案”式的主题下面，林德布洛姆教授避开了传统的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权（集中）与分权（分散）的分析套路，相反，他从权威（国家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他称之为“要素”），建构、显示和比较人们平日熟悉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构造之异同，并阐发了一系列既有特色又有内在逻辑的命题（论点），如：西方多头政治中趋于明显化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实业界在市场经济内的特权地位以及市场制度的双重领导权；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在计划和管理上不同于“东方”的创新；权威方式与说服方式（训导式“教育”）的并用与差异（尤其在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限度以及它在东西方的经验对照（林德伯洛姆取70年代的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当时的匈牙利为这一实验的范例）。逻辑和分析当然有时令人殚精竭虑，但教授在书中列举的大量饶有趣味、生动形象的事实证据以及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线索，为读者带来了仔细阅读的兴致。

三具体内容与分析

对于权威、规则与宪政的论述在林德布洛姆的大作《政治与市场》里所占比重很小，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光彩。林德布洛姆正是在完成了对“权威、规则与宪政”论述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他的大众化控制理论，也即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是他多元政制理论的基石。

权威是他整个理论大厦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比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中比较具体代表意义的几个类型，抽取出了被他称之为政府与市场理论分析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威、交换和说服。其中，权威又是核心中的核心。他指出，“政府以权威为基础”，“权威是使政府成为可能的核心现象”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为着权威的斗争”，“在一个被叫作政治的凌乱过程中，想要权威的人为它而争斗，另一些人

则试图控制掌握权威的人。”权威之所以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是因为权威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的实施非常简单，“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在一个权威网络里面，普通人要服从于官员，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服从。尤其是政府权威，“它拥有对其他一切人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它在维护自身秩序方面具备居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的权威。在冲突的情况下它也许无法使其声称的优先权生效；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能无法谋求实行优先权。但是它对优先权具有的要求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使它与众不同。”

尽管权威在一个社会里面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任何社会里，权威都不是绝对的。无论斗争如何进行，它总要使权威处于某种程度的控制之下，权威从未彻底实现过单向度的控制。不管斗争者是以所谓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身分出现，即便是斗争者取得了权威斗争的胜利，最高权威仍然会受到至少是微弱的控制。由于控制国家的巨大价值，它必然会激起无穷无尽的斗争，只要有斗争的存在，争取斗争胜利的所有竞争者都必然要寻求支援。后援组织对争取权威的斗争者来说太重要的：虽然政府的最高权威可以使用政策和军队来强迫从官僚制和人民那里获得权威的授予，它却不能够在后援组织内这么做——除非它可以在这个组织中创造一个有能力强制多数成员的比较小的集团。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给这个较小集团的成员们提供好处，以求得他们对权威的认可。从特定角度讲，在每一个制度中，最高权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一个后援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多种交换和说服、而不是单向度权威的基础上。

林德布洛姆认为，最高权威受着规则的约束。“那些参与控制最高权威的人――顾问委员会、集会、选举团成员――根据规则控制最高权威。”这些约束性规则既有制订成法律的，也有未制订成为法律的规则，比如在最高权威内部，有些规则看来主要是心照不宣的协议，有些则代表着小小的正式组织的成员们之间的明确协定：处理争夺权威的斗争的规则有时来源于明确的协定和缄默的理解；这种协定和理解约束了争斗的残暴性。当人们为国家机器的权威这类巨大的价值而争夺时，他们必然会担心可能遭受穷困潦倒、被关入狱、肢体残缺或遭到杀戮，假如自己失败的话。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通过在减少他们的风险的规则上达成协议，试图软化这种争斗。失败者会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们保有的不止是他们的兵权，还有他们的自由和财产。今天，对于生化武器、毒品和原子武器的使用的害怕心理，也约束了各个国家。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就各种规则对暴力和强权的约束而言，它们保护的不光是权威的争夺者，也包括整个人民。

在林德布洛姆的眼里，这种对争夺权威斗争的限制规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巨大进步。在比较短的时段内，这种进步意义体现的不会太明显，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野拉长，这种进步意义就会更为明显。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权力继承的规则我们都比较熟悉。我国古代长期采用嫡长子继承兼顾竞争原则，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如果其他皇子通过权力斗争取得胜利则采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西方，权力继承规则相对我国来说显得比较复杂。在古希腊整个历史期和古罗马的共和制阶段，权力继承以选举为主，个别时期间隔以僭主暴力夺权。随着古罗马的军事扩张，古罗马逐渐进入帝国阶段，权力继承问题从屋大维时期开始了西方历史上最混乱的阶段：皇帝不断改变自己的继承人，比如屋大维在位四十四年中有三十七年一直都在不断更换继承人；皇权旁落时，皇亲贵族还不断阴谋废帝；确定两个以上继承人时，还会经常出现宫廷杀戮。中世纪以来，由于王权较弱且权力继承规则相对明确，以流血冲突方式解决的权力继承问题的现象大大减少了。西方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