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及其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启示

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及其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启示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时代转型危机。

如何摆脱危机，实现自强，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而求通达时务之贤才更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梁启超首先意识到，要强我少年中国，先要强我中国少年。

他的“新民说”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格观进行反思。

他所提出的“新民”人格，不仅在道德方面强调了新民德，而且在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方面强调了国家主义的导向，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走向现代的需要，具有相当强的时代前瞻性。

当代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使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人格认同感逐渐出现了危机。

生活的多元化和世俗化尤其使当代青年在面对道德冲突和价值困惑时，感到无所适从，失信、自私自利、怠惰和享乐等人格缺陷逐渐显现。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当代青年良好人格的养成。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对于正确把握当代青年的人格培养方向，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梁启超“新民”人格的提出近代中国，是受帝国主义践踏和封建礼制压迫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忧虑我国国民止步不前的梁启超开始探索关于传统人格改造和近代理想人格重建的问题。

他重新定位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根治中国国民传统思想上的劣根性，培养出国民自新、自立的品格，希望使千百年来俯首称臣的顺从臣民转变成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民”。

他在《新民说》中说道：“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先进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

”1902 年，《新民说》的各个章节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改造国民性、塑造理想“新民”人格的思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震动。

在文中，他提出了很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应该具备哪些品德，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如何对待自由与法制，应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等等。

对这些问题，梁启超都提出了客观与独到的见解，引发了国民的深思。

而梁启超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塑造具有“新民”人格的新国民，进而形成一个新国家，从而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生存和民族发展前途的历史转变危机。

梁启超看到西方各国教育体制的完善，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更具有先进性，因此希望在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也能培养出具有自尊、自主、自强、自治和具有爱国能力的时代人才。

梁启超认为，培养出中西贯通、具有政治胸怀的人，才是解决自身封闭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根本方法。

因此，在内容上，梁启超的新民人格的“新”，既包括道德方面的新民德，又包括了以国家主义为主导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更新，为人格的内涵开拓了广泛的时代视野；在方法上，他兼收并蓄，革故维新，采用“淬厉”和“采补”中西文化主体思想的精华，倡导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相结合的精神。

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所做的题为“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提到，我们青年学生进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学做人，而不只是为了求学问，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或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我国古代先哲说过，成为一个人就是要具备“三达德”，即智、仁、勇，这是中国古代对人类道德的最精练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具有了“三达德”，就会像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因此，梁启超认为，为了不惑，最要紧的是养成判断力，可通过积累一定的常识和磨炼遇事细密而踏实的思考来完成。

为了不忧，必须要知道忧从何来。

他认为，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需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体现在“一忧成败，二忧得失”，就如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

即拥有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虑成败和得失，就会实现最基本的人格了，养成“仁”的人生观便可以无忧了。

为了不惧，就需要养成坚强的意志，方法是: 第一要光明磊落，第二要不被不好的欲望牵制自己的行为。

从“养成”判断力、“养成”仁的人生观以及“养成”坚强意志看来，人格的培养是有方法可取的，是有过程可循的。

这对于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青年克服人格缺陷，养成理想人格，显然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

二、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存在的人格问题正如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提到的那样，青年人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只学好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古代对“成人”的要求是“三达德”。

而反观当今社会，由于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及思想的多元化使当代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深刻冲击，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一部分青年的人格缺陷也日益凸显。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失信、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缺乏团队精神和享乐主义等方面。

而当代青年之所以出现这些人格问题，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小我意识增强，大我意识弱化。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明显增强，对社会、组织及家庭的依赖有所弱化，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个性化更加明显。

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分强调自我价值和个体自由的倾向，忽视了他人的感受和对社会的影响。

第二，道德认知有所提高，但道德践行不够。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价值和公德文化在青年的道德观中总体上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传统美德需要继承和发扬，但在实际生活的践行上，往往不尽人意，自律性不强。

如公共场所吸烟、公交车上不给老弱病残让座、在文物古迹上刻画、失信他人等均在当代青年身上有所体现。

第三，竞争意识强了，但团队精神少了。

所谓团队精神，简单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

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需要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

然而，在当今青年身上却很难找到“团队精神”的痕迹，他们更认同个性张扬是自我最佳的表现形式。

在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侵袭下，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利用，就是要不择手段地竞争。

从伦理学角度看，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指的是人性的自私性，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而我国当代青年人，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利己的心理和行为，认为国家与集体的整体利益是虚幻的和不真实的，只有个人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认为只要切实维护好个人利益就能实现自身价值，至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都可以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不予考虑。

第四，自我意识膨胀，科学理性缺乏。

据华北电力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对部分青年群体所做的思想道德现状调研显示，在回答“你努力工作主要是为了什么”时，有55%的青年回答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可”，有36%的青年回答是为了“谋生的需要”或“提高个人生活水平”，只有6%的青年回答“为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贡献”；在问到“你所信奉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时，有34%的青年选择了“走自己的路，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有11%的人选择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我国当代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我意识膨胀的现象。

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青年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攀比、讲排场、比享受的不良习惯。

例如，穿戴要求名牌，用餐讲究去价格昂贵的餐厅，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合理节约；与此同时，青年人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虽然视野开阔了，但是思想和行为方式却受到很大的影响，“哈韩”“哈日”“哈美”的青年人越来越多，无论从外在装扮还是生活方式方面，都有盲目崇拜和跟风的现象。

因此，在对事物的判断和选择上，缺乏理性科学的态度，容易受到情绪性因素的影响，亦成为当代青年拥有正确价值取向的一大障碍。

不难看出，这些影响人格健全的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青年一代的成长，长远看来，更是关乎到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三、“新民”人格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启示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梁启超曾说道：“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不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国为未来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毫无疑问，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面对当前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青年更应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国家的落后，千万不能因眼前的物质生活有所提高而有丝毫怠慢。

只有不懈努力，养成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理想人格，才能肩负起强我少年中国的使命。

从梁启超的“新民”人格论中我们可以对当代青年的人格养成得到以下启示：1 培育国家和群体意识，引领当代青年自我价值的实现梁启超说：“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

”梁启超在阐释新民人格的独立、自由、进取和尚武等个体性特点的同时，又呼唤新民的群体性，即责任和义务，认为这是构成社会公德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品格。

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指出，我国国民最缺乏的素质之一就是公德。

他指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因为有社会公德维系群体生活和凝聚人民大众的精神。

若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具备公德心，只考虑私德，那么就会出现“人虽多，会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害”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只有人人都有公德心才能够利群，利群能使国人团结一致和自强不息，才会具有国家思想。

从今天的视角看，即是从道德教育推及到爱国主义教育，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具有现实意义。

梁启超在《论国家思想》中认为，“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

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

在他看来，国家和朝廷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是有国家思想的人，也是会爱朝廷的，因为朝廷是国家的代表。

但爱朝廷并不等于爱国，如果朝廷是合乎时势且顺应民意的，那么拥护朝廷，即等于爱国，否则也相当于没有爱国思想。

可以说，梁启超的国家思想视野开阔，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忠君主义”和封建阶级限制，接近于民族精神，他要求新的国民要具有类似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这为爱国思想注入了时代新意。

当代青年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缺乏深刻认识，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发展的可行性，只一味强调个人的发展需求，缺乏理性判断，忽视国家意识，这样，便不能很好地处理人格自由的实现与国家自由发展的关系。

在谈及自由时，梁启超格外强调了自由决不是“放纵”，是在理性的判断后国民应具有自由抗争的心，这恰恰是当代青年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