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

海上译谭之七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谢天振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顶尖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尼南贾纳、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

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安德鲁·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译界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阐述翻译。

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以为这两个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人士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二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

而且，即使是曾经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层面。

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正如已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

也即是说，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p.7）国际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滥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蔚为大观，至九十年代末则通过巴斯奈特之口宣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完成”。

代表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们的著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陆续续地开始介绍到国内来，这其中也包括廖七一教授主持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和《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两书。

然而，国内译学界对国际译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及其代表性理论著作的反应却是比较复杂。

一开始他们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国门初开，国内译学界首先注意到的是国际译学界中于五十年代开始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对卡特福特、纽马克、尤金·奈达等一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家们的著作及其理论更能理解和接受，因为“等值”、“对等”的理论与他们关于翻译的固有理念更为契合，而对于文化学派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译论，不少国内译学研究者多少感到有些隔阂。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国外翻译研究中代表“文化转向”的译论不断介绍进来，国内译学界比较多的人首先感到的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有人因此惊呼：“近十年来，随着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翻译的忠实观在我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地位已岌岌可危。

”同时感到困惑：“翻译还要不要讲求忠实？”（孙致礼《翻译应该尽量“求真”》，《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还有的人面对近年来译介进来的文化学派的译论，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是对“信”与“化境”的消解，因而发出近乎惶惶不可终日的哀叹：“作为传统翻译标准的‘信’（‘忠实’）的‘神话’正在走向终结；作为翻译最高境界的‘化境’标准也被视作与‘解构主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凡此种种，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照此发展势头，传统译论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也许将日趋式微并最终淡出，亦未可知。

”（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读到了廖七一教授的《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读到了一部明确宣称“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非规定性的（prescriptive）”翻译研究论著，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国内译学界终究还是有人能正确理解、把握当前国际译学界出现的“文化转向”的实质，终究还是有人能恰当借鉴和应用国外文化学派的译论。

不仅如此，他还能融会这种译学理念，然后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里寻找到合适的个案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不仅为国内已经发展到迹近显学的胡适研究添上独特醒目的一笔，更为国内译学界提供了一个鲜明厚重的描述性研究的个案实例。

廖七一教授的这部著作《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

这不仅是国内胡适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国内译学界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突破。

作为译介学理论的首创者，我还觉得这是一部最能从实践研究层面体现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样本，是目前国内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一大收获。

对国内胡适研究的详情我了解得不多，但从本书作者收集、提供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国内研究胡适的文章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即多达1444篇，2000年后发表的研究胡适的论文也有733篇，但其中研究胡适翻译的却只有25 篇，而研究胡适诗歌翻译的更只有寥寥4-5篇。

仅此一端，即已经足以彰显本书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的意义。

然而，本书的意义决不简单地在于“补白”。

传统的从文学角度出发的胡适研究多关注胡适对白话运动的贡献，也都会提到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但像本书这样对胡适的译诗做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却几乎没有。

而七一教授通过对胡适译诗全面深入的考察，发现了胡适在诗歌翻译主题上的转变――从急功近利和“济用”主题转变到宗教、哲学、文学，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进而指出这正好表明胡适“救国之道”理念的发展和成熟，表明胡适志趣理念的嬗变。

与此同时，七一教授又考察了胡适译诗的语言和文体的变化。

胡适译诗的语体也有一个从五七言古体、骚体到白话自由诗的过程。

七一教授指出：“胡适用白话译诗不仅暗示了他平民大众的阶级定位，同时也表现出他平民化的文学观念。

”他更进一步指出：“胡适译诗的平民化，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现代化中的民间化趋势，适应了诗歌深入民众、反映现实的历史必然要求，从而改变了文人士大夫贵族化诗歌的偏狭心理，革新了译诗的语言，探索了译诗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诗学观念，为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新诗向语言白话化，文体的通俗化和内容平民大众化的转变。

”这样的一些分析，应该说都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我比较熟悉、也更感兴趣的是七一教授如何在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应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理论，来分析胡适诗歌翻译这样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个案。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七一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以西方译学界的操控学派理论为其研究前提的。

尽管书中对此并没有明说，但作者显然坚信，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受制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受制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坚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左右他对原文的解读，并左右译文的倾向和功能”。

基于这样的立场，本书作者就能从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发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窥见胡适的诗歌翻译与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和翻译诗学的偏离和叛逆，从而体会到“翻译文化批评强调译者的显形（visibility），强调意义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确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对庞德和胡适译诗的比较研究是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章节之一。

作者通过仔细的考察，归纳出两人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三个共同点：“其一，他们有明确的翻译目的，‘极力通过翻译文本将自己的交际目的付诸实践’，使翻译与自身的文学使命联系起来；其二，超越主流的诗学规范和传统的忠实观和翻译手法，在诗体、诗形和语言上刻意尝试；其三，他们的译诗都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当作创作来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如此，作者分析说，是因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思想实际上与巴斯奈特、本雅明的翻译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高度重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和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生命的延续（life-hereafter），而不是过分计较译文是否字当句对。

这对当时的主流诗学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和创新性’。

”不无必要一提的是，作者在进行这一个案的比较研究时，注意力不在于纠错正讹，也不在于评判两者孰优孰劣，他关注的是两者背后隐藏着的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传统巨大差异掩盖下的“一致性与规律性”，这就把翻译研究带上了广阔的文化研究的层面，也使本书具有了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

本书对译者意图和文本功能的分析也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

这一章也许是全书最富理论性的一章，同时也最能透露出作者对当代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的娴熟把握。

七一教授非常正确地指出：“但是，翻译应该如何是一个规约性的标准，并不能代表翻译研究的全部。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文本的文化功能将成为译论研究的重点。

多元系统、女性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实际上已将翻译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发生、形成和运作的机制。

”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译学理念的指导下，本书作者在从事胡适诗歌翻译这一个案研究时，才没有把精力化在探究胡适在翻译诗歌时的一字一句的意义得失，而是通过在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对译者意图、翻译策略和文本功能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揭示出胡适诗歌翻译开创中国白话新诗纪元的意义，揭示出胡适的诗歌翻译为白话新诗在中国的接受所提供的话语支持的价值。

由此可见，本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是一部比较文化的著作，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

对比较文学，国内学界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一个外国作家与一个中国作家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