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关键词：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工业商品市场经济；金融市场经济；新经济；新经济转型一、中国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管子?轻重》诸篇论述了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等措施，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使国家富强。

管子对市场的作用也很重视，认为市场是一个整体，他说：市者，货之准也。

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黄金者，用之量也。

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

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

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

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

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实际上就是动态的市场经济平衡论，也就是说，一切商品只有在市场中才能通过价格体现它们的真正价值，而在市场中，最重要的是黄金的作用。

这显然是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运行。

管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王安石变法中就提出，国家应该在丰收年景收购粮食，在歉收年景卖出粮食，保持市场的稳定。

中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首要大事。

中国真正形成农业、手工业的市场经济是在秦汉时期。

其实，秦代采取郡县制，是消除了诸侯割据，为中国形成一个大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王夫之评价秦统一的意义时说的那样：“天假其私以行大公”。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中国长期的统一，即使经过动荡，仍然能维持长期统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形成了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农业手工业商品市场，这个统一的市场的力量战胜了分裂的力量，因为割据是不利于商品流通的，所以，人心总是趋向统一。

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一统的思想是与统一的中国市场密切相联的。

过去，我们的研究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情况。

现在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个明显的特征。

总而言之，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才能达到和谐。

农业是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及使用权的分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我国商周时期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实际上“王权”是国家象征，这是土地国有制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着土地分配权，王室的所在地叫做“王畿”，其它土地是以分封的形式分配给诸侯、大夫，这些贵族实际上得到的是占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向王室纳贡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战时出兵等各项义务。

贵族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世袭继承的。

明代王叔英说：“古者田皆在官，……后世田有官民之分。

”所谓“官田”，就是国有土地；而“民田”则是指拥有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民田的出现，是在战国时代，孟子的“八家共井”是一种劳役地租形式，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所以后世关于“井田制”的争论，往往说不清楚。

最明显的土地变革是商鞅变法。

分到土地的农民是要向国家交租和服劳役的，同样道理，地主也必须向国家交租，所以收取租税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体现，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作为土地的占有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对国家承担义务。

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也可以当作遗产被继承。

这里必须注意，过去的研究者误认为这种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制，其实被买卖的是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因为买来的土地仍然要向国家交租税，并承担劳役。

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自耕农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兼并的主要对象。

土地兼并过程，实际上就是地租的转移的过程，失地的农民向地主交租。

地主拥有的土地越多，经济实力积累得就越大，兼并土地的力量就越强。

因此，汉代董仲舒发出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感叹。

土地兼并的具体形式，一种是购买，一种是巧取豪夺，还有二者兼而有之。

土地兼并实际上形成了土地流动的市场，这就是中国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的基础。

中国在秦、汉以后，不存在土地逐级封赐制度，因此，地主占有土地并无严格的等级结构。

西晋实行过官僚、贵族按品级占田的制度，唐代也有亲王、百官按品级受永业田的制度，但是，西晋、唐代官员在占田受田外，还可以购买土地。

宋代规定的按官品限田，实际是限制官员土地的免赋役额，在这个限额之外，还可以购买土地，只要负担赋役，就可以扩大占有土地。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王室成员还是各级官吏在他们的免赋役限额之外，仍然存在着大量承担赋役的土地，当然这种所谓的“承担”是从法理和法律意义上说的，实际的操作是想方设法逃避或者少承担。

自耕农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稳定的。

由于租佃制的存在，使中国佃农没有完全被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少数佃农甚至还可能上升为自耕农。

但是，更多的农民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往往成为“流民”，而“流民”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雇工和手工业工人。

地主兼并土地形成了“规模生产”与“小生产”并存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延续着。

先看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战国时期的许行，曾经聚集数十人于滕国，试图实现他的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理想，《汉书?食货志》描述其成员衣褐、素冠，俭朴之至，但是，他们的生活是靠与“百工”的交易，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自织而衣，自己制造陶器，甚至自己制造家具，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农业生产，他们与百工的交易主要是“以粟易之”，也就是通过出售粮食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农具。

这些都说明，即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不能脱离市场而存在，他们必须依赖农产品与百工的交易才能生存，也就是说，所谓“自给自足”并不是简单的一家一户，而是指的一定区域，甚至是一个市场。

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商品，这也是管子“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的市场经济思想的事实根据。

其实，不仅农业生产，甚至纺织也不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能够完成的，《战国策?秦策》有一段话是描述“处女”的：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

家贫而无烛者欲去矣，谓处女早曰：妾以无烛帮，常先扫室布席，何爱于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处女？“处女”即是群处而织者，她们是“妇人同巷，相从夜绩”。

白天从事家务，做一些辅助性农活，晚上聚集在一起进行纺织劳动，同时而做，可以节约灯油和取暖的柴禾，更重要的是交流纺织技术。

所以真正的自己家庭的独立纺织，并不占主要地位。

群处而织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纺织作坊的出现。

我们再看庄园经济。

汉代土地兼并造成的是大庄园经济的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经济发展引起思想家的注意，东晋谢灵运的《山居赋》描述得很详细：左湖右江，往渚还汀。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

……《颜氏家训?治家篇》详细描述了庄园经济的功能。

甚至在《齐民要术》的《耕作》篇中，也详细介绍了庄园经济。

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庄园经济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技术进行规模经营。

当时出现的三人耕法，二牛、三牛相配套的大型农具，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做到的。

这种庄园经济又是建立在农民成为庄园主的徒附、部曲、宾客、佃人、奴婢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庄园经济是一种有组织的规模生产，其经济实力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有很大影响。

粮食、布匹、食盐、铁器是中国传统经济中的四大内需商品，也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支柱。

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所以粮食、布匹、食盐、铁器主要是满足内需，而不是出口，真正出口的商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

中国秦汉时期，虽然生产力提高，但是粮食生产并不稳定，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农业的丰歉很容易造成粮食价格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也很容易引起其它商品价格的波动。

例如秦王朝统治时期，有记载可考的灾荒歉收计有：始皇三年岁大饥；始皇十二年天下大旱；始皇十七年大饥；始皇十九年大饥。

平均四年发生一次。

《汉书》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即使是汉武帝时所谓盛世，这种波动仍然存在，据统计有十七次之多。

所以管仲把粮食看作是最重要的商品。

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也反映出食盐和铁器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最有趣的是纺织工业品市场。

战国秦汉的齐鲁、陈留、襄邑、成都都是有名的纺织品生产基地，丝绸、棉、麻是纺织品生产的主要原料。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棉、麻纺织品是主要的衣料来源，丝绸衣料主要是富人的象征。

但是，丝绸产品的丰富已经超出了内需，成为汉代主要的出口商品。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上古史》，称中国为“Seres”，即希腊语“绢”之义。

公元前150年，托拉美《地理书》中亦记载希腊商人到过“绢国之都”。

此地据一般学者解释，相当于今日新疆疏勒，为中国古代西部之国际市场。

《汉书?西域传》称疏勒有列市，亦是证明。

据此，说明中国丝绢早已运至疏勒，再转运至欧洲。

“丝绸之路”的称谓便是自汉代开始的。

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以汉丝绢之类居奇，丝绸在外贸中起了重要作用。

战国时期出现了职业商人，他们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王室封君鹗君启，拥有一支活跃于江淮地区的商队，最多时拥有150只商船，运输量达到1800吨，车队50辆，运输量达到500吨。

这种商人带有官商色彩。

同时，民间商人也出现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商人和他们的业绩之后发出感慨：说他们无秩禄之俸、爵邑之人，而乐于之比者，命曰素封。

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中，职业商人不仅从事商品的运输和买卖，而且介入到实业中，甚至投资于手工作坊和工场中，最明显的是医药行业前店后场的模式。

中国古代手工业有三种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的特点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工匠在官吏监督下生产，资金雄厚、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水平高。

原材料由官府提供，产品由政府调拨，一般不进入市场。

私营手工业，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代中期占据主导地位。

私营手工业经营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唐代以前，私营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唐宋以后，私营手工业得到显著发展，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至明中后期出现大规模手工业作坊，实际上演变为制造业工场，而且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工受值”式的雇佣劳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都与手工作坊和工场有着密切联系。

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手工工场生产发达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手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不仅农业生产中出现了短工、长工，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职业的手工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