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转向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HUNAN UNIVERSITY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翻译学概论课程学期论文论文题目：论文化转向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学生姓名：马小芳学生学号：20111301415专业班级：英语四班任课老师：朱健平2013年 1 月 4 日摘要：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在本土主流文化的强势主导下，外国文化的引进与传播为本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责。

尤其是翻译界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后，打破了原来译介专注于语言研究的课题，转而从文化这个更深的层面上探讨翻译。

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其源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并高于社会现实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而文学翻译是将这一意义落实到各国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文化转向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文学翻译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ulture, local culture has been influenced a lot. Foreign culture adds fresh vigour to origin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media, literary transl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turn”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Originally, translators focused on language translation, but now the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elements during translating. Literatur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arrier of culture, so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great effect on culture transmission.Key words:cultural turn;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ross-culture ; literary translation第一章引言1990年，Susan Bassnett 和 Andre Lefevere 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主张翻译研究应该实现从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向关于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范围的研究的转变。

［1］这一翻译研究方向的转变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突破了对字、词、篇章研究的局限性。

同时，文学作为文化的良好载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势必造成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文化因素的重新估量。

这也为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二章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语言的研究，着重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位置和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和影响。

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也不仅仅是两种文本极其文本内在价值的转换，而是蕴含着两种文化的转换与交流。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翻译理论研究转向异彩纷呈，主要理论标识有操控学派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权）主义翻译理论等，这些学派之所以归在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的名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都强调文化因素（广义上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历史、审美等因素）与翻译的关系和对翻译的影响；二是他们都强调提高译文（或翻译作品）的文化地位，或与原文平等，或比原文更重要；三是他们都将研究中心由原文转向译文。

[2]翻译理论的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以文化转向为指向标的翻译研究下，各种翻译作品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在文化转向指导下的翻译研究，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翻译即为在原有文本基础上再创造，对原有文本进行解释创造。

居延安在一部译本的前言中写到：“严复要求翻译做到‘信、达、雅’，这只可追求，却是无法完全地实现的。

事实上，每一种译本都代表着翻译者和译编者对原著的一种理解、一种解释、一种延伸和一种创造，有时也难免产生误解和曲解。

”没有哪种译本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再现原著的内容和思想，每一种译本无一例外地都是对原著的一种‘解释’（interpretation）。

极而言之，翻译就是解释，”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3]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Andre Lefevere也曾表明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对原语文本改写（rewriting）。

埃斯卡皮称之为“创造性背叛”，他说：“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他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它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4]译者在处理原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有权根据所需对原文本进行改写，这个改写过程本质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

译者对文本操纵的结果是会影响到两种文化的互通有无。

一方面，把异国文化带入我国文化有助于丰富发展我国文化，例如五四运动时期翻译作品的大量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文艺界颓废低迷的局面，为我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异国文化的输入也可以挑战我国原有主流文化，使我国主流文化从中心位置走向边缘化，这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认同度上。

第三章跨文化背景下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文化与翻译的密切相关性不言自喻，不同文化的差异即给翻译带来了难度，也为翻译增添了多样性。

自从人类进入航海时期以来，国与国之间就加强了互通往来，不管这种往来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它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互动，在互动过程中，文化差异与冲突也日渐显现出来，这势必会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给跨文化交际造成困难。

随之而来的是翻译界对文化可议性的研究，而文化的可议性又涉及到语言的可议性。

因为语言和文化互为依存，密不可分。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语言的传递，文化的发展必定以语言信息中的文化成果为根基。

而不同语言必定会不可避免的烙上其所在文化的民族烙印，因而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也十分迥异，这就给两种语言的转换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背景强加给语言文本的各种信息，例如：在中国“男女老少、父母兄弟”这样的词序排列就是有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儒家思想决定的。

尽管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肯定文化可译性的绝对存在。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宇宙和地球，许多生命历程是不同民族的人民都要经历的，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

除此之外，文化本身还具有兼容性。

人类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影响及相互促进的性质，从而达到相济相调、相得益彰的积极结果。

这种文化兼容性对于文化翻译有着特别的意义，是文化可译性的重要依据。

[5]然而，在肯定文化可译性的存在的同时，我们不能否定文化不可译性的相对存在。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物质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必然造成文化的差异性，使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由于“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一种文化中存在的信息很难毫发无损地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中，从而造成了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

[6]针对文化的差异在翻译界出现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理论，异化与归化的争端也由来已久。

异化理论指导下译者在翻译时侧重于异质元素的传播，翻译文本贴近原语文本，由此而来的翻译实践方法便是直译；归化则是将异质元素用本土人们所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将异文化本土化，融入本土文化，由此而来的翻译实践方法就是意译。

归化的译文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习惯，易于被读者接受，以此为代表的便是林纾，林纾的翻译倍受欢迎，尽管他本人不懂外语。

异化的译文则尽量保留原作的风味，为的是将异域文化原本地传入本国，丰富本国文化，以此为代表的就是鲁迅，坚持异化的翻译原则，着实为革新中国文化风气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今天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也达到了一定高度，因而异化翻译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笔者认为在翻译实践时应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统筹。

异化与归化不是对立的，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对于一些人们不能理解的异域文化还是要采取适当的归化方法，从而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第四章文学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

翻译文学不仅是对别国文学的重新展现，也能够拓展民族文学的视野，使民族文学的发展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歌德曾同人讲到：“我们德国人如果不摆脱自身环境的小圈子，我们便有坐井观天之虞。

所以我喜欢收集其他民族的著述。

我规劝大家也这么做。

时至今日，民族文学已无大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业已来临。

所以每个人都应努力促进这一时代早日到来。

”[7]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手段，其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亚于原创文学作品。

从原语到译语的转化过程，是对原语文化的再创造，是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同的产物。

刘宓庆认为，源语文化通过译语文化达到第三种文化。

这里的第三种文化已经不是译语文化，更不是源语文化，而是一种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恰调和”的结果，是翻译家们，也是读者们最终所向往的多元文化的产物。

[8]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务必要考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作品重新定位，估量其价值。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文化反义观。

文化翻译观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 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 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关键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

[9]文学翻译因时因地而变化发展，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单纯从文字篇章层面上孤立研究。

文学是一个囊括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内容的大的系统，译者在做翻译研究时，必须具备原语和译语双重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

例如：王熙凤初见林黛玉时对贾母说过这么一句话“·······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