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千秋 各臻奇妙——唐人咏蝉三绝

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唐人咏蝉三绝

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唐人咏蝉三绝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

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

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内涵，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苏轼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

人语”。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釆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

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