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与合肥城市建设之比较

“推进科学发展、加速安徽崛起”主题征文东京与合肥城市建设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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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与合肥城市建设之比较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正是要本着这一要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探寻改革之道。

合肥虽为一省之会，在行政级别上不如东京都高，但其区域面积和发展契机是完全可与东京进行一较的。今就合肥与东京基本情况，东京城市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及对合肥的启示略作一文，以应“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之理念。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作，数据有不确或论点有偏颇之处的，请读者批正。

一、东京与合肥基本情况对比

我们通常说的东京市即东京都(Tokyo Metropolitan)，面积仅为合肥的1/3不到，人口密度却比合肥大出很多。

东京和合肥不一样，其是一个多功能型的首都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机能于一身。东京市面积仅占全国的

0.6％，但GNP占全国的20％。全国1/4的公司集中在东京；全国1/3的银行集中在东京；东京有大学（包括短期大学）191所，占全国的49％。而合肥是安徽省省会，全省政治、

经济、文化、科教、商贸、交通和信息中心。合肥虽仅为省会城市，却是沿海之腹地、内地之前沿、“泛长三角”经济区天然成员，以合肥为圆心、半径500公里范围内，覆盖中国东、中部7省1市。合肥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拥有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00多个；以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各类高等院校59所，在校学生48万人。博士授权点138个、有24个学科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这就说明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与东京这样的首都城市还是有可比性的。

东京作为一个人口上千万、城市功能高度密集的首都城市。东京位于东京湾沿岸，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十分有限，东京城市的发展，不可能像欧美国家的城市采取低密度、粗放式的扩张模式，合肥要建设“大合肥”，要设“通江达海”之愿望，所以，东京的城市建设之路对合肥很有借鉴意义。

二、东京城市建设中的教训及对合肥的启示

东京是世界上受大城市过度发展的损害最严重的城市。它的“经济奇迹”使它在人口和就业上都迅速发展，同时，它的交通，市政设施和污染等问题都突出地存在着。因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两个重要对策；第一，从全国区域的调整来

减轻外部对东京圈的压力。第二，从东京自身城市布局的调整来缓解东京的困难。

1、人为地控制城市规模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

二战结束后东京进行战后重建，城市迅猛发展，出现了“大城市病”。为解决这些问题，东京坚持“控制超大城市发展的理念”。1959年颁布了《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设施控制的法律》，将东京市下辖的23区和部分市划为控制区，控制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业新增项目。这一政策对于控制大型工业设施的增加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但造成东京工业设施小型化。1959－1979年间，东京就业人数在300人以上的大型工厂减少了约40％，但同时，就业人数在30人以内的小型工厂数量却增加了2倍。可见，用行政手段人为控制城市规模，不符合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不仅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还贻误了发展时机。试想，东京如果一直延续“控制超大城市发展发展的理念”，东京日后不可能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伴随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各类产业设施进一步向东京及首都圈地区聚集，城市问题日益严重。

目前，合肥常住人口规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一再突破规划目标,合肥面临人口膨胀的巨大压力。合肥城

市的发展是牵引式属于故意为之，但从目前看人口的流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已经不是当初的牵引式了，而已经形成惯性。2003-2007年，合肥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为34%，超过同期16%的全国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人口的流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受经济规律的支配，从东京的教训看，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限制人口的流入，收效甚微。

2、强化城市功能分区

东京的金融贸易功能高度集中在三个市中心区（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中心区金融、商务功能的集聚，常住人口从东京都向周边地区迁移，导致区域居住功能与就业功能严重失衡。1991年东京三个城市中心区的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的比例为9.0，远远高于同期纽约曼哈顿区（3.7）、伦敦中心（2.7）、巴黎中心区（1.5）这些世界大城市中心区的比例。

吸取东京的教训，合肥不仅在新城建设中要避免建设纯粹的住宅区，在旧城改造中还要避免建设纯粹的商务区。为了促进中心区常住人口的增加，1991年东京都制定的《东京都住宅总计划》中专门设定了“都市中心区居住回复地区”，要求这些地区应建造一批集商业、商务和住宅为一体的大楼。

3、被动、片面、单一的环境保护政策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给东京带来了噪音污染、工业废水污染河流、地下水过度抽取、有害气体污染等严重的公害问题。1949年，东京都制定了“工厂公害防止条例”，成为日本最早开始采取措施应对工业污染的大城市。根据这一条例，工厂的噪音、粉尘、有害气体等列入了控制象。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京都开始采取工业废水排放控制。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东京都的工业污染问题仍然日益严重，到60年代工业废气排放导致了严重的光化学烟雾现象。1970年东京都成立了公害局，对工业公害的防治和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型环境问题显现，最突出的是生活垃圾的激增带来的垃圾处理问题。1974年东京都出现的酸雨现象和1975年出现的土壤污染事件，反映东京都的城市环境在进一步地恶化。这一时期东京都的环境政策特点表现为：一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1967年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确定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当时“经济优先、后果治理”的环境政策。二是单一治理工业污染，而忽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机动车污染。三是被动治理，而不是采取措施积极地预防。单一、片面、被动的环境保护政策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