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浅析
浅析前蜀王建墓的两次发掘
浅析前蜀王建墓的两次发掘作者：张寒冬来源：《卷宗》2018年第08期摘要：始于1942年发掘的前蜀王建墓，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
作为前蜀王建墓的发现者，发掘主持者以及后续田野报告的编撰者，冯汉骥先生功不可没。
先生耗费20余年心血撰写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至今仍为历史时期田野考古报告的经典之作。
本文以王建墓第一次发掘期间田野方法上的争论为切入点，结合冯汉骥与吴金鼎先生的教育背景对上述争论做了说明。
并对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部分海归人士做了梳理。
关键字：王建墓、冯汉骥、吴金鼎、史语所前蜀王建墓位于成都西郊老西门外，为十国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在发掘清理前被误认为是汉司马相如的琴台。
1940年秋因琴台下挖建防空室，永陵被冯汉骥先生首次发现，然而当时无力发掘，先生便请当局将其封闭。
至1941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后，方由先生等着拟定发掘工作，并于1942年9月15日开始第一次发掘工作，至同年11月底结束；第二次的发掘工作，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的“琴台整理工作团”开展，以吴金鼎先生领导发掘，冯汉骥等人参加，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至同年9月结束。
关于王建墓的两次发掘，徐坚曾做过下述评述“第一次发掘时，由于未知原因，冯汉骥采取了淘洞直入的方法。
在墓室北墙正中凿出1米宽，2米高的洞门进入，并且沿此线进入墓室，但不久即发生坍塌而导致发掘终止。
即使在20世纪前期，这种不顾周围环境，挖坑直入的发掘方法也很难被当成发掘墓葬的适宜之法。
第二次发掘中，吴金鼎改用全面揭露的方法，其发掘过程自前门开始，清理淤泥及南拱门，然后进入内室。
从田野发掘的角度而言，第二次的关注视野显然比第一次的宽泛而缜密，科学性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发掘报告经冯汉骥系统编辑，因此吴金鼎如何处理王建墓的更多细节，如同他在城子崖的田野工作一样，已经不可辨识了。
”针对徐坚先生的评述，就田野方法而言吴金鼎先生所秉持的全面揭露法较冯汉骥先生先前采用的探洞法更为优越，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艺术欣赏角度初探成都永陵
从艺术欣赏角度初探成都永陵作者：易江崃来源：《卷宗》2016年第11期摘要：永陵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修筑在地表之上的地上陵，历时千年完好无损，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例典范。
从发掘至今，学术界对永陵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
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觉再一次走近这座宏伟的地上帝陵。
关键词：永陵；前蜀王建墓；拱券；雕刻；音乐舞蹈成都永陵，也称前蜀王建墓，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
永陵发现于1940年，发掘于1942年，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地上陵。
地宫选址考究，石刻精美绝伦，出土玉器、银器巧夺天工，堪为文物精品。
从1942年考古发掘至今已逾七十多年，学术界对于永陵的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据韩莎统计，学者们从陵园墓葬研究、随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四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
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角去观察永陵。
1 古罗马式的拱券结构赋予墓室独特的建筑美感王建墓封土为圆形，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周围界以石条。
墓室为红砂岩建筑，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
全墓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均有木门间隔，朱漆的大门上有鎏金的兽面衔环铺首，环下是镂花新月形饰片。
由于修建于地面之上，墓室因此没有下行的羡道，而是与地面平行的拱券，共14道，前室4道，中室7道，后室3道。
券墙的石块大小不等，有长方形、长条形等。
起嵌时用泥浆合缝，先平铺一层或两层，再竖立一层，如此互叠而上。
冯汉骥指出，这种平竖互嵌法，是四川唐及五代时期最流行的嵌砖法[2]。
永陵地宫之所以宏伟华丽，引人注目，最大的原因是整个墓室采用了建筑上的拱券艺术。
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又称券洞、法圈、法券。
拱券技术早在公元前第 4千纪已在两河流域出现，以后在巴比伦、亚述、印度、罗马应用并有所发展。
拱券在中国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步骤，到西汉前期形成。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的发现之一。
通过对这一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古代蜀国的繁荣与衰落，以及其独特的文化传承。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日期可追溯至1986年，当时考古学家们在成都平原的一个小山包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古代遗物。
这些遗物丰富多样，质地精美，工艺精湛。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这些遗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古代蜀国时期。
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命名，则是因为其中发现了三座大型土堆，这被认为是当时古人的墓地。
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蜀国在历史上的变迁。
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玉器等藏品很可能是古代蜀国贵族、统治者的享受。
这些器物精美绝伦，体现了古代蜀国的文化底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贵族文化开始衰落，具有独立性质的艺术和文化传统也逐渐消失。
从这一点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蜀国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除了历史变迁，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国的文化传承。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三星堆遗址中的陶器展现了古代蜀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饮食习惯。
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龙人、人面鸟身等独特的神话形象，反映了古代蜀国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揭示了古代蜀国的独特文化传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发展与文明演进。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与其他古代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和特点。
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人面鸟身的青铜器，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对这些器物的解读，考古学家们认为这种形象可能与蜀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有关，是古代蜀国独有的文化符号。
这种独特的文化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古代蜀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并突显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
要墓葬 。此墓早年被盗 ，墓室及随葬品毁坏 但从体态与装束来看 ，应是一位女性 ，从石
十分严重 ，未能发现可 以确认墓主身份的证 像残存身体部分 的雕刻来看 ，与王建石雕像
据 ；但从该墓的位置 、时代 、墓室结构及墓 如出一辙。
葬”某 陵。皇后去世 ，则 一般 称 “ 合 周氏偏爱有加 ，将其立为皇后。这足以证明 称 “
周氏在王建心 目中的地位不一般 。 葬”或 “ 衬葬”某 陵。 Ｌ ・ 记 檀弓》 “ ： 合 。又云 ： “ 周公盖 纵观历代有德君王 ，如汉 高祖 、唐太宗 葬非古也 ，自周公 以来”
这 座唐 五代前 蜀 时期 的大 型砖石券 拱 皇室成员莫属 ，进而可断定 ，该墓墓主人可
墓 ，因早年 被盗 ，后又惨 遭施 工作业 的破 能为前蜀 皇室宫廷 中一位非常重要 的女性人
坏 ，墓的券拱部分和前室毁坏非常严重 ，但 物 。再结合文献资料来看 ，它更有可能就是
３ ８
维普资讯
后墓 ，琢石为人 马甚伟 。 ”此为南宋诗人陆 相 比较的地方 。该墓墓室与永 陵墓室均采用
游寓居成都期间 ，所作的 《 剑南诗稿》卷八 规格相似的特制大型砖石砌成 ，同分为前 、
《 Ｉ＝ 诗序 。诗序 中所谓 “ 成都大西 门 中、后三室 。该墓墓室全长 ｌ．米 ，永陵墓 Ｊ 凌》 舌 在 ６ ８
内残存文物等 ，结合文献记载提供 的线索来
由上可知 ，该墓无论从建筑形式 、使用
综合判断 ，可推定该墓应 为前蜀皇帝王建的 的建筑材料及雕刻技法来看 ，都与永陵 （ 王 皇后周 氏之墓 ，即陆游诗中所提到的 “ 太后 建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 ，该墓与永
前蜀王建墓
前蜀王建墓陵墓形制编辑墓室结构王建墓陵台呈圆形，夯筑，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基部周围垒以条石。
陵台之外，每隔2.5或1.5米有砖基1道，共3道，似为陵垣遗迹。
正南面第一、三道砖基之间。
建包砖夯土墩1对。
陵前有无列石，史籍不详，但1971年曾在陵南300米处出土唐-五代风格的文官石像1 躯。
墓室建于陵台之下，南向，无墓道，全长30.8米，以14道红砂岩砌筑的拱券为骨架，券间铺以石板。
券及石板表面次第涂抹细泥、白垩，其上再施彩，券顶天青色，壁面朱色。
有前、中、后3室，每室装木门1副，室间有甬道相通。
永陵内部中室中央偏后有须弥座式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四周有或舞或奏的伎乐浮雕，形神毕肖。
据考证，伎乐乐器组合属燕乐,特别是汉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杂有清乐系统乐器。
棺床两旁列有托棺床的十二神半身石像，均顶盔（或戴冠）贯甲，孔武肃穆。
出土文物编辑永陵出土文物该墓因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
棺内有玉銙、铊尾和银扣保存完好的大带。
后室所出宝盝及谥宝、册匣及玉册，或存原貌，或可复原，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
银盒、银钵、金银胎漆碟、银平脱朱漆镜奁，装饰繁缛精美，是当时的工艺佳作。
后室石床上放置墓主上置墓主圆雕石像及谥宝、玉哀册、谥册等法物。
雕像头戴折上巾，着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符合史籍所载王建相貌，堪称古代写实精神的佳作。
谥宝、谥册皆载其谥号为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
发掘意义编辑前蜀王建墓在形制、布局和出土文物等多项发现上都创造了中国古代陵墓发掘的独一无二，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在中国陵寝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建永陵彼佛国土，常作天乐
王建永陵彼佛国土，常作天乐王建墓又称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寝。
天复七年，王建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
光天六年（918年）夏六月，王建驾崩。
十一月三日便下葬永陵，中间仅相隔五个月。
因此永陵的设计与营建应当在王建生前。
王建墓的墓室是一座地上建筑。
其建筑的基脚系在平地上挖基，内填以卵石，中间杂有少量的红砂石小块，券墙则直接建于卵石之上。
在建成后，又在其上面加盖高15米，直径约80余米的巨大封土，形成陵台，陵台周围界以石条。
根据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记载：墓室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分前、中、后二室。
其中中室最大，后室次之，前室最小。
每室之间以木门间隔。
前室由四道石券构成，主要作用相当于羡道，其面积仅能容门扇的启阖及踏道，应不会置有随葬品，发掘中也未发现任何器物的痕迹。
中室由七道石券构成，长12米，宽6.1米，高6.4米。
墓室中部设有须弥座棺床，为红砂岩建筑，高0.89米、长7.54米、宽3.35米。
棺榨全部为木制。
棺中有水银，玉带、银器等。
后室由二道券拱组成，较中室之券为低，跨度亦较小，长5.7米、宽4.4米、高5.5米。
石床位于后室最后,约占全后室一半。
石床上安置王建坐像，石像前摆放着谥宝、哀册、谥册等法物。
王建永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馆床之雕刻：二十四伎乐与抬棺十二半身像。
通过与唐代帝陵和法门寺地宫的比较，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认为王建墓与佛教瘗葬制度相似，法门寺佛舍利在唐代的特殊地位为王建墓的形成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而王建与大臣对供养佛舍利的物品以及地宫形制、结构的了解便为王建墓的布局提供了视觉上的积累。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棺床二十四伎乐的雕刻体现了佛教西方净土的思想，体现了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的渴求。
西方净土变在四川唐代石窟中屡见不鲜，其中伎乐的形象广泛存在，比较著名的是有石笋山、郑山等地的摩崖造像。
而抬棺十二半身像则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
佛教图像中关于抬棺、护棺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比丘尼抬棺、力士举棺、金刚负棺或护棺。
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
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巴蜀春秋之四十一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文和运超成都永陵，当地人都知道过去叫王建墓，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里面也没什么富丽堂皇，很难相信这里是一个古代皇帝的墓葬，唐末五代时期不太长久的前蜀，他的事迹也不像刘备、诸葛亮那样轰轰烈烈，街知巷闻。
但事实上王建能从一个普通人到当上皇帝，一生并非庸庸碌碌，平淡无奇。
他从底层无知无识的街头无赖混混，到私盐贩坐牢，到中年投身从军，最后当上皇帝，今天看来足够传奇励志了。
这样的一个王建究竟有什么独特本领，在唐末五代的复杂环境下，能够打拼开创一番事业呢？成都市王建墓永陵一、王建在唐末进入四川的背景王建来自中原，出生于许州舞阳县（许州在隋朝以前属于大名鼎鼎的颍川郡，人才辈出，舞阳县今属于河南省漯河市，之前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中唐诗人王建也是许州人）一户贫民家庭，唐朝中期以来，中原连年纷乱，王建家贫，没有机会读书，很早便步入社会讨生活。
唐朝社会风气历来文武并重，王建没法读书，少年时经常跟一帮乡里无业游民厮混，以偷驴杀牛、倒买倒卖为业，成了当地名声不好的无赖混混。
乡亲不堪其扰，经常咒骂王建等人。
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称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一记载经常被后人拿来调侃说事，认为王建在家乡混的很糟糕，乡亲都羞辱咒骂王建。
这是一个过度解读的误会，欧阳修记载的“王八”不是今天人们印象里侮辱人的乌龟王八，而是据说王建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的王八。
稍微了解一些唐诗宋词作者称呼的人都该知道，当时文人墨客官场交际关系比较亲近都常常以排行相称。
那么，乡里乡亲是出于气愤王建年纪轻轻不上进爱偷抢，这才骂他为贼。
王建长期穷困潦倒，又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背景，为讨生活，他只能贩卖私盐铤而走险。
但这种业务饱一顿饥一顿，而且有很大风险。
整个唐朝后期虽然不排除南方一些城市开始超过北方，但经济总体十分萧条萎靡。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文字版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漆器是王建墓内出土的重要器物之一。
其中的玉册匣，宝盝等己由杨有润同志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中加以介绍，但尚有未尽，特别是其中的银铅胎漆碟，为所发现的此类器物中之最早者；镜匣亦为出土平脱器中之最精美者，现分别介绍于后。
按镜匣与铜镜同时出土，部位在棺内靠东北隅地方(棺为正南向)，出土时镜置于匣上。
银质花纹饰片保存良好，其下尚带有朱漆纹及朽木痕，故可据之作较准确的复原。
镜匣系一银平脱朱漆盒，27.5厘米正方。
此系根据完整的银平脱帖白(镶边)转角的长短测定的，故十分准确。
其高度因木胎全朽，仅能根据各银镶边的宽度(每道镶边宽1厘米，共四道)和其上平脱银花的宽度(盖上者宽1厘米，盒上者宽2.4厘米)，推定为8.5厘米，也可能稍高为9厘米，但过此则不能相称了。
木胎的厚度，可能为1厘米，或稍薄。
盖、盒的合口用子母口式，因盒上的子口在揭开后显露于外，故其上仍镶 形银扣，一方面可增强其力量，同时亦显得美观。
盖面饰以方形团花，约23厘米见方。
团花以丽春花纹为地，中刻双狮戏球(图三五)。
周郭用四侧的银镶边卷转约3毫米作边。
盖的四侧两银镶边之间，嵌条枝花纹一道。
盒身较高，两道银镶边之间嵌约2.5厘米宽的丽春花纹一条。
图案的结构以花、叶为中心，两边各镂瑞雀一。
此镜匣是墓内发现的最精美的银平脱漆器之一，其木胎部分虽已全腐，但银饰部分尚保存完整，可以由之复原。
其设计及雕镂均臻上乘，系一极成功的作品。
按平脱之器，创始于唐，唐和宋初的记载中曾屡言之，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1)说：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赍天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筯，金银平脱隔馄纯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银平脱食台盘……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说：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椀。
平脱器花唐代为极贵重之器，故皆特记之，此种情况于《通鉴》所记为尤明显，《通鉴》(卷216)唐纪天宝十载：上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在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系列惊人的文物和遗迹。
这些宝贵的发现重新揭示了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
本文将深入探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的影响。
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首次被发现。
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玺印等文物，以及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墓葬。
这些考古成果向人们揭示了古代蜀国的繁荣与发展。
二、三星堆遗址的宏伟建筑三星堆遗址内有一座巨大的宫殿遗址，它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其他文化中心的宫殿。
宫殿内部陈设着各种华丽的饰品和器物，如金制品、象牙雕刻品和玉器等。
这些珍贵的文物给我们展示了古代蜀国的豪华与奢侈。
三、古代蜀国的王权象征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中，玉制的王权象征物尤为引人注目。
这些玉器包括玉皇冠、玉坠和玉印等，被认为是古代蜀国国王权力的象征。
这些玉制品的精美程度和制作工艺显示了古代蜀国国王的高尚地位和权威力量。
四、古代蜀国的统治体系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考古学家们推断出古代蜀国的统治体系可能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
在宫殿内部发现的大量文物表明，古代蜀国国王可能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而其他职位如官员和祭祀等，可能是由国王委任或授权的。
五、王权与社会阶层在三星堆遗址的墓葬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牺牲品和奴隶陪葬现象。
这些发现表明，古代蜀国的社会阶层非常严格，国王及其贵族阶层处于社会的顶层，而普通人民则处于底层。
王权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起到了一种控制和约束的作用。
六、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影响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蜀国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外地的文物，如商代的青铜器和西周的玉器等，这表明蜀国与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贸易和交流。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深刻地揭示了古代蜀国的王权与统治体系。
成都永陵地宫中道教观念的体现
成都永陵地宫中道教观念的体现前蜀王建墓，史称永陵，于1940年成都西北郊修建防空洞时发现，1942年至1943年由冯汉骥带领考古小组对其进行科学考古发掘。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对墓葬发掘时的情况有详尽清晰的描述，并对其中的现象加以考证。
永陵地宫中的石刻主要集中在棺床和棺床两侧、后室石床和王建石雕像。
王建的棺床石刻精美，东、西、南三面皆有龙纹和乐伎的雕刻，南面的四个壼门分别刻有两名乐伎和两名舞伎，壼们之间雕有鸾凤，东、西面各有十个壼门，內刻乐伎，壼们之间刻莲花，北面壼门内外皆刻莲花纹。
棺床上雕刻的人物均为女性，共24人，所以也将这一组表现宫廷乐舞的人物称为二十四伎乐。
冯汉骥先生结合诸多史料文献对其中出现的乐器也做了考证和说明，二十四伎乐中乐器种类丰富，反映当时宫廷乐舞场景。
地宫的设置实际上是帝王生前享受乐舞的情景再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非常明显。
虽然，在地宫中有莲花纹，棺床为须弥座式，但是整个地宫的设置仍是生的主题，与佛教母题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
这样从生前到死后的情景转移的原因是人对长生的向往，而长生的愿望在许多道教活动中有所体现。
而二十四伎乐的石刻功用也类似于具有陪伴和娱乐功能的俑。
在棺床东、西两侧各有六尊半身圆雕神像，称为十二神。
从十二神的表情来看，皆圆目怒睁，双手放于棺床下呈托举状，似奋力抬棺，又有威慑作用。
十二神的造型各异，虽被神化，却能从表情和面部特征对应到现实的人，所佩戴的冠和胄也为现实中的模版，实为人本的观念，而人本是道家的重要体现。
报告中指出十二神的设立应出自道教的十二神，而陵寝中设置十二神始于唐或五代，因十二神将主在驱凶避邪。
而且冯先生认为十二神的位置应对应其方位并根据《大唐六典》和《五经总要后集》中的描述试将其排序，也符合隋六壬式盘的上十二神的顺序。
我认为报告中实物与文献对应相当清晰，可信度极高，也便于求证，后来关于永陵地宫棺床两侧“十二神”的身份的各种其他猜测都不及本报告中证据充分。
明蜀王陵墓葬群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明蜀王陵墓葬群保护的实践与探索作者：汤红豆来源：《收藏与投资》2023年第12期摘要：成都明蜀王陵墓葬群是明蜀藩王家族的陵墓群，199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墓葬数量多、位置较分散的特点。
明蜀王陵墓葬群保护方式以明蜀王陵博物馆为主线，博物馆成为保护、展示主体。
已发掘陵墓迁移、原地保护及发掘后回填是明蜀王陵墓葬群保护的支线方式。
其中，明蜀王陵博物馆建成后，一度寻求文旅融合发展，后因城市化建设陷入困境，近年来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中获得新生。
作为位于城市内部的大遗址，明蜀王陵墓葬群的保护路径对国内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蜀王陵；墓葬群；明蜀王陵博物馆；大遗址保护（一）明蜀王陵墓葬群的发现明蜀王陵墓群为明代历任蜀藩王、王妃及世子墓葬。
明王朝统治276年间，蜀地共有13位藩王[1]。
1996年，明蜀王陵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僖王陵、昭王陵、僖王赵妃墓、成王陵、成王次妃墓、僖王继妃墓、黔江悼怀王陵、草皇坟蜀王陵（怀王陵）、惠王陵（廖家湾皇坟）、半边坟郡王及朱悦燫墓在内共11座陵墓。
明蜀王陵墓葬群是明一代蜀地宗室活动的产物，已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墓葬时代序列较完整，绝大多数明蜀王陵墓里出土有准确纪年和记录墓主身份的墓志。
1970年，金牛区凤凰山因工程施工发现墓葬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据出土的墓志材料认定该墓为悼庄世子朱悦燫墓。
1978年，位于十陵街道大梁村的赵妃墓被发现，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979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组因城市基建而发掘蜀僖王陵。
总体而言，明蜀王陵墓因城市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见天日，均为抢救性发掘。
（二）明蜀王陵墓葬群的空间分布1996年，在进行第四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认定时，明蜀王陵墓葬群仅僖王陵、昭王陵和赵妃墓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其余七座墓葬由地方志材料结合考古调查确定。
其余墓葬的位置仅通过地面探查结合文献记载原因确定。
王建建蜀（908年）
王建建蜀（908年）王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国王，庙号高祖，字光图，许州舞阳人。
前蜀高祖王建小时候是乡里的无赖，竟敢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后来被官府抓住，关进了监狱。
监狱的狱卒认为他长得相貌奇伟，将来一定能成大事，所以就偷偷把他放走了。
王建跑到武当山避难，结实了山上的一个道人。
道人给他卜了一卦，认为他去从军，可有飞黄腾达之日，所以王建就听信了他的话，到忠武军投效。
当时，正值黄巢起义。
起义军攻陷长安，唐僖宗仓皇逃亡四川。
忠武军监军杨复光摔八千人迎击，将黄巢击退。
他将这支队伍分成八部，而王建就是其中一部的首领。
因为救驾有功，王建等人很快就得到了升迁，他被封为神策军的将领。
但是没过多久，王建又被排挤出朝。
他想去投奔成都，却被成都太守的弟弟陈敬瑄拒绝。
王建索性攻下阆中，在那里招兵买马，开始图谋四川。
经过几年的征战，他终于攻下了蜀中之地，并把那里作为根据地。
公元907年，朱温篡夺唐昭宗的帝位，改国号为后梁。
因为王建屡次受唐朝的恩惠，所以并不承认后梁的合法性，他用檄文昭告天下，呼吁天下各反证的诸侯一起反抗朱温。
他又联络晋王李克用，要和他一起攻打后梁。
尽管他很努力地联络诸侯，但是从者甚少。
于是在公元908年，王建在成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前蜀。
在他统治期间，任用已经灭亡的唐朝旧臣，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时的后梁朱温，并不敢轻易地向蜀国用兵。
但是到了晚年，由于他任用宦官，导致宫廷矛盾日益激烈。
公元918年六月，前蜀高祖王建病逝，死后葬于永陵。
王建是五代十国时期在四川一代的割据势力，前蜀的高祖，公元967年去世，死后被葬于永陵。
前蜀王建墓永陵成都市城区的金牛区主干道永陵路。
永陵的规模较大，是当时所罕见的。
直径达到近80米，高度15米，永陵地宫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
三个墓室全长23.4米，宽6.1米，高6.4米，三个墓室分别用木门作为隔离，不过如今原木门早已腐烂，但原本在木门上的装饰是铜器，表面镀金，所以还在。
乱坟下的陵墓 前蜀国王王建永陵之谜
乱坟下的陵墓前蜀国王王建永陵之谜乱坟下的陵墓前蜀国王王建永陵之谜在一座荒凉无主的乱葬坟下，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
地面建筑虽已无存，但墓室却十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墓中的大量文物，可以使我们领略五代时蜀地罕见的艺术宝藏，也可以猜测当年成都的豪华与富丽。
前蜀皇帝建的永陵唐末藩镇割据，唐王朝分崩离析。
黄巢义军攻打到长安时，王建随唐僖宗逃到四川。
因保驾有功，升任利州刺史。
后攻占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
王建病殁，葬成都西郊永陵。
之后子王衍即位，925年为后唐所灭。
前蜀国王王建的陵墓在古代的诗句中一直有人提到，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说：“穿残已叹金凫尽，缺落空余石马双。
攫饭饥鸟占寺鼓，避人飞鼠上经幢。
”在这首诗的小序中，陆游提到：“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尤当时物。
”可见南宋时期王建陵仍具有相当规模，时人都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不过当时陵墓开始出现破落，墓前的石马石人缺损严重。
宋朝以后，历史烟云消散殆尽，已没有人记得王建墓的准确方位了。
多少年来，成都西郊三洞桥边一个直径80余米、高约15米的圆形乱土堆下，谁也不知道竟是个皇帝的陵墓。
历来人们对它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土堆是汉代司马相如的琴台，因而叫抚琴台；有人认为是三国时诸葛亮弹琴处；有人认为这里其实是一座荒凉的无主坟。
可悲的是地底下的王建，想当初在东西两川建国称帝十多年，神气一时，几代以后却连葬身之地也无人知晓。
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事的需要，在成都西郊开挖防空洞。
1942年，挖掘至此的工人们发现了地底下竟然有整齐的砖砌体。
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等闻讯前来考察，证实这座陵墓就是王建的永陵。
当初永陵是有宏大地面建筑的，陵园神道两旁置石幢、石人、石马等，但早已荡然无存。
宋人曾记载，当年陵墓的陵佛宫内壁画有百面之多，宋代大中祥符年间，益州知州凌策奏请拆迁陵园及陵庙建筑，修建道观玉局观而颓废，今仅存石文吏俑一躯。
永陵出土的王建像永陵与之前的帝陵不同，并未深埋地下，而是从地面浅处修筑。
成都王建墓地宫石质文物盐分破坏机理及保护对策
盐结晶的形成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会消耗石材 中的某些矿物质，使石材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
艺术价值
盐害影响石质文物的外观，使雕刻图案和色彩受 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降低文物的艺术价值。
04
保护对策与建议
物理保护方法
清洗去除盐分
通过物理清洗方法，如水洗、机械去除等，去除石质文物表面的 盐分沉积。
加固支撑
研究意义
通过本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石质文物的盐分破坏机理，为 文物的长期保存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本研究可以为石质文 物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文物保护领域的发展。
02
盐分对石质文物的破坏机理
盐分的来源与分布
01
02
03
土壤盐分
石质文物长期暴露在土壤 中，土壤中的盐分通过毛 细作用向上迁移，在石质 文物表面沉积。
对博物馆或展厅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控 制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等环境因素 ，确保石质文物处于适宜的保存环境中。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定期检查与评估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石质文物 盐分破坏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定期对石质文物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 现和处理盐分破坏问题，防止文物的进一 步损坏。
03
成都王建墓地宫石质文物的现 状
文物保存现状
石质文物表面状况
成都王建墓地宫的石质文物表面 存在风化、裂纹、剥落等现象。
盐害程度
石质文物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盐结 晶，部分区域盐害严重，导致石质 文物结构疏松。
保存环境
墓地宫内的温湿度波动较大，空气 流通不畅，不利于文物的长期保存 。
盐害情况分析
盐害来源
水分蒸发
水分在石质文物表面蒸发 时，会将盐分留在文物表 面，日积月累形成盐分沉 积。
前蜀王建墓（永陵）成都永陵博物馆
前蜀王建墓（永陵）成都永陵博物馆永陵就在成都市内西部永陵路上，紧靠一环内西南角，是一个不大的城市遗址公园，现在改成成都永陵博物馆。
道路四通八达，永陵博物馆就修建在好几条路的中心交叉地带上。
正门修建在向南侧一方，在紧靠路边建仿古单沿三重顶门楼一座，红门碧瓦。
倒也合乎帝陵规制。
在门口两侧设有清式石狮两尊，虽然不论不类的，但是到也大方得体，必定这里已经是个群众休闲和文物保护于一体的半开放保护区了。
成都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之前蜀王建的陵墓，前蜀；由王建所建，历二主，共十八年建都：成都，也是一个小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分量不大，唯一说于其他帝陵不同的是修建在地面上，这和成都地下水高有直接原因，主要还是为了仿水考虑的，永陵是民国（1942——1943年）中央研究院考古挖掘的，到建国以后永陵基本就剩下一个土堆而已，在当地相传是汉抚琴台所在地， 1961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步对外开放。
过门楼进去就是永陵，现在对外售门票每位20元，比早期我来还要便宜一点，进门两侧对立有石马对，獬豸对，文武大臣两对，都是根据71年在墓旁挖出的石人复制而成，但是明显复制的石人缺乏根据，并且石马和獬豸摆放的位置不对，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必定前蜀立国也就18年，根本形成不了自己的文化，就是有自己的内在文化也因为时间短等原因现在根本无法考证，所以这些石刻就经过唐朝石刻作为范本，以五代石刻风格复制出了这批石像生来。
作为陵墓的补充。
神道尽头就是封土，面南挖开墓道，可以直接进入参观，目前墓室已经修建一新，对文物保护要比早期好的多。
保安也能积极认真负责，所有文物都安装了玻璃隔离。
包括地面也都铺设了地板栈道，这里我对墓道不再过多啰嗦。
具体请看博文成都永陵；/s/blog_b3cf2c370102uypi.html 这里要说下。
永陵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帝陵，在中国却是有着很多第一，中国第一个考古挖掘的皇帝陵墓。
中国唯一的地上皇帝陵墓，中国第一个有记载和确定的真身皇帝坐像的陵墓，虽然陵墓早就被盗一空。
[名词解释] 前蜀王建墓
![[名词解释] 前蜀王建墓](https://img.taocdn.com/s3/m/161485b7f80f76c66137ee06eff9aef8951e4854.png)
前蜀王建墓又称永陵，位于中国成都市城区的金牛区主干道永陵路，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
该墓葬于公元967年，王建死后被葬于此。
该墓规模较大，直径达到近80米，高度15米，地宫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
其中，三个墓室全长23.4米，宽6.1米，高6.4米，分别用木门作为隔离，但原木门早已腐烂，现在看到的木门是根据原样重新制作安装的。
在中间的墓室里，放有前蜀高祖王建的棺椁，在后室中，是一尊王建的石刻像，此为红砂石圆雕坐像，高约86厘米。
该墓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但这些随葬品为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
此外，关于该墓葬还有一句著名的诗句：“三千年陵谷变迁，唯永陵巍然独存。
”。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浅析
浅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摘要：王建墓位于成都市一环路永陵路，为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
墓室现已发掘开放，中室置棺椁，伴有12位英武雄壮的扶棺力士雕像，棺床侧面刻有24幅乐伎像，手持各种民族的乐器，这些乐伎像是研究隋唐五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物，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
关键词：简介乐伎比较王建墓陵台呈圆形，高15米，直径约80米，基部周围用条石垒砌，占地面积6.8亩。
陵台外有砖基3道，似为陵垣遗迹，正南砖基之间建包砖夯土墩1对。
墓室南向，无墓道，为红砂石建筑，全长23.4米，由14道券拱构成，分前、中、后3室，每室间有木门间隔。
前室相当于羡道,在第3道券额上残存有填红、绿二色彩绘,绘宝相花纹，中室为主室，系放置棺椁之所，棺床为须弥座式，两侧列置十二力士半身雕像，神态沉着勇猛，作扶抬棺床之状。
棺床东、西、南三面浮雕24名乐伎，其中舞者2人，奏乐者22人，姿态各别，表情互异，操着琵琶、拍板、筚篥、笙、箫、笛、鼓、吹叶等，弹、击、拍、吹各种乐器凡20种23件,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
乐器组合属燕乐。
乐伎四周及棺床北面饰龙、凤、云纹、花卉等图案。
墓后室设御床，上置王建石雕像。
雕像头戴折上巾，着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与史籍记载王建像貌相符。
此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有玉大带、哀册、谥宝、银钵、银盒、银兽、银颐托、漆胎银碟以及陶瓷器、铁牛、铁猪等20余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墓冢、墓室、墓门进行维修，并新建墓前室前一段券拱以及大门、围墙、文物陈列室，扩展陵园范围。
1978年7月，设立成都市王建墓文物保管所。
王建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之间有木门间隔。
王建的棺木置于中室棺床上。
棺床的东、西、南三面石壁上刻有乐伎24人，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箜篌等乐器，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是目前全国发掘出唯一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建制、音乐史、乐器史等都有很高价值。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摘要：王建墓位于成都市一环路永陵路，为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
墓室现已发掘开放，中室置棺椁，伴有12位英武雄壮的扶棺力士雕像，棺床侧面刻有24幅乐伎像，手持各种民族的乐器，这些乐伎像是研究隋唐五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物，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
关键词：简介乐伎比较
王建墓陵台呈圆形，高15米，直径约80米，基部周围用条石垒砌，占地面积6.8亩。
陵台外有砖基3道，似为陵垣遗迹，正南砖基之间建包砖夯土墩1对。
墓室南向，无墓道，为红砂石建筑，全长23.4米，由14道券拱构成，分前、中、后3室，每室间有木门间隔。
前室相当于羡道,在第3道券额上残存有填红、绿二色彩绘,绘宝相花纹，中室为主室，系放置棺椁之所，棺床为须弥座式，两侧列置十二力士半身雕像，神态沉着勇猛，作扶抬棺床之状。
棺床东、西、南三面浮雕24名乐伎，其中舞者2人，奏乐者22人，姿态各别，表情互异，操着琵琶、拍板、筚篥、笙、箫、笛、鼓、吹叶等，弹、击、拍、吹各种乐器凡20种23件,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
乐器组合属燕乐。
乐伎四周及棺床北面饰龙、凤、云纹、花卉等图案。
墓后室设御床，上置王建石雕像。
雕像头戴折上巾，着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与史籍记载王建像貌相符。
此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有玉大带、哀册、谥宝、银钵、银盒、银兽、银颐托、漆胎银碟以及陶瓷器、铁牛、铁猪等20余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多次
拨款对墓冢、墓室、墓门进行维修，并新建墓前室前一段券拱以及大门、围墙、文物陈列室，扩展陵园范围。
1978年7月，设立成都市王建墓文物保管所。
王建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之间有木门间隔。
王建的棺木置于中室棺床上。
棺床的东、西、南三面石壁上刻有乐伎24人，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箜篌等乐器，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是目前全国发掘出唯一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建制、音乐史、乐器史等都有很高价值。
后室的御床上安放有一尊石刻王建坐像。
造像头戴幞头，身着帝王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
王建墓虽被盗过，但墓室内仍出土有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
这些文物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王建墓中发现有伎乐雕刻，伎乐全部刻于棺床南（即正面），东，西三面的台门中，每一台门长约46厘米，高约28厘米，故人物的高度在24--25厘米之间。
计南面四人，东，西两面各十人。
其中舞者二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均为女伎。
此一群雕刻，不只在艺术上表现出极高的水平，而且是一部极完整的和乐器众多的音乐队，是考察唐五代时期音乐和乐队组织的极重要的资料。
全部乐器共计琵琶一，竖箜篌一，筝一，笛一，笙一，箫一，正鼓一，和鼓一，毛员鼓一，齐鼓一，答腊鼓一，兆牢一，铜柭一，吹叶一，贝一，拍板二，共乐器二十三件，二十种，鼓的种类最多，计八种九件。
从这部乐器的性质
看，它无疑的是属于燕乐系统的，特别是华乐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也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
乐器中的琵琶，竖箜篌，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铜柭，贝等都是和唐代龟兹部中的乐器相同的。
另外，笛，箫，笙既是清乐部的乐器，也是龟兹乐部中的乐器。
至于筝，葉当然是清乐系统中的乐器。
以乐器的数量论，龟兹系统的乐器占了绝对多数，清乐系统仅占少数。
乐伎在雕刻中排列的位置，也绝不是偶然的。
琵琶为众乐之首，故排在最前面的东首，而奏琵琶伎的装束，亦略异于其他各伎，想其中或有等级之分，或者是这一音乐队的领队。
这是与唐代燕乐的性质相合的，因燕乐是“以琵琶为首而众乐随之”的。
在装束上与奏琵琶伎相同的，惟有正面西首的奏拍板伎。
奏拍板者有二，似以此为主。
拍板为节乐之器，在乐队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故亦列在最前面。
这一音声队整个乐器的组合，与隋，唐时的西凉乐和张文收所造的燕乐的乐器组合，又大为不同。
以意度之，它或者是玄宗时以“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后所发展的一种乐队，它既不完全是胡部新声（燕乐），也不完全是法曲（清乐），而是二者的混合。
所以，这一部音乐队乐器的组合，对于研究唐代音乐后期的发展史，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宋元明考古》中，以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发展变化为主线，结合其他墓类，也可看出中原北方地区宋墓从繁到简，从唐代那种颇具程式化的装饰向宋代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线索。
大体可以将中原北方宋墓分为三期：第一期，北宋开国到仁宗天圣年以前（公元960--1022年），
发现的材料很少。
在陕西发现了使用土洞墓室的品官墓。
未见有华丽壁面装饰的平民墓，只有一些随葬较高级器物的土洞墓和小型长方形壁面无装饰的砖室墓以及使用仿木构砖室墓的品官墓。
第二期，仁宗天圣元年到哲宗元佑元年以前（公元1023--1085年），开始在平民使用的小型砖室墓中做出仿木斗拱。
砖室墓均为方形或圆形，斗拱都比较简单，主要是一斗三升托替木式或把头绞项造，有少量斗口跳式。
壁面装饰比较简单，绝大多数仅表现家具和用具，神宗后期开始出现少量墓主人夫妇对坐、伎乐、出行和家具场面。
砖雕比较简单，大型场面多用彩画表现。
假门窗绝大部分是板门、直棂窗和破子棂窗。
第三期，元佑元年到北宋末（公元1086--1127），仿木构砖室墓大量出现，多角形墓和方形多角顶墓占了统治地位，壁面装饰变得极为华丽，仿木斗拱变得复杂，出现了四铺作，五铺作重拱斗拱。
墓主人夫妇对坐、伎乐、杂剧、升仙、礼佛，孝行图和备宴、梳妆、书写等各种场景的装饰十分流行，假门窗多为复杂的格子门和棂花窗。
平民使用的石棺墓也多出现在这一期。
徽宗朝开始在各地发现漏泽园墓。
在仿木构砖室墓中，常常用一个壁面表示伎乐，北宋后期十分流行。
这种伎乐场面人数不一，少者五六人，多者十余人。
完整的场面由一、二名舞人和一组奏乐人组成，舞人当即[梦粱录]中所记的“舞旋色”，乐器有横笛、笙、箫、排箫、拍板、大鼓、腰鼓、琵琶，通常以为中心，乐器的组合并无一定之规，但横笛、拍板、腰鼓是必不可少的，单种乐器在乐队中的数量也有多寡。
据考证，这种组合与[辽史●乐志]中关于“散乐”的记载相符合。
《辽史》中明确记载辽地的
优伶官是后晋时从中原掠来，“辽之散乐，盖由此矣”。
因此，《辽史》所记应与中原情况相同。
表演的形式应是大曲。
其曲式包括“散序”、“歌”、“破”。
在宋墓中，这几个程序基本都有反映，表明这种散乐在民间十分流行。
宋代不仅有官方的教坊四部，还有地方政府应役性的“衙前乐人”，民间豪富也常常私蓄乐队，更有民间的卖唱团队。
[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记载：“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
这些民间乐队也会时常参加民间的婚丧典礼。
在墓葬中出现伎乐场面，唐代即已开始，宋金元时期则在平民墓葬中大大流行，标示着这种演乐从宫廷正规的丧礼中转而被民间广泛吸收，使为了达成“乐丧”和“愉尸”。
伎乐不仅在丧礼中使用，也被装饰在墓内壁面，且大多出现在墓主人夫妇对坐题材的对壁，似与前述“永为供养”的目的有所联系。
考虑到这种场景并不是每墓必见，也不占主流，因此“应是根据墓主人生前习俗而定”有直接关系。
这正体现了王建墓尊重了当时的习俗，在墓室中雕刻伎乐。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详细介绍了其地理环境、陵台的外形及建筑、墓室的建筑、木门、前室、中室、棺椁、棺中随葬器物、中室内其它出土物、后室、玉册等情况，而《邛崃县北宋墓清理简报》则只是粗略的介绍了墓葬形制、随葬品等，《郫县崇兴乡南宋墓》同样只是粗略的介绍了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虽然后两者均发表于前者之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实践更加完善，但是受文物本身重要程度、报告编写者知识水平、发掘细致程度等的影响，造成了报告完整程度的不同。
参考资料：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宋元明考古》秦大树文物出版社2007.4
《邛崃县北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5.3
《郫县崇兴乡南宋墓》四川文物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