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杜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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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时代背景 (1)
二、家庭出身 (2)
三、年龄方面 (3)
四、感情方面 (4)
五、情欲、性欲方面 (4)
六、叛逆性格方面 (5)
参考文献 (7)
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比较
摘要: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专制的优秀剧作,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两朵奇葩,里面着重刻画的两位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深深的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中国古代戏曲家用生命点燃的人物形象,她们精美隽永,温婉可人。由于时代与所处环境等的不同,她们的形象也有其各自特点。本文分别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性欲和叛逆性格六个方面对她们的形象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性欲;叛逆性格
崔莺莺和杜丽娘是我国古代戏曲文苑里的两朵奇葩。她们生于官宦人家,年轻貌美,才华横溢;她们又是同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叛逆女性形象:由于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各异。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可以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同时,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促使当时和后来的更多的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也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在现今的学术领域中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研究多是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和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析,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清晰和鲜明,但是更多的是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个性特点和性欲情欲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去体现“人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主题,奏响了响彻云霄的反封建礼教的赞歌。今天,我们进一步比较和分析她们叛逆爱情的异同,发展和传递的关系,对我们认识古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有所助益。本文拟从崔莺莺和杜丽娘的生活环境和个性特点对她们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分别从她们的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和性欲方面、叛逆性格方面对她们的形象进行探究。
一、时代背景
元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源出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北宋赵令峙改写为鼓子词,金董解元改名为《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编写成剧本,成为
千古名剧。剧中那“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千百年来人们对爱情的最美好的祝愿,比《西厢记》诸宫调的思想更深刻,意义更深远。
笔者认为,崔莺莺生活在唐代,当时的门户等级观念相当严重,民族压迫严重,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元代产生了断裂,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个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从而导致了元代信仰的多元化,产生了“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的说法,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为莺莺叛逆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而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则是以明代《燕居笔记》中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为蓝本,虽言宋代之事,影射的却是明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剧中的杜丽娘的形象,正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是时代的缩影,肯定和歌颂人的生命的欲望和感情追求,抨击了当时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当时的明王朝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以束缚和愚弄广大的妇女,推崇王学左派的学说:“格物致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们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反对男尊女卑,认为人欲就是天性,强调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正是由于“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才刻画出了杜丽娘这一光辉的形象。杜丽娘要求“人性复归”,大胆的喊出了“阳阴配合之正理”的口号,有力的批判了明朝的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强调“人欲”,“以鲜明的至情观标举起反理学的旗帜” ,所以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杜丽娘比崔莺莺的反抗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更为坚强,对爱情,对性欲的渴望更强烈。
二、家庭出身
她俩的出身大致相同,皆为大家闺秀、名门淑媛,知书达礼,温顺动人。她们都受封建教育,在爱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反抗性格。崔莺莺是相国小姐,杜丽娘是太守的千金,在这样的官府门第里,她们受到的是封建礼制的教育,其爱情受到封建家长的百般阻挠。
崔莺莺父亲已死,崔夫人“治家严肃”,为了不使“女孩子折了气分”,又派了个红娘“行监坐守”,为了“门当户对”不招“白衣女婿”,企图赖掉已答应的婚事,苛刻的要求只有张生考上状元方肯将女儿婚配,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与尽力做好一位称职的母亲,以图阻止女儿的自由爱情。
杜丽娘年虽及笄,但未论婚配,父亲杜宝对其管教极严。她未越闺房一步,就连家中有个花园也不晓得,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杜宝请了个六十岁还“从
不晓得伤个春”的迂腐老儒生陈最良来教授“后妃之德”。后来柳梦梅中了状元,杜宝还不肯承认这桩婚姻,不认女婿,认为男女之情是“妖孽”之事,“必须奏闻灭除”。
笔者认为,崔莺莺与杜丽娘在追求自己的爱情中,那抗争与叛逆的思想深处,仍是以一个封建体制中名门闺秀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她们绝不是戴不凡先生所说的“离经叛道的反封建形象”,那样的话,崔莺莺便不会一次又一次地使“假意儿”、“乖性儿”、“闹简”、“赖简”,把张生折腾得生不如死;杜丽娘也不会郁郁寡欢、因梦而死,还魂后又拼命地为自己的婚姻寻求合法化的外衣。尽管内心的反抗情绪多么高涨,内心仍是极力地压制这一情绪,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大家闺秀的矜持与体面。这是时代带给她们的局限性,也是她们形象的相似点。
三、年龄方面
从作者描写的年代来看,当时的崔莺莺十九岁,而杜丽娘才十六岁,正因为三岁之差,使崔莺莺和杜丽娘二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十五六岁便有了性的萌动,而且比较强烈。崔莺莺正是少女怀春的美好阶段,而小她三岁的杜丽娘情窦初开。对于女孩子此时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父母应该给予关心和注意,在《牡丹亭》中,杜宝对女儿要求严格,管束严厉,俨然一个封建卫道者形象,在杜宝看来女儿的一切行为变化要合乎“天理”,符合封建规范。正是这样的严格管教,才使杜丽娘走出闺房,到后花园踏春,触景生情,由情而梦,由梦而死。正如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所认为的:“每个梦都是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在摆脱了人世间的束缚之后,她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更为大胆和执着,她的“欲”也是在一种冲动下发生的,这也是她年龄到了这个阶段的生理上的一种必然。
笔者认为,比杜丽娘大三岁的崔莺莺则显得矜持和含蓄,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比杜丽娘要成熟,也渴求情和欲,但她能克制自己,“发乎情,止乎礼”,虽然喜欢张生,但表面上不表现出来,所以她的内心是复杂和矛盾的,是曲折的,她渴求爱情,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私下与张生诗书相约,私下与张生定亲,敢于爱,是有理智的,而不象杜丽娘是在性本能的冲动下进行的,十六岁和十九岁是个年龄相仿的阶段,是少女怀春的激情岁月,她们都渴望爱情,渴望情欲,想要拥有并得到自由理想的情爱,但年龄之差又决定了她们在追求情爱道路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