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接受理论视觉下职业称谓的翻译

读者接受理论视觉下职业称谓的翻译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儿童。因为读者的限定，作品原文乃至译文都很重视读者体验。一般来说，儿童文学具备以下特点：情节生动、描述形象、文字浅显易懂。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时对词汇的处理应当引起重视，不能简单地从成人读者视觉进行翻译。本文试图从读者接受角度通过对比不同译本中职业称谓名词的翻译，试图从中找到更合适的翻译方法。

《窓際のトットちゃん》及其译本

《窓ぎわのトットちゃん》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黑柳彻子，日本著名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代表大使。自1981年出版后，在日本乃至全球都引起了极大反响。截至2001年，日文版累计销量达938万册，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本书。

首版中文译本出现在1983年，译名为《窗边的小姑娘》，朱濂翻译，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销量平平，未引起较大反响。直到2003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赵玉皎翻译的《窗边的小豆豆》发行后，这本儿童文学才广为人知。这本作品现在已成为少年儿童的必读书目之一，小豆豆的故事影响着一代代中国儿童。

读者接受理论

读者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1967年提出的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强调读者的地位，认为读者的接受对作品意义的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使文学研究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读者接受理论认为，在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对作品进行预先估计和期盼，这种先在的理解和期盼就是所谓“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在阅读过程中表现为读者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只有符合读者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进而达到“视野融合”。现在这种理论常被运用到翻译研究，译者应照顾读者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儿童文学的读者相比其他文学作品的读者更具特殊性，因此我选择用这种理论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方法。

读者接受理论视觉下的职业称谓翻译

《窓際のトットちゃん》一书中多次出现了职业称谓，两个版本的译本中也做出来不同的翻译，在此就其中几例作对比。

十四章，小豆豆将钱包掉进厕所后有以下描述：

そこで、トットちゃんが、どうしたかって言うと、泣いたり、あきらめた

りはしなくって、すぐ、小使いの小父さん（今の用務員さん）の物置に走っていった。

朱译：你猜，这时冬冬怎么了呢？她没有哭鼻子，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立即朝勤杂工叔叔（现在叫公务员叔叔）堆放杂物的小屋跑去了。

赵译：但是小豆豆没有哭闹“怎么会这样呢”，或者干脆放弃，不要那个钱包了，而是立刻跑到校工（即现在的学校里的勤杂工）叔叔放工具的库房里。

原文中“小使いの小父さん”是”小使い”和“小父さん”构成的名词短语，意为勤杂工叔叔，这是以往的称谓，所以作者在括号内加了“用務員さん”这个备注，由此可见，相比“小使い”，“用務員”更能被原文读者接受一些。朱译本中将前者称谓译作“勤杂工”，后者译作“公务员”，以现在读者角度来看，“勤杂工”没问题，而后者对于现在的读者而言，“公务员”一词更易联想到国家公务员，而非勤杂工人。赵译的“校工”、“勤杂工”意义准确，小朋友也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职業，相比朱译读者接受度更高。

二十四章，作者对小豆豆生活的时代有以下描述：

まだ東京でも、近くに池には、ザリガニがたくさんいて、大きい牛が、ゴミ屋さんの車を引っ張って歩いている頃の、ことだった。

朱译：冬冬度过的这第一个暑假的当时，附近的水池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蝲蛄，就连东京的垃圾车也还是由一头大牛拉着到处转呢！

赵译：当时，东京的好多池塘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小龙虾，垃圾车还是由大牛拉着运送的。小豆豆他们的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年代里。

上文中出现了“ゴミ屋さん”一词，“ゴミ”意为“垃圾”，“ゴミ屋さん”即“处理垃圾的人”。在上述两个译文中，都将“ゴミ屋さんの車”翻译为垃圾车，没有直接翻译这个职业，相比收垃圾的人的车更简单易懂。通过省略职业这种处理方式，读者更准确接收到了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两位译者的处理都非常恰当。

三十二章，运动会，作者有以下描述：

それは、この前、トットちゃん達の授業が終わったあと、校長先生がお幼稚園の保母さん達に、校庭で……それがトットちゃんの目を引いたのだった。

朱译：那是因为前几天冬冬她们下课后，看到校长正在校园里给幼儿园的保育员们讲旋律教育课……这引起了冬冬的注意。

赵译：这是因为，有一次小豆豆他们下课之后，看到校长先生在校园里教幼儿园的老师们做韵律操……小豆豆就记住了。

原文中的“保母さん”意为“保育所·養護施設（現在の児童養護施設）などの児童福祉施設で、児童の保育にあたる女子職員の俗称”，即在幼儿园等儿童福利机构内负责照顾儿童生活的女职员。两个译文采都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两种译法也都体现了原文中“保母さん”的职责，但中文中已有与原文词汇意义相近的“保育员”一词，儿童读者也能区分保育员与老师，因此从读者接受角度看，“保育员”一词要合适一些。

四十四章，畠の先生，文中出现了以下称谓：

「ねえ、先生って、いつも、あそこの川のそばの畠にいる、お百姓さんじゃないの？」トットちゃんは、すっかり、うれしくなって、いった。

朱译：“老师，您就是经常在河边那块地里的农民伯伯吧？”冬冬非常高兴地这样问道。

赵译：“哎，老师，你是不是总在那条河旁边的旱田里？你是种庄稼的吧？”小豆豆非常高兴地问。

原文中“お百姓さん”的意思是“農業で生きている人”，也就是中文中的农民、庄稼人、干农活儿的人。朱译本中直译为“农民伯伯”，以小朋友的口吻称呼对方，即准确又亲切；赵译用了种庄稼这个职业特点来指代对方，这种称呼方式也很常见，可从一个小朋友的嘴里说出来有些不太恰当。这本书相当一部分读者都是儿童，因此参考作品的场景内容和儿童的接受度，“农民伯伯”这一更亲密的译文更为恰当一些。

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职业称谓时，译者采用了直译、意译、省略的翻译方法。在翻译原文中文化中特有的称谓时，大都采用的直译的翻译方式；在对目的语已有词汇进行翻译时，大都采用了意译，直接使用译文对应词汇。在处理个别称谓名词词组时，采用了省略的翻译方式。在读者接受理论指导下，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处理文本时大都是从读者理解的角度出发。虽然这部作品是因为2003年赵译《窗前的小豆豆》出版而广为人知，但因朱译版的“接地气”，同样得到了大量读者的青睐。只有尊重读者体验的作品才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