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发展_读后感

《以自由看待发展》读书笔记第1章自由的视角

1．1不自由的形式

全世界无数的人在经受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如基本的生存自由，基本社会机会（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经济能力）获得权的缺乏，男女的不平等。此外，在很多国家的人民被系统的剥夺了政治自由和基本公民权利，并有人鼓吹这种剥夺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李光耀命题），将没有出现经济灾难时的政治自由压迫合理化，更有甚者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名义要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大量的实证表明，经济增长更多的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相容，缺乏经济保障与缺乏民主权利和法权自由相联系，例如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其实，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就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不需通过反映在经济上的作用来间接证明。

1．2过程与机会

这里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情况下享有的机会，对自由的实践上要同时关注到这两个层面。

1．3自由的两种作用

本书的分析中，人们“可行能力”通过公共政策而扩大且公众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居中心地位。个人自由的至关重要性有两个原因，分别与评价性和实效性有关。评价性分析来看，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实效性分析来看，自由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尤其关切到个人作为公众活动参与者的“主体（agency）地位”——即采取行动并带来变化的人。

1．4评价体系：收入与可行能力

在评价性层面上，这里采用的方法所集中注意的事实基础使其有别于更传统的实用伦理分析（“功利主义”聚焦于心理满足、“自由至上主义”贯注于自由权的程序）和经济政策分析（经济角度注意收入与财富的首要地位），采用聚焦于人们有理由享受的实质自由的事实起初。并不否定个人可行能力的剥夺通常与收入低下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恰恰由于它们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所以，避免被误导以至于认为考察后者就能够足够说明前者就显得颇为重要。从政策角度看，二者背离的情况常常比两者有限地结合的情况重要得多。因而，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之中。

1．5贫困与不平等

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不应仅仅是收入低下，很多隐藏在收入统计后的剥夺往往被轻视，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适用。1．6收入与死亡率

通过分地区（中国、印度克拉拉邦、美国白人、美国黑人）男（女）性生存率差异来反映，造成这种差别（人均收入与在生存下来进入高龄的能力上的差别）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安排和社群关系，诸如医疗服务覆盖面、公共保健、学校教育、法律和社会秩序、暴力的泛滥程度等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不能总用收入这一维来考虑可行能力。

1．7自由、可行能力与生活质量

聚焦于生活质量和实质性自由，这种思想与经济学专业创立之初就已包含的许多分析思路是一致的。确实，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人们拥有的享受良好生活的机会进行判断、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需要。很多经济学大师也认识到把收入作为工具看待，以及收入的作用随环境而变的重要性。在我们集中注意商品所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时，我们继承了经济学专业某些古老的遗产。

1．8市场与自由

市场与自由的关系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首先，通过任意制定限制而否定人们从事交易的机会，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一个源泉，表明无阻碍地进行交换和交易的自由的重要性。第二，市场通常增加收入和财富以及人们拥有的经济机会。当不允许人们通过所提供并支持的经济机会和有利的后果是，其结果就是一种剥夺。但市场体系的优点绝非仅仅在它以更高效率产生最终成果的能力，还要关注综合成果。联系到有关发展的文献，发现在许多经济类型中，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赫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体制，这是仅聚焦于最终成果的评价系统所不可能观察到的。1．9价值标准和评值过程

自由多种多样，在判断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时就需要确定不同种类自由的相对权数，以进行公开明晰的评值。个人自由就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个人对正义和正当概念的掌握，影响他们对所拥有的多种自由的应用，而这些概念也取决于社会联系。因此，评值时要对这种多重双向的联系必须敏感。

1．10传统、文化和民主

真正传统与自由的冲突是在以下两方面之间：（1）必须允许人民自由地决定那些传统是他们愿意服从的或不愿意服从的这样一个基本评价；（2）坚持人民必须服从已建立的传统。这种冲突需要通过参与来解决，保障由此受到影响的人民来参与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和什么是他们有理由接受的需要。

1．11结语

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目的，是需要有一个足够宽广的发展观，从而使评价性检视聚焦于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事物，特别是避免忽略极其重要的议题。

第2章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2．1自由的建构性和工具性自由

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建构性作用）和主要手段（工具性作用）。本章主要考察自由作为手段的实效性，实证事实即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而且一种自由可以大大促进另一种自由。

2．2工具性自由

本书特别的考察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

五种工具性自由的略评：

1）政治自由：指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

2）经济条件：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

3）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地生活的实质自由。

4）透明性保障：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

5）防护性保障：指提供社会安全网。

2．3相互联系及互补性

许多工具性自由的关联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它们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应该被充分地加以把握。“人的发展”（经常用来指教育、医疗保健和人类生活其他条件的扩展过程）通常被认为仅仅是只有富国才付得起的“奢侈品”，但东亚经济体在摆脱普遍贫困的束缚之前就实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普及，随后是医疗保健的大规模扩展，社会确实得到极大繁荣，彻底否定了上述那种隐含的偏见。

2．4不同层面的中国和印度对比

中国和印度在基础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投入上的差距，造成两国在转向市场化之后的社会准备水平（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上的巨大差距，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另外也必须注意，当发生社会危机和未曾预见的灾难时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公共活动的敏感程度，缺乏民主的损害显而易见。印度民主的保障力量使印度在独立之后从未有过饥荒，而中国曾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

2．5增长引发的社会安排

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引发怎样的社会安排。以人们普遍重视的寿命期望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性为例，将穷人的收入和公共卫生支出两个变量包括到统计分析中，再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另一因果性影响要素加进去，就几乎增加不了额外的解释能力。再对比两种迅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类型，分别称为“增长引发”和“扶持导致”的过程。前一过程通过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其成功取决于基础宽广的并且经济上广泛的增长过程，也取决于利用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去扩展有关的社会服务（如韩国、中国台湾）。后一过程通过精心策划的社会扶助计划项目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安排起作用（如斯里兰卡、改革前的中国、印度的克拉拉邦）。

2．6公共服务、低收入和相对成本

扶持导致这一过程的可行性依赖于相对成本（决定一个国家能负担什么的重要参数），即有关的社会服务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在贫穷——低工资——经济中是相对便宜的。这一过程增强了在贫穷经济中也应该大力发展这些社会安排，而不必等到先“富裕起来”的观点的说服力，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但是，扶持导致的成功还是比不上增长引发的成功，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繁荣和改善生活质量趋于同步前进，因此应进一步争取更广泛的成就。

2．7 20世纪英国死亡率的降低

单独考察英国本世纪中寿命期望值提高的时序模式很有意思，如20世纪英国人口寿命期望值的高速增长的期间恰好是人均GDP增长缓慢的期间，即为一战、二战期间。尽管在战争期间，英国的人均食品供给量显著下降，营养不足的情况却同时大为下降，严重营养不足的情况几乎完全消失，死亡率也迅速下降（战争伤亡除外）。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与战争期间社会分享程度的变化，以及对社会服务（包括营养补助和医疗保健）的公共支持的急剧提高，甚至“全国医疗健康服务”也在此战争年代诞生。这当然与英国在围困中的分享心理有关，它使激进的分配食品和医疗保健的公共安排成为可接受和行之有效的。

2．8民主与政治激励因素

在拥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体制内，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防止经济灾难的发生，这也是一种社会保障。